一、 《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作时

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系年问题，古今论者异议较少，一般将其系于杜甫为安史乱军所困，身陷长安之时。《杜工部草堂诗笺》《九家集注杜诗》《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等均持此说。其他如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等，亦将这组诗系于“陷贼”时。《钱注杜诗》虽未明言作于何时，而从其将这组诗录于陷贼时诸作之列，且于第四首（“灯影照无睡”）末标注“时西郊逆贼拒官军未已”，可以推知钱氏亦视其为陷贼时之作。今人在这组诗系年问题上也多持同样观点。如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陈贻焮《杜甫评传》、王士菁《杜诗今注》、金启华等《杜甫诗选析》、张志烈《杜诗全集》等。

对“陷贼时”说持异议的相对较少。其中主要有清初王嗣奭、黄生和稍后的施鸿保三人。王嗣奭在《杜臆》中说：“此诗非贼中作。观‘奉辞还杖策’与‘明朝在沃野’，当是公为拾遗，奉墨敕许还鄜州省视家室时作。‘那能总钳口’鉴于救房琯而帝怒故也……”黄生《杜诗说》反对系《大云寺赞公房》诗于“陷贼时”，认为“此（指第三首“灯影照无睡”）当是天宝六载，下第后复游东都，来就赞公话别之作，故结句云云。第四首‘泥污人’‘国多狗’显是讥切时相之语。旧编入陷贼诗中，考其语意殊不类”。施鸿保《读杜诗说》则认为这组诗“无一语及于乱”，不当系于陷贼时。近现代学者中也有不同意“陷贼”诗说的。如程千帆先生引《湘绮楼日记》光绪十五年己丑四月十一日记：“宿赞公房是罢官后作，仇注编之陷贼，其愦愦如此。”陈光汉认为这组诗非一时之作，前两首定为安史之乱前客居长安时作，三、四首为乾元元年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时作。吴鹭山认为这组诗“当是乾元元年杜甫在长安任左拾遗将出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一时期写的”。

王嗣奭、黄生和施鸿保等人对“陷贼时”说的否定，虽属人单势孤，却有启发性。如果我们不为所谓“自注”所限，对这组诗作认真梳理，不难看出“陷贼”时说不是无懈可击的；而王嗣奭、黄生和施鸿保等人的观点却值得重视。

综合古今持“陷贼时”说各家的观点，其依据除了所谓“自注”外，主要为诗中“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和“既未免羁绊”三句。如不为所谓“自注”所囿，就这组诗本身而作论，实难得出作于“陷贼时”的结论。

先看“既未免羁绊”。持“陷贼时”说者，往往引用“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侮以伪命”以释“未免受羁绊”。然而，此解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浦起龙虽然赞同“陷贼时”说，而其态度则颇为暧昧：“‘污人’‘多狗’，旧注俱主至德二载春贼以伪命污朝士之说，姑仍之。‘未免羁绊’谓为贼所拘留，非受伪命也，勿误认。”浦氏似乎察觉“陷贼时”说的一个潜在矛盾，即：如系此诗于陷贼时，诗中“未免受羁绊”之“羁绊”就有可能被理解为受伪命。因为“羁绊”一词，多用以形容在名教、仕途经济等方面心有所牵而觉束缚之类的人生感触。如陶渊明在诗中所表达的“尘网”“樊笼”等，就是所谓的“羁绊”。杜甫诗中此类用例颇多，如《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有“羁绊心常折，栖迟病即痊”，《寄常徵君》有“万事纷纷犹绝粒，一官羁绊实藏身”。唐代其他诗人也常于诗中表达同样感慨。如储光羲《贻刘高士别》诗有“自言永遁栖，无复从羁绊”，白居易《和望晓》诗有“相望山隔碍，欲去官羁绊”。如果杜甫这组诗作于“陷贼时”，应该不会用“羁绊”一词写当时处境。杜甫此时既不在仕途，又非汲汲于仕途，诗中出现与“隐遁”相对而言的“羁绊”，实在难以理解。或许出于同样的考虑，《杜工部草堂诗笺》虽持“陷贼时”说，但在解说“羁绊”时，则谓：“甫之意厌乱，欲作住山计，尚为妻子羁绊……”将“羁绊”解为欲隐而难脱妻子儿女之牵挂。其虽取“陷贼时”，亦引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侮以伪命”之说，却未以此直接释“羁绊”之因。其间所含之意，当与后来《读杜心解》担心“羁绊”被误解相近。又《杜工部草堂诗笺》本“绊”一作“寓”。这一异文值得注意。如作“羁寓”，“陷贼时”说就会失去一个所谓依据。如果说“羁绊”一词尚可断章取义，不顾诗中与“隐遁”相对而言的牵于仕途经济之意，勉强将其解作身不由己，那么“羁寓”则显然带有欲求政治出路的目的，此与所谓“收录衣冠”云云显无关联。如《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载：“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剧谈录》“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条载：“晋公微时，羁寓洛中，尝乘蹇驴入皇城……”再看“国多狗”和“泥污人”。“国多狗”系用典故，其寓意与安史之乱叛军占据长安没有关系。《杜工部草堂诗笺》《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钱注杜诗》等在注释“听听国多狗”时，均以为其典出于宋玉《九辩》。宋玉《九辩》云：“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永叹。”表达的是君侧为群小所充斥，有志之士不得奉君之途。如此诗作于安史叛军占据长安，身陷其中的杜甫用这一典故以写当时形势，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又，顾炎武谓：（《大云寺赞公房》诗……国多狗）“《韩非子·储说右上》国亦有狗，有道之士陈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黄生“‘国多狗’显是讥切时相之语”之说与顾氏相近。

“泥污人”与“国多狗”连用，当为同出宋玉《九辩》，其寓意亦为群小当道而贤者进身无门。杜甫在《秋雨叹》三首中有类似用法。《秋雨叹》三首其三有“泥污后土何时干”句。《九家集注杜诗》解《秋雨叹》其三谓：“宋玉《九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此诗刺贤者退处而民渐溺于涂炭也。”而对于权臣当道、贤者退处究属何时，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为李林甫为相时，如《杜工部草堂诗笺》；一为杨国忠为相时，如《补注杜诗》《钱注杜诗》《杜诗阐》等均系此诗于天宝十三载。这两种观点虽有差异，但均指权臣当道之时，可与《大云寺赞公房》参看。

其三，诗中“奔走”一词值得注意。“奔走”，就其字面之意，指奔波于途；又常用以指为实现某种目的汲汲而求。“奔走”一词，在杜甫诗中既多字面之意，也有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汲汲追求的用例。后者的用例如：《进雕赋表》：“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忘仕进乎？”又，“羁绊”与“奔走”对举，更说明此诗之“奔走”系指也有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汲汲追求。如解为路途奔波，“羁绊”便无着落；如将这组诗系于陷贼时，“奔走”既无法解为路途辛苦，又不能视为奔波于势利之途。这也可以看作该组诗非陷贼时作之证。

其四，宋本及《钱注杜诗》等末所系“时贼于西郊拒官军”云云，是否为杜甫自注尚存疑问，不可径引以为系年之据。如朱鹤龄《辑注杜工部诗集·凡例》有云：“千家本公自注语，向疑后人附益。考之，多王原叔、王彦辅诸家注耳，未可尽信。”即使那些标明为“自注”的，尚不可盲从，更不说那些没有明确标为自注者。以这组诗而论，持陷贼时作者朱鹤龄、浦起龙等，均未直接引“时贼于西郊拒官军”云云为系年的证据；陈贻焮《杜甫评传》虽然赞同陷贼时说，而且对施鸿保的观点作了大篇幅文字的驳难，但未引所谓“自注”为据。陈先生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和他对杜甫“自注”持谨慎态度有关。其实，这条注文是否为杜甫自注尚存疑问。《补注杜诗》于《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灯影照无睡”一诗后注引：“绕曰：时西郊逆贼拒官军未已。”此所谓“绕曰”，系宋人绕节，张忠刚先生对其生平事迹有考订。据张先生考订，除《补注杜诗》外，尚有《分门集注》《分类杜诗》两种杜集于“苦见尘沙黄”后系“绕曰：时西郊逆贼拒官军未已。”黄生认为“‘时西郊逆贼拒官军未已’十字，恐系后人所增”，可谓卓见。由此可见，宋本杜集等所系“时西郊逆贼拒官军未已”，不能径引以为系年之据。

其五，这组诗系年当以黄生说近是。如果我们认可这组诗并非作于杜甫陷贼期间，那么它应该作于何时呢？由上文可知，王嗣奭认为这组诗作于肃宗回京杜甫为官，奉墨敕许还鄜州省视家室时，黄生则将其系于天宝六载李林甫玩弄权术，致使包括杜甫在内的所有应制试者落榜之时。王、黄二说，以这组诗内容和所表达的情感而言，似乎都是可以成立的。而笔者在此二说中，比较偏向于黄说。因为此时杜甫对时局的担忧、对以李林甫为代表的当权者的不满，均与诗意契合。如杜甫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回想当年情景，尚有“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之慨。而王嗣奭所持该组诗作于肃宗回京杜甫为官时，似与该组诗中“国多狗”“泥污人”等愤激情绪不甚吻合。杜甫在回京后虽不得意，对现实颇有不满，但从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不满情绪的表达还是比较委婉的。即使是那首作于离京赴华州司功参军任前所作的《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中，也只是用“移官岂至尊”表达了不满情绪，语气则颇为含蓄蕴藉。

二、 《解闷》十二首（其二）之“西陵”问题

《解闷》其二之“西陵”，注家往往以为指越州西陵驿。《钱注杜诗》引《会稽志》《浙江通志》和白居易《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诗，谓杜诗中“西陵故驿楼”指越州西陵驿。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采钱注之说。《读杜心解》《杜诗镜铨》略同。萧涤非先生《杜甫诗歌选注》、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亦持相同看法。

唐时越州有西陵驿，唐诗中涉及于此地的作品颇多，可谓其时胜景。但杜甫此诗为因“胡商下扬州”而发，追忆当年漫游之事。诗中前云“扬州”、后接“淮南”，与越州无涉。如果说“西陵”指越州西陵驿，与此诗以扬州、淮南为境颇为不协。故黄生《杜诗说》以为此“西陵”应解为“维扬”之地，未必定指越州西陵驿。卢元昌虽未明言“西陵”属何地，其疏解之语所含之意与黄生说相近，其谓：“思游吴以解闷。扬州我旧游处，西陵风景极不忘之，故忽见商胡将下扬州，因忆西陵驿楼往年曾登临其上尔。胡商此去，淮东米价贵贱，好为老夫一问。”“扬州我旧游处，西陵风景极不忘之”，显然将“西陵”视为扬州之地。

黄生异解出自对该诗的细读，似乎有某种道理。但持越州西陵驿之说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引证凿凿。笔者于此很难遽断其是非。详审再三，此诗“西陵”之“西”的异文问题，提示笔者另作思考。《杜工部草堂诗笺》《九家集注杜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等均注：“‘西’，一作‘兰’。”从各家普遍认可的这一异文来看，黄生的异议就更值得重视了。《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均载梁时“兰陵”在武进县境。唐代文献中常见以“兰陵”或“南兰陵”为称者。如《权载之文集》卷二十五《唐故扬州兵曹参军萧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君讳惟明，字某，南兰陵人。”《冥报记》卷中谓：“国子祭酒萧璟，兰陵人。”此地虽不属淮南道之扬州，但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王维《同崔傅答贤弟》诗有“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之句，即将“扬州”与“兰陵”并称。如取异文“兰”，则“兰陵”与杜诗所称之“扬州”“淮南”，在地域上比较接近，其诗所写之境较为统一；而所谓“故驿楼”，也符合此地自南朝以来颇为著名的史实。“西”与“兰（蘭）”文字差异较大，当非形近而误。或许后世注家对越州西陵多出唐人笔底，遂疑而改“兰”为“西”，造成杜甫此诗之异文。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