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洋上的“世界杯”

（作家远航日记之四）

2018年7月15日 星期日 睛

西太平洋某海域

对于科考队来说，今天是紧张忙碌的一天，因为随后的台风将接踵而至，必须及时完成预定的科考任务。所以，在“发现”号连续下潜以及提升的间隙里——它每次最多可以携带两种调查设备，当使用“深海拉曼探针”系统探测了某些数据之后，需要上来换另外装备进行调查，这时电视抓斗就抓紧放下去，再抓一把可用的海底样品。

我翻看“2018出海”微信群，方知从昨天夜间队员们就连续工作，分成两班，歇人不歇马，“发现”号和抓斗轮番上阵。当我来到后甲板時，看到抓斗已经上来了，一位队员正用铁锤敲打一块铁矿石样的东西，原来这就是刚刚从海底抓上来的石头，准备留给有关科研人员检测用的。它黑乎乎的，布满了小孔，犹如一块盆景吸水石，上上下下残留着一只只不大的贻贝。据说随着石头沉积泥沙抓上来的还有一些铠甲虾、管状蠕虫和大点的贻贝，已经被随船的生物学研究者瓜分一空了。

我走到近前问那位队员敲打什么，他说这上面有一块黄色的东西，也许是稀有金属呢！同时敲下来一块，递给我说：“送给你吧许老师，做个纪念。”我想起海底物体有不知名的细菌，不戴手套最好不要触碰，便随手拿起一个塑料袋，让他装到里边。看了看，远不如我上次在太平洋得到的锰结核矿石——那瓶还在家里养着呢，就在回舱室的路上放到一边了。

10点来钟，我找到孙船长问轮机长在哪儿？他说现在可能在轮机集控室，走，我带你去看看。紧接着，我就随他从四楼一直走到负一楼，找到了正在检查工作的轮机长，让他带我参观一下整个机房。四年前，我曾经在向阳红09船上参观过轮机室，心想可能差不多吧。可当我一一看过之后，却发现这条船太先进了，机舱感觉也大不一样。首先，轮机长给我找了一副耳塞：“里边声音太响了，你可能受不了。”

随后，他带领我走进轮机房，大管轮正带领着几名机工在工作，并没有我预想到的那么轰响。而且也没有看到“向阳红09”船上汽缸不停上下跳动的场面，而是一层盖子把它们都盖起来，既防尘又减低了噪音;又看了辅助舱、机电舱、绞车舱，感到不愧为最先进的科考船。

中午吃饭时，大家都在谈论晚上将举行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争夺冠军。而且有电视信号，爱好足球的人都跃跃欲试观看。我问张首席：“怎么样，可以看决赛吧！”“不行啊，”他笑笑，“我们的ROV还在下面，需要连夜观测取样，看不成了。”“啊？晚上还要加班？”“是的，台风又要来了，明天下午我们就要离开这片海域，必须抓紧多下一个潜次，把本次的任务做完。其实这不算什么，我们每次出来都是这样，船时很宝贵，每天都要花几十万元，争取多取得些成果才好！”

一种敬佩之情，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本来我十分想看这场比赛，但也牵挂着科考队员们，于是在当晚9点左右就先穿好工作服，来到后甲板上的“发现”号ROV操作室，观察记录他们的工作。这节集装箱改装成的操作室，犹如加大版的“蛟龙”号载人舱，操作手和科学家们面对着几块显示屏，一丝不苟地摆动着手柄，加之船体随着涌浪摇摆着，仿佛正在潜入海底一样。当然，这比真的在海底里安全多了。

最里边守在操作台前的主操手吴岳——他与我写过的“蛟龙”号潜航员唐嘉陵是哈工大的校友，此时也像他一样聚精会神“驾驶”着潜水器。旁边是专为科学家观察准备的座椅，现在上面坐着的正是首席科学家张鑫，小凳上坐着的则是辅助队员——张首席的学生席世川，操作一台笔记本电脑，同步记录各类观测数据。在他身后，还站着一名女生，是张首席的研二硕士生梁政委，配合录像拍照。

我进来之后，就感到特别拥挤了，只能侧着身子站在紧闭的门旁。最外边的小席礼貌地站起来为我让座。我连忙制止：“你别动，我就是看看，不要影响你们工作。”张首席对我笑笑，又转而集中精力面对屏幕了。那上面，ROV的机械手正手持“拉曼探针”在热液口周围忙碌着，一束晶莹的绿光照射着海底岩石，旁边是一些慢慢爬动的潜铠虾。

张首席指点着说：“往下走一点，靠那块石头近一些。”同时，不时地回身指导着学生：“怎么样，这里如果行就抓紧测量、记录。”小席也看着面前屏幕说：“哦，再往左移一下。好，就是这里吧。只是这块石头上菌膜太厚，要是能清理一下就好了。”“那就办呀，你带上刷子没有？”“没……但有一把锤子。锤子也行，来，取出来刮一刮。”

机械手操作员按照要求，小心而准确地将固定在ROV上的样品箱打开，紧紧抓住一把锤子手柄，高高举起来，移动到那块石头上面，来回刮了几遍，类似一层浑浊的浮土掉了下来，镜头前模糊了一下，那些小虾也受惊般地纷纷爬开。小席说还是不行，这块石头不平。张首席表示：“那就用锤子敲敲吧。”操作员又用机械手举起锤子啪啪地敲打着。 不一会儿就有了平面效果。马上，另一只机械手举着“拉曼探针”过来，把蓝绿激光束牢牢地按在上面工作起来。

哈，原来这台无人缆控潜水器“发现”号，也可称水下机器人就是这样“干活”的。一项项深海探索的数据成果，如同秋天成熟的瓜果一样，乖乖地落在了科学家手中。

北京时间晚上11点钟，正是俄罗斯世界杯决赛之时，“高卢雄鸡”法国队与“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的冠军争夺战如期打响。恰巧也到了夜餐时刻，我同张首席等人走出操控室，来到餐厅。这是我第一次想去吃夜餐，因为担心增加体重，船上活动又少，尽量少吃一点。可这晚想到要熬夜看球赛，还是补充能量为好。饭菜不错，炊事员做好了打卤面，卤子是我喜欢的鸡蛋紫菜，还有木耳洋葱等小菜，立时胃口大开，一连吃了两碗。

此时，决赛已经开始了，餐厅内的电视响起了诱人的欢呼声和解说声。队员们边吃饭边观看，而我则想抓紧吃完，赶快回到舱室细细观赏，就像还有一道美味饕鬀大餐在等待着一样。可是，张鑫等人却只是瞟了几眼电视，又热烈地讨论下一步应该怎样探测了。我知道，四年难得一次的世界杯决赛，谁都想看一看，但科学考察还在进行之中，为了工作他们只能放弃这次机会了。

果然，饭后他们就义无反顾地返回ROV操控室了。只是外号“阿杜”的队员边走边回头看着电视屏幕，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啊！这不也是一种牺牲精神嘛，这种精神同样值得褒奖和弘扬！

2018年7月16日 星期一 睛

西太平洋某海域

昨天深夜，当我从餐厅出来，路过船长室时，听到一阵喧哗声。原来是不值班的船员们聚集在这里，一边享用夜餐一边看球赛。他们说这里的电视屏幕大而清楚，看着舒服过瘾。实际上是大家喜欢聚在一起议论交流，这就像球迷们舍弃家中的电视机，而愿意跑到酒馆甚至广场上共同观看一样。

船长孙其军见到我，热情地邀请我参加进来：“快，给许老师拿把椅子，坐下一块看球。”我说还没有换衣服呢，一会儿再来。

回到舱室，我换下工作服，打开了小电视，一个人看倒是安静，但缺乏交流的乐趣。听到船长室里传来一阵阵欢呼，看来又进球了，虽说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但几乎全船上下还是深受感染的。于是，我关了自己房间的电视，又跑下去来到船长室一块观看。

好嘛，这次决赛破天荒地进了六个球，四比二，法国胜，是近30年进球最多的一次决赛。最后，大家尽兴而归。纷纷说，如果有一天中国队进了决赛就好了。

尽管睡得很晚，第二天我还是在七点半听着手机铃声醒来了，稍微洗了把脸先来到餐厅，因为到八点就收拾，晚了吃不上早餐了。

饭后，我换好工作服，来到“八角楼”——这里学名是“集中控制室”，就是后甲板仪器操作室，设计成八角的形状，便于全方位360度观察后甲板，对作业设备进行集中操控。我特意数了一下，一共七面巨大的环形窗玻璃，连同房门，恰恰是八个角。

在这里，我看到可视抓斗下到海底，一点一点地向目标点移动，寻找“发现”号定位点，在经历了一番寻觅过程后，终于找到了那个点，赶过来的王队长指挥着抓取样品：“再往右舷移一点，五米吧，看，有只大螃蟹，还有一片潜铠虾，就在这里抓吧。”“好，可有块大石头，一块抓上来吗？”“对，能抓就抓上来。”

操控员按照他的指点，移动手柄开始下抓斗了。一下子就满了。“哈，这一斗太大了，都堵住眼睛了。”他是指抓上来的样品挡住了摄像头。而后开始慢慢往上提，一秒一米的速度。为了看清提升上来的抓斗，我赶快拿起安全帽，走出八角楼，下楼来到后甲板上。不一会儿，抓斗就随着绞车缆绳的转动升出水面。

随着绞车的摆动，它老老实实地停在预定的甲板位置。工作人员一按电键，抓斗松开牙口，哗啦一声，石头连同生物样品落了一地。

嗬，又是一个大丰收！闻讯而来的生物队员们一拥而上，戴着手套捡拾石头上的贻贝、小虾等东西。有人拿着小勺刮着上面的菌膜，有人用小镊子夹着小虾，还有人不断地往塑料袋里、小铁筒里放着生物样品。真像遇到了好吃的自助餐似的，“食客”們纷纷享用。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科考队员们的敬业精神。

我抓紧拍照，留作日后写作的素材。同时，也寻找着适合的纪念品。蓦地，我发现一块石头，很像中国地图，而且是立体的，高高低低，像山峰，像低谷，还有一个缺口，特别像渤海湾的胶东和辽宁半岛，立刻拿了过来。可是，听人说深海里的东西，是否有放射性物质抑或有不知名的细菌，令我担忧，可又不忍心放弃。想了想，还是留下来，用水清洗干净，又找人要了一个生物塑料袋，装了进去，等到回去后再请有关人员化验一下吧。

这毕竟是来自一千多米深的海底，而且是冲绳海槽的“礼品”，还是有纪念意义的！

第八章 “科学”号诞生记

新世纪的邀请

公元2001年元旦之晨六时左右，当第一缕曙光洒落在浙江临海括苍山顶的时候，阅尽人间沧桑的大地顷刻间沸腾起来，聚集在这里的数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激动的声音：您好，世纪曙光！

原来，经过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精密计算：2001年1月1日早晨6 时42.9分，21世纪中国大陆第一缕曙光将照射在临海市括苍山主峰米筛浪峰尖。千载难逢啊！中央电视台、紫金山天文台和临海市联合举办了盛大的“世纪曙光节”，诚邀国内外宾客一起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1382米的海拔高度造成的山上严寒，丝毫没有削减人们的热情和期盼，大家兴致勃勃地体味着大自然赐予的壮美奇观：浩渺的东海上初露霞光，山下大地还是一片漆黑，括苍山顶却已见到光明。刹那间，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穿过云层普照大地。那是新世纪伸来的巨手啊，邀请万物之灵长迈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回首过去，酸甜苦辣，风雨兼程;展望未来，愿景辉煌光明在前。海洋科学家与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们一样，欢欣鼓舞，豪情满怀，摩拳擦掌，再创佳绩。虽说在科学的春天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他们卧薪尝胆，殚精竭虑，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为共和国繁荣富强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是放眼全球科学的海洋，还只是微不足道的浪花，更加艰深高远的目标还在等待着……

海洋，最值得关注的部分是深海区域。

国际公认：1000米以下为深海，5000米以下为深渊，而全球海洋平均水深是3800米，其中超过1000米的深海区占95%以上。那里边埋藏着无尽的宝藏和奥秘，需要人类去不断探索。

科学考察船是海洋考察与研究不可或缺的装备。尽管我们有了“科学一号”，可以冲破第一岛链驶向太平洋，并且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但它毕竟建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距今过去近30年了，对于一艘航行大海的船舶来说，已经进入了它的暮年。

其次，受当时条件所限，它的性能和设备相对还比较落后，尤其缺乏深海大洋综合科学考察的能力。这种状况正在成为制约我们海洋科技发展的瓶颈，阻碍了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迅猛向纵深发展，海洋科研一线上的人们和主管部门，与国际接轨的创新意识日益增加，综合国力也越来越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型现代化的科学考察船呼之欲出。

2006年，时年47岁的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孙松出任海洋研究所所长。他思维开阔，志向远大，一上任便带领一班人瞄准了“深海大洋”——

孙松个头不高，身板结实，走路风风火火，俨然运动员模样，一副黑框近视眼镜，则显示出学者身份。他出身于山东莱阳一个普通人家，父亲虽是中学老师，可自己跟着母亲在农村长大。上学时班里一半职工子弟，有城里户口吃“商品粮”，而他是吃“农村粮”的，处处感到待遇不一样，暗想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进城工作拿个“粮本”。

不料“文革”打乱了他的梦想，大学不考试凭推荐招生，这给了那些有权有关系的人以方便之门。孙松别说去上大学，差点连高中也上不了。因为上高中也是推荐，大队支书、会计的孩子优先。好在那位高中校长为人正直，了解到孙松学习不错，便对大队干部说：“要上一齐推上来，不然都别来。”

这样，孙松走进了高中校门，自然更加刻苦努力，转眼间三年高中毕业了，他感到前途渺茫，还是要回家务农。历史却在1976年10月转了一个弯，极“左”阴云散去，国家航船走向正规的航道。尤其是“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断然决定于1977年秋冬之际恢复高考，给了万千年轻人重生的机会。

多年之后，已是所长的孙松时常感叹地说：“永远感谢邓小平，要不是他拍板改变招生政策，我还在老家种地呢！”

可在动乱年代学的东西太少，比如化学一门课程，只能讲化肥原理与制造，基础太差。头一次高考，孙松名落孙山了。1978年7月，他经过复读半年整装重来，一举过关。报哪所学校呢？父亲与他拿着招生表翻来覆去地看，省城济南太热了，家乡烟台没有想学的专业，青岛有个海洋学院，那里凉爽又离家近，就填报了山东海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生物系。

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下来，他父亲在路上碰上了公社教育助理，问：“有没有我们村的？”那人想了想说：“有。”“哦，录取书写的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也姓孙，两个字。”“俺村叫两个字的不多，那就是我家孩子啊！”父亲高兴地回家对孙松说：“你快去看看，好像考上了。”

是吗？孙松一溜烟地跑到公社。那位助理打开抽屉一翻，正好看到了那份孙松的通知书，第一志愿：山东海洋学院！“哈，我就是孙松，拿走了！”他捧着录取通知书跑回了家。那年月，农村的考上大学如同中了状元，公社统一公布。由于孙松提前拿走了通知书，大喇叭里没提他的名字，村里人认为他没考上，还挺替他惋惜的。

孙松却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准备去青岛上学去，弄得不少人纷纷传言：“这孩子没考上还张罗着上大学，疯了？”外村一个亲戚听说了，吓得跑来问孙松：“听说你为了上学魔怔了？”正在兴头上的孙松拿出录取通知书：“没有！你看我这不是考上了嘛！”

由此，农家孩子孙松一头扎进了青岛，投入了海洋科学，一生再也没有离开。四年大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棘皮动物专家廖玉瞵老师的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又转到海洋生态学王荣老师门下，再接再厉，被培养成博士。其间，为了解决南极磷虾年龄鉴定问题，孙松三次奔赴南极科学考察，并受邀到澳大利亚南极局做访问学者，开展合作研究。

南极磷虾是南大洋生态系统的“关键种”，处于食物链的底层，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生物资源，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南极磷虾虽然不大，体长只有5-6厘米，但企鹅、海豹和鲸鱼等上层捕食者大都以它为食。由于资源量特别大，早在20世纪60年代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试捕，用作食品或饲料。1982年年产量曾达52.8 萬吨。据估计，在不破坏南极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每年可以捕捞1亿吨。这个数字相当于全世界海洋渔获量的总和。所以有人说它是地球上潜在的最大蛋白资源。但由于在极端寒冷气候下，它们是否存在着“负生长”，一直困扰着海洋生态界。

孙松刚到澳大利亚时，提出研究南极磷虾年龄鉴定问题。一位老师说：“我们两个博士后都失败了，你能行吗？”

“让我试试看……”

孙松发扬了中国学者的韧劲儿、拼劲儿，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发现南极磷虾年龄信息密码藏在它的复眼里，并且在国际上首次证实了南极磷虾自然状态下确实存在着“负生长”，将其发展成为南大洋生态系统状况和气候变化的生物指标。

那位澳大利亚老师十分高兴，专门组织南极局专家进行审核。孙松把专家组提供的20条饥饿了数月的磷虾放到实验器皿中，与其他正常的30条磷虾一起进行实验，其中18条成功鉴定出了“负生长”。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给中国海洋科学家的掌声啊！

1994年下半年，孙松访问学者到期了，外方有关人员想留下他再做五年，允诺未来将会有一系列成果，而海洋所的王荣导师希望他回国。反复权衡，孙松在澳大利亚做完了博士论文，毅然启程回来了，跟着王老师完成了学业，戴上了心向往之的博士帽。

国外学习研究的经历，使孙松坚定了科技报效祖国的信念，也经受了各种考验，锻炼了行政组织能力。他本是海洋所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硕士研究生，现在又当选为职代会主席、所党委委员、生态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他一边做好分内的党政工作，一边孜孜不倦地继续研究南极磷虾。

不久，他跟随“雪龙”号破冰科考船，参加了中国第十四次南极考察，任大洋队队长，迎风冒雪，跨海踏冰，与研究团队奋发努力，取得了基础与实用两全其美的佳绩。多年后的2010年，在海洋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时，他的老师、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王荣先生欣喜地撰文回忆：

南极磷虾的研究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两委一部颁发的“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证书”。为国际南极科学研究与和平利用南极做出了中国的贡献。我们欣慰地看到，今年1到2月农业部首次派出两条渔船对南极磷虾成功地进行了试捕。作业20天，产量2000吨。据悉，2010/2011南极夏季将增派更多的船去。海洋研究所从1984年开始的南极磷虾研究终于在实际利用上有了体现。

不用说，这里边凝结着孙松的心血。1997年，孙松那次乘“雪龙”号回到上海极地所，有关部门打算留下他来，甚至给孙松分配了一套住房。这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多么诱人啊，同时还可研究心仪的南极生态，孙松动心了。不料，中国科学院一位副院长前来迎接，一边与孙松握手道辛苦，一边叮嘱道：“你不能走！中科院准备去海洋所调班子。”

“哦，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孙松有点诧异。当时海洋所由于历史的原因，积攒的问题较多。事业需要后继有人，组织上将具有科研成就又有行政能力的孙松纳入了视线。

1998年9月，中科院任命孙松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第一副所长，一年后，改任党委书记，2006年10月就任所长书记，党政一肩挑。从此开始了他们一班人大刀阔斧抓改革、集中精力促发展的十年时光。

新官上任三把火。上午宣布了孙松任所长，下午他就来到财务处问：“账上还有多少钱？”“没了，只够人头费。”哎呀，这还行？第二天孙松领着副手上北京，找科学院要钱要支持。好啊，让你干当然是支持的！给钱是借，要还的！孙松他们一合计：卖了棉袄买蒸笼，不蒸馒头“争”口气。不借了，自己创，抓业务上项目争取资金。

回来后，他把一班人拉到了崂山渔村里，开会研究现状，短板是什么？今后如何办？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有的提配备各室领导班子，要懂业务的;有的要求改革力度再大一些，不然感受不到疼，也就缺乏动力;还有的讲申报立项课题要有考核，不能拿了钱不出成果。其中讨论到某处的处长不行，为什么不行？需要讲出个“一二三”来……

接连喝了三天崂山茶，议事不定事，各自提方案，重点是统一认识，凝心聚力，既争得脸红脖子粗，又有生活情趣，逐渐理清了思路，确定了航线。孙松总结道：“新班子要有传承，不能否定前面的，还要做开拓性工作。我出国考察时深深体会到，咱们最大弱点就是走不出去。你从办公室窗口看看，第一海水浴场夏天人满为患，水都浑了，而远处人少，海水是清的。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老在近海打转转。上次去院里，有领导就敲打我：‘孙松，你可不能办成水产研究所！’所以啊，今后我们眼光要放远一些，志向要大一些……”

会后，他们确定了战略研究的“三大方向”：一是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二是环境安全研究——包括物理地质环境、军事环境;三是向深海大洋进军。再者，实行大力度改革举措：研究所全员解聘，双向选择。课题组长、各处处长竞争上岗，而后由其选人。没有入选的人员待岗学习，工资保持不变，但干活的不能吃亏，上岗有补贴，出来成果有奖励。

过去中午有打扑克的、玩游戏的，曾有人说：“孙所，你管管吧！”“不用管，很快他就不打了！”果然，改革方案一公布，谁也坐不住了，千方百计地学习、工作，整个研究所的风气焕然一新，呈现出自我加压、争先恐后的局面。

当时班子成员照例体检，结果发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你血压高、我心脏有毛病，他的血脂血糖超标准。哎呀呀，这样的身体状况怎能“大干快上”呢？孙松找到“青大”医院的大夫请教，回答是“亚健康”，走路就能有效地缓解症状。

他与大家一商量就这么办：本来他们几个所长副所长住一栋楼上，每天上下班有专车接送。现在决定不用了，沿着海边走，从音乐广场步行去海洋所上班，五公里的路风雨无阻，坚持走了一年多，个个身体大有好转。

如此这般，海洋所风清气正，斗志昂扬，各项工作都上了一个台阶，由原来中科院的B类研究所，一跃成为A类所。其中，最为典型的还是从“望洋兴叹”，真正走向了深海大洋！

事实上，他们早就想再拥有一条新型科学考察船了！

海洋研究所没有远洋考察船，那就成了“海军陆战队”了，是无法乘风踏浪打胜仗的。随着立下汗马功劳的“科学一号”日渐老化、风光不再，就像一个人老了，各种零部件运转了几十年，时常会出现这样那样毛病的。一开会，船管大队长就呼吁：“孙所，光是修修补补的不行，得造新船！”

“我知道新船好，可哪有钱？这需要争取！”那时孙松任党委书记兼分管业务的副所长，三下五除二理清了头绪，立即着手谋划上马科学考察船。

当时，还有几家涉海单位需要考察船，大家希望联合建造，不料因为需求理念不一致——有的说建双体船，有的讲吨位小了不行，来来回回地争论，定不下来。孙松和海洋所急不可待。一位领导理解他们，说：“干脆给你3500万元，你们退出，让他们再商量吧！”

孙松转念一想：行！我们用这个钱可以买适合自己的船。于是，他带领着时任船舶大队大队长的于建军等人揣着钱满世界找，终于发现挪威有一条资源调查船很不错，因油气勘探不景气要出售，要价5000万美元，虽说不完全是为海洋科研建造的，但买回来后改造一下就能用。

那年圣诞节下着大雪，孙松和于建军等人兴冲冲地去了，好不容易谈成了并签了意向书，但就在要签合同的前一天，被另一船东出了双倍的价钱抢走了。

没说的，再想辙吧。他们找到了武昌造船厂，提出用5000万建造一艘1000吨的新船。厂长听了直摇头，说钱太少了，造不出。孙松和副所长李铁刚等人只好大谈苦衷：“我们实在就这些钱了，全给你能造多大就多大，海洋科研需要啊！”一来二去，把厂长感动了：“这样吧，我们把1000吨的海监船设计图纸改一下，建成科考船，这样可省不少设计费哩！”

这就是“科学三号”考察船，我国新千年建造的第一艘综合性考察船。为保证新船建造项目的顺利实施，海洋研究所组建了以孙松为首的新船建造领导小组，及以于建军为组长的工作小组，派出有实践经验的船舶大队副大队长孔宪才和船长朱萱带人驻厂监造。从一张张钢板切割开始，看到它在船台上一天天长大、成型，孙松和他带领的造船团队心里非常高兴。

为满足科学考察的需求，“科学三号”配置了可调浆、艏侧推和减摇装置，增加了船舶的机动性和适应性;实验室采用大框架结构;甲板设备配置了A形架、倒L形架、伸缩吊、折臂吊、作业道轨等，同时配置了6000米地质绞车和3000米水文绞车，以及集中操控臺等。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还设计制造并安装了全船网络、信息集成以及监控系统。

历时487天，终于圆满完成建造工程，“科学三号”壮观而实用，于2006年7月8日准备驶离武昌造船厂。时任武昌船厂常务副厂长的杨志钢（现为董事长）看着“科学三号”的身影，心生不舍，曾对于建军说：“我给你8000万，你把船留下吧。”于建军听了会意地微微一笑。央视午间新闻对“科学三号”考察船进行了报道，可见其对于我国海洋科研的重要性。这条船总长73.3m，型宽10.2m，型深4.6m，最大吃水3.4m，满载排水量1224吨，经济航速14节，最大航速16节，续航力5000海里，自持力30天，定员48人（科学家30人，船员18人）。将主要用于近海物理海洋学、海洋地质学、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和海洋化学等综合考察与实验。

亲眼看着“科三”轮茁壮成长的朱萱，担任了首任船长，开始了新船的科考生涯。说起来，朱萱与海洋研究所有缘！他父母早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海洋所工作，一直没有离开。他从小就在海洋所宿舍里长大，先是在青岛福山支路，后来搬到金口二路，小学就是在不远的文登路读的，中午跑到海洋所食堂吃饭。下午放学一般都很早，就再来到所里等候爸爸妈妈下班。

青岛的孩子得天独厚，从小生活在大海边，喜欢海热爱海，尤其看到海军、海员穿着整齐帅气的制服，小朱萱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学毕业考大学时，他就报考了大连海运学院。1985年毕业后留在了大连工作，可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一天天见老，便想回家尽孝，反复要求才改派回青岛海洋所科考船队，在金星二号上当见习驾驶员。

尽管朱萱是科班出身，也有可操大船的证书，但还需要按部就班地从头来。好在所学扎实，基础牢固，他陆续考过了三副、二副岗位，1994年升任了大副，1997年考上了船长，从此成为科考船队一员功不可没的战将，曾在金星二号、科学一号上驾船航行。其间还外派到商业货轮上担任过船长。

2006年9月，“科学三号”开始首航，海洋所孙松、李铁刚、于建军等人研究商定，打出“开放共享”的旗号，发布航次公告，面向全國涉海院所搭载科研项目。一时间，群起响应：中国海洋大学、同济大学、海洋局一所、三所、厦门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纷纷报名。

第一航段由青岛到舟山，第二航段舟山到厦门，第三航段厦门到三亚，第四航段三亚回到青岛。满载而归，各得其所。这种方式效果不错，受到各个海洋科研单位的欢迎，至今形成综合性科学考察船出航的惯例。

然而，这条“科学三号”毕竟吨位太小了，只能在近海考察，还是无法经受远海大浪的冲击。孙松担任党政一肩挑的“一把手”后，更是把目光投向深蓝色的大洋、幽暗的海底，那里呼唤着中国海洋科学家，呼唤着飘扬起五星红旗的国际一流大型科学考察船……

世界一流科考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发出的豪迈誓言，数十个春秋过去了，随着中国科学家和亿万军民的团结拼搏，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尤其是前者，神舟飞船和登月舱已经飞临了月球，而下潜五洋也在一步步深入之中。

外表汹涌澎湃的海洋看似只是汪洋一片，其实海底内部拥有一个神秘的世界。不但有幽灵似的暗礁、湍急的潜流，有貌如高山大岭一样的洋中脊、冒着黑烟囱的热液喷口，还有正在生成的海沟、海山，以及无数奇特的生物和丰富的矿藏。迄今为止，人类对深海的认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可以说对大洋洋底所能探知的区域还不到5%。

因而，深海探测对于深海生态、深海地质结构的研究、深海矿物的调查与开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能够到达深海并展开工作的科考船和下潜设备。各国都非常重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国际上新建科学考察船的高峰期。前苏联建造了6000吨级的“院士”号、1600吨级的“教授”号，美国建造了4000吨级的“海洋学家”号和2100吨级的“梅尔维里”号，英国下水了3000吨级的“先驱”号，日本则出现了“白凤丸”和“启凤丸”等综合性海洋调查船。

这个时期，我国尽管受到“文革”动乱的影响，但也不甘示弱，相继自主设计建成了“东方红”号、“向阳红10”号、“向阳红09”号、“科学一号”等一批科考船。然而，这些船舶还远远适应不了海洋科研的需求。以中科院海洋所孙松所长为代表的海洋科研人，开始积极向有关方面奔走呼吁：建设现代化的远洋科学考察船！

进入新的世纪，世界上更加先进的海洋科学考船相继诞生，大量高科技成果得以应用，从船舶动力到电力系统，从自动化控制到计算机网络，从续航能力作业能力、立体交叉同步的观测和探测到保真取样，以及实验数据的现场分析和远程传输，防震减噪和抗干扰能力以及生活、工作环境的舒适度等，均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简称大科技工程，投资大，科技含量高，审批相当严格。首先由各科研单位提出立项申请，由两院院士大会严密审核，再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报国务院。为此，大家都瞪起眼睛来铆足了劲儿去争取。海洋所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造大船，并立即成立了工作组，由所长孙松亲任组长，选调本所船舶大队大队长、富有几十年随船科考经验的于建军带领一帮人撰写立项建议书。

这是代表国家上报立项报告啊！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内容包括立项理由、目前国内外科考船现状、建设内容、科研需求等。孙松所长安排在凯旋山庄包了几间房，将起草小组封闭在那里加紧干。他要求于建军他们迅速拿出高质量的建议书来，并提出几点生活上的注意事项：“一要吃好，二不能熬夜，三不能吃饱，因为吃饱了容易发困……”

“孙所，你太狠了！”于建军苦笑着说，“不让熬夜是假的，就是让我们早起床快干活儿！没说的，咱住上凯旋山庄，就等着凯旋吧！”

果然，他们起草小组几个人拼上了，分工不分家，黑白连轴转，每一版连文字带图表将近30万字符，一连写了29稿，终于拿出一份

有条有理、精益求精的建议书。以至于发改委高新司来人调研，看到这种情况赞叹地说：“你们是真干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来自海洋的呼声打动了决策部门：为加强海洋科研能力建设，实施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这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同时立项的还有著名的“天眼”工程。具体招标由谁负责来干呢？按说，中科院海洋所最为迫切出力最大，理所当然应该主管。可是驻地在青岛的还有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土资源部海洋地质研究所等四家涉海单位，大家都想要这条船。

为了统一协调，有关部门促使五家单位坐在一起商讨，可这么好的机会谁也不愿拱手相让。与会人员彼此都十分熟悉，时常是台上争得“一锅粥”，各自强调需要船的重要性;台下还是好朋友，握手言欢互相配合……

孙松所长充分发挥了口若悬河的功夫，分头说服，终于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海洋所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此船的建设管理使用权，成为项目法人单位。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家综合实力和海洋意识都有了极大提升，决心投资5.5亿元人民币，建设国际一流的最先进的综合科学考察船。重任交给了海洋所，一定不辱使命！孙松代表党政班子向中科院、国家发改委立了“军令状”，迅速组建了工程经理部，孙松任总经理，吴德星、侯一均、李铁钢、于建军任副总经理，于建军兼总工程师，经验丰富的船长隋以勇为总工艺师，财务处长王勇为总经济师。

由此，总工程师于建军怀着强烈的责任心，长年驻扎在设计和建造现场，奔波于上海和武汉之间，一年有大半年“泡”在了船台上。

新船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708研究所设计，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建造。作为“船东”的海洋研究所，对于“产品”有自己的要求：借鉴国际上著名的挪威“G.O.SARS”号和英国的“JAMES COOK”号等科学考察船，结合我国海洋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总结了过去出海调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理念和技术指标。

嶄新的船型、实用的设施，有些设想和建议，具有多年海洋科考经验、又当过管理船队大队长的于建军干脆画出图纸供参考，并且直接挂在网上广泛征求意见，再酌情一步步修改。关于船型，他直接给设计师提出了总体尺度，长度不超过100米，宽度18米，让设计师按这个指标优化。以至于设计师由衷地说：“于总，你们为科考船的设计贡献了太多的智慧。”

于建军则真诚地表示：“哪里，我们就是想要一条好用的船！看到它在海上是最先进的，我就很高兴！”

图纸拿出来了，成百上千张图纸厚厚的一大摞。2010年，寄托着几代海洋人梦想的新船开工了。按照所党委的统一部署，于建军、隋以勇带领着船舶大队的孔宪才、李欣、张绍京、刘合义、刘长杰、石铭金、以及孙宇峰、连超等一干人马开进了厂家，全程监制。冬去春来，风雨兼程，他们随着这艘科考船一起成长。

今天，于建军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造船专家”，先后被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邀请为评审专家参与了“向阳红10”号、“大洋二号”、“中国海洋地质九号”、蛟龙号母船、“雪龙2”号、“东方红3”号、“张骞”号等新船建造项目。

为了全所的宝贝船，监造人员确实拼上命了。那几年，于建军、隋以勇他们几乎成了造船厂的工人，天天一起上下班，甚至比船厂人还敬业。在工程质量上，他们层层把关，顶着60度的高温在舱室穿梭检查质量，为了确保工期，经常性地加班加点;他们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新的技术、研发新的工艺、研制新的装备;在工程后期，把每天夜里十点的碰头会推迟到半夜12点。

肩上的重担使然，于建军的拼命精神又上来了，船厂的人背后偷偷地叫他“魔鬼总工”。毕竟年龄大了，又无法放松休息，“于大”累倒在现场住进了医院，张绍京等人心脏也都累出了毛病，后来有知情人感叹地说：“这条船累倒了不少人！”

尤其时年50出头的阎军，差点成了“阎王大军”里的一员。

他是山东济宁人，从小没见过海，也是与孙松一样，1978年考上了山东海洋学院来到青岛，才与海结了缘。他学的是海洋地质调查，毕业后分配在胜利油田地质科学研究院，两年后考上了海洋所秦蕴珊院士的研究生，从事海洋沉积学研究，也就留在海洋所工作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海洋地质室与中海油合作进行“海洋工程地质调查与评价”课题的研究，对于预防海底滑坡地陷倾向，具有重大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很有意义，资助他们做“近海平台与场址调查和评价”的研究。秦院士为首带领大家集体攻关，作为助手的阎军也积极投入进去。

正当风生水起之际，所里开始建造综合性科考船，其中配备了许多地质调查设备，需要专业人士筹划监理，准备调懂行的阎军参加监造小组。可他本是做研究工作的，这一来就得离开实验室，有人劝他不要去。阎军想：盼了几十年的大型调查船终于有“戏”了，我要去为它干些实事，哪怕耽搁自己的研究也值得！

如此，他随同于建军上了船厂，担任了工程技术部主任，负责科考船的随行设备配置、建造和管理使用工作。从水下机器人、各型绞车到操控室、实验室装备的安装调试、章程制度学习制订等，都需要从头开始，白手起家。为此他们招聘了一批大学生，严格培训，甚至教给他们如何在船上防晃动、保证人身安全……

经过一年多的艰辛洗礼，2011年11月，新船在武汉下水了，正式命名为“科学”号。这是一个寓意深远而又富有诗意的船名，既表明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又预示着向海洋科学进军远航！人们在它身上寄予了国人无限的希望和梦想。

当“科学”号进入试运行阶段时，孙松所长在国内首次开创了全新的科考船管理模式，组建了由科考船队、工程技术部和大科学装置办公室组成的科考船运行管理中心。为了加强管理再加上总工程师于建军的身体尚未恢复，所里任命一直介入调查装备建设的地质室主任阎军为中心主任，并负责“科学”号的海上试验等试运行工作。

此时，从国外归来的张鑫博士成为阎军的得力助手，二人齐心合力做好各种调试工作。“ROV”上船安装时，原来委托船厂做的基座不行，重新返工直接安到甲板上;无法测量热液流体成分，就自己制作“激光拉曼探针”。原先设计的“ROV”操控室放在船上不能移动，平常训练、检测均不太方便，他们设想把所有操作系统都放在一个集装箱里，不需要它出海时可整体吊装下船，便于保养检修……

可以说，那是他们最累的几年了，不知不觉间，阎军的身体出了毛病。那还是在海试期间，他从后甲板走到驾驶台，竟喘不上气来，只当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会好的。回家后再一次准备出海，妻子看他跟过去不一样了，走路走不快，还老是气喘吁吁的，实在不放心，坚决拉着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在青岛市立东院里，各种检查单化验单一取出来，大夫倒抽一口凉气：“马上住院！”原来他的心脏造影显示95%的主干血管堵塞，说不定何时就会大面积梗死！支架都不能放了，必须做搭桥手术！当天，阎军就紧急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安上了血液循环泵。大夫说：“这是救命泵，在手术前以防万一，不然我在医院都救不了你！”

阎军主任病危的消息传到海洋所，孙松所长、王启尧书记等人立刻赶到医院看望。隔着重症室的门玻璃，看着曾经年富力强的伙伴躺在病床上危在旦夕，孙所长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唉，这两年为了‘科学’号累坏了……”

第二天，手术十分成功，大夫从阎军左右腿上各取一段血管，行心脏搭桥术，右三左一，一共为心脏搭了四根“桥”。此后住了十几天重症监护室，又在家静养了一段时光，他终于从“阎王”手里挣脱出来。

海洋所领导十分关心，准备让他长期休息，可是“科学”号即将首航，有些事情还是他清楚，打电话询问身体怎样了，还能不能干？他朗声回答：“能干！”就又上班了。只是严格限制他不能出海，在办公室遥控指挥，船上的事由副手张鑫代劳。瞧，我们的海洋科学家就是这样献身海洋的！

新船建成后，进行了一系列海上航行试验，简称海试，专门找狂风暴雨的天气，浪高流急的海况，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才能试出斤两和检测有没有毛病。记得有位诗人早年写过一首海试的诗歌，其中说到天气很好，找不到恶劣海况影响工期：恨不得拽过大海踢两脚，让它发怒跳起来。

那次“运气不错”，试航船由监造总工艺师隋以勇担任船长，从南通一出长江口，就遇到了台风的尾巴，五层楼高的船体横摇得厉害，参加海试的队员晕了一半，房间里未放好的书本计算机哗哗啦啦掉了一地。入职不久的硕士生连超负责实验室设备的调试，他生得人高马大，可这是第一次出海，龙王爷根本不管你壮不壮，照样把他放倒了。本来他住在上层舱室里，窗外海景很迷人，可晃得根本睡不着，只好跑到一楼集控室打了个地铺……

海试总体合格，船体和主机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各项测试结果表明，该船设计和建造非常成功，不仅快速性、操纵性、噪声振动等主要性能全部达到设计要求，而且船舶综合布置、电站负荷、船舶油耗、定位能力、动力系统的可靠性、生活环境舒适度均达到或超过国际同型船的水平。只在绞车管路上发现了一些问题，有漏油现象，要及时改造修复。经过风吹浪打的磨合，“科学”号胜利返航。

2012年9月的一天，天高云淡，金风送爽，英姿勃发的“科学”号昂首挺胸驶进了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有关方面举行了隆重热烈的交接仪式。她那船体染着“中国红”颜色，上层建筑则一片雪白，在碧海蓝天和岸畔楼宇的衬托下，美丽壮观，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十分高兴，亲来青岛迎接并用楷书题写了“科学号”三个大字，表示祝贺祝福，海洋所工作人员镶上镜框，至今挂在船上会议室里。同时，他还用大笔草书了“科学”两个字，镶嵌在考察船的船头上，红底白字分外醒目，随船出航乘风破浪！

“科学”号处处体现着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是当今世界上第一流、最先进的海洋科学考察船之一，是开展深远海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那么，这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呢？先进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登上舷梯、走进甲板舱室，一暏那令人心旷神怡的风采吧——

全船總长99.80米、型宽17.80米、型深8.90米，总吨位4711吨，续航力15000海里，自持力60天，最大航速15节，定员80人。续航力比国外科考船多出5000海里，增加了海洋考察的周期。船上装备了先进的可控被动式减摇水舱系统，风浪大时可自动减小船体的摇晃程度。可以抗拒12级以上大风。

在船头接触水的地方，有一个很显眼的硕大的红色“圆鼻头”，这是率先在国内采用优化设计的防气泡球鼻艏船型方案，因为船舶在水中航行，激起的水波会产生一种阻力，即兴波阻力。这种阻力会消耗掉船舶的一部分推进功率。“圆鼻头”可以使船体与球鼻分别形成的波峰与波谷相遇，从而相互抵消，减小兴波阻力，使船行驶得更快。但随之会带来的水下气泡造成对探测设备的干扰，防气泡球鼻艏是“科学”号上的专利创新技术之一。

从外观上看“科学”号约略高达37米，有九层作业甲板。站在驾驶室环顾船艏，可以发现，与一般的船相比，“科学”号的前甲板出奇的宽大和敞亮，四周没有舷墙，船体边缘也没有挡水板，而是采用了圆弧形的设计，这主要是为了减少因风和浪的冲击而引起船舶摇摆;甲板上，各种系泊设备也都安放到了遮蔽作业甲板上，既保护了系泊设备，也增大了前甲板的空间，更便于作业，这在国内是第一艘如此设计的科考船舶。

前甲板上，画着一个黄色的大圆圈，这是直升机悬停平台的标志。前甲板的艏部耸立着一个高大的桅杆，科学家们称它为“科学桅”。普通船只的前桅杆通常用于悬挂前桅灯、锚灯和锚球，而“科学”号前桅杆除上述功能外，还在桅的顶部平台装有大气探测和海气通量探测设备。这是因为船头是最先接触海上的气流且远离“上层建筑”和船上烟囱的地方，也是空气最纯净且不会受到遮挡物干扰的地方。

在科考船中，“科学”号是第一艘采用吊舱式电力推进的船舶。可实现0节-15节无级变速，并在低速状态完成360度回转的船舶;在国内首次采用了艏侧推槽道口封盖技术，解决了槽道口气泡干扰问题;第一个配备了全球卫星通信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音、视频通讯和数据传输。首次将变频电控技术应用于大型绞车等操控支撑系统中，效率提升很大。比如在6000米深的海底取样，若是采用液压技术，缆线收放一次上下就得8小时，而用了电控技术，能节约一半时间，4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来回。

“科学”号考察船的定位能力十分强大。应用动力定位系统在8级风、4米浪的情况下，也能将船只稳定在3米范围之内，海况好的情况下，则可将船控制在0.3～0.4米范围之内;水下定位精度可达厘米级。这对于科研来说十分重要。比如某处站位的地形扫描、海底岩石取样、生物环境测定等，只有确定在原位，实验中的很多坐标信息才能准确，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从船舷的左侧拾级而上，船上生活设施尽收眼底：餐厅、休闲厅、网吧、健身房、医务室、会议室、图书室、居住舱室等，相当舒适。在驾驶室里专设了咖啡台，工作累了可现磨一杯咖啡提提神。舱室里设有电视、网络、音乐播放器，独立卫生间，随时可以沐浴洗澡，不亚于三星级的宾馆。在休闲室里还摆放着一架崭新的钢琴，有此特长的科考队员闲暇时，弹奏一曲，可当一次电影中的“海上钢琴师”……

毫无疑问，“科学”号就是一座“海上移动实验室”。

在深海大洋中，它可以从事深海探测、保真取样、现场实验分析等科考工作，通过定点作业和走航方式，对海洋环境参数、海面常规气象、海气界面通量、海洋生物、海底地形地貌、海底地质、海底构造等进行天空大气、水体和海底的立体交叉、同步的连续观测和可视保真取样、现场分析处理、遥感信息现场印证以及数据系统集成。依托强大的卫星传输功能，这些科考数据和现场作业工况可以实时传输到陆地，科学家即使不出海，也可以共享和分析处理数据资料……

后来，这艘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科学考察船，成为许多科研院所建造科考船的样板，大家纷纷前来取经，甚而直接照搬过去，打造出几条几乎与之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船。

2014年，“科学”号团队与“登月工程”、天河计算机一起获得当年“科技创新团队”光荣称号。

这足以说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对建造“科学”号考察船的贡献非同小可！

首航西太平洋

“现在我宣布，‘科学’号正式起航！”

2014年4月8日下午，随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所长孙松一声号令，“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汽笛鸣响，缓缓驶出了码头。船上飘扬着两面旗帜，一面红旗上写着：“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首航;一面蓝旗上写着着：WPOS专项西太热液航次。

哦！这是中国第一艘新型全海域综合性科学考察船——“科学”号，正在青岛中苑码头举行隆重而热烈的首航仪式。

海洋所所长孙松、党委书记王启尧等领导班子成员，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航管中心部分人员，还有已经退休多年的船长、老科学家和科考队家属，纷纷汇集到码头上。有的手捧鲜花，有的举着彩旗，还有的抱着孩子前来欢送。尽管春寒料峭，黄海的海风吹在身上脸上凉意袭人，可人们个个笑颜如花，热情似火。

经过两年左右的试航检测阶段，甚至是酷暑严寒、台风巨浪的重重考验，“科学”号各项性能全部达到设计水平，包括各种装备仪器也都应用正常，还在海试时期就已经完成了数项科学探测，取得了一些宝贵的样品和数据，完全具备了驶向深海大洋的能力。

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首航的航次任务、海域与航线均确定下来。目标靶区选定在西太平洋的冲绳海槽，两个考察点，探测海底热液口、“黑烟囱”，相应采集矿物生物样品和有关数据。科考队首席科学家为“双首席”，一是所长助理、海洋生态学家李超伦，另一位是海洋地质学家曾志刚。科考队长、技术负责人则由三十出头的“ROV”专家张鑫担任。此外还有四十余名队员登上甲板，随船开始了“科学”号真正意义上的处女航。

本航次是執行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WPOS）科学考察任务之一——“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这个“战略性先导专项”，是海洋所为了走向深海大洋而确定的“三个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建造一条国际上最先进的科学考察船;承担一个国家级的重大专项;建设一座适合科考船停泊维护的专用码头。

在孙松、王启尧这届班子带领全所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三个一工程”均在逐步落实。有了船，没有大项目那也是“养”不起的，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设备资源浪费。所以，几乎就在“科学”号交付之前，孙所长就着手组织申请重大任务立项的报告书了。

时任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李超伦，重点参与了这项工作，成为编写组主要成员之一。他本身是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从小在青岛读书上学，沐浴着清爽的海风长大，夏天时常跑到海水浴场里，与小伙伴们游泳、戏水、打水仗。可能父母为他起名字时就有“超凡绝伦”的愿望，也奠定了他想当一名海洋科学家的理想。

1987年，李超伦高中毕业了，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山东海洋学院，并且顺利考中了，就读于海洋生物学专业。作为一个本科生，他跟着老师搭乘着学校的“东方红”号科考船出海，在海岸带做海岛调查。虽说开始晕得不行，吐得难受，可他对做实验做标本很有兴趣，乐此不疲。

四年毕业后，他面临考研还是就业的选择。恰逢海洋研究所来学校招聘极地工作人员，骨子里有种探险情结的李超伦来了兴趣，积极报名，被录用到海洋所王荣老师的团队当了一名实习员，主要研究南极磷虾，做标本记录数据。第一次到南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恰逢“雪龙”号极地考察船的首航，李超伦有幸参加了那个航次。

当经过艰辛的航行，战胜了西风带猛烈的风浪，终于来到南极时，只见满眼是白色的冰盖、冰山、冰原，几乎整个天和海全是冰雪的世界，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感觉到大自然太伟大了，太神秘了！这需要人类不断地去探索，而自己掌握的知识太少了。

回来后他加紧学习，陆续报考了本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一直跟随着具有“无冕之王”之称的王荣导师深造。他沿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历程一路走来，其间还到挪威特拉姆瑟大学、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做访问学者，刻苦好学成绩显著，2008年被任命为海洋所第七室——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那时，他时常参加国际会议，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科考设备，从海底拍来的照片和获取到的样本，十分眼热。可是，深海科研是“富人俱乐部”，要有经济实力才行，每次开会都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唱主角。李超伦与国内许多海洋学家一样，盼望着有一天中国人也能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扬眉吐气！

改革开放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高，海洋所开始论证建造“科学”号考察船，并争取深海科研项目之时，有过南极科考经历的李超伦便积极参与进来。购置什么设备，探索哪方面的内容，保证未来十年二十年不落伍，为此海洋所专门设立了领导小组，孙松所长亲任组长，李超伦任重大任务办公室主任。

好啊！有了大船，过去不敢想的科学问题，现在都可以设计研究了！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边建船，一边选择码头，一边撰写申请重大专项的报告。“三个一”工程并驾齐驱顺利实施。2013年通过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简称“海洋专项”）， 专项经费11.5亿元人民币。

这是中国科学院有史以来在海洋领域投入最大的一个项目， 是中国科学院先期启动的10个A类先导项目之一。它以热带西太平洋为重点，兼顾东印度洋和印尼贯穿流区域， 开展海气相互作用、海洋环境安全与生态系统演变、深海极端环境与生命综合研究， 研发一批海洋探索与研究急需的海洋装备， 从整体上提高海洋探测与研究能力， 在我国海洋研究领域发挥先导作用。首席科学家由中科院海洋所所长孙松担任。

为此，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近海研究有良好基础，但体现不出先导性，深海研究是发展方向但面临极大挑战。考虑到我国对海洋科技的需求以及海洋领域的国际前沿问题，如何体现海洋科技领域的‘先导性’，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海洋研究起步晚，受到海洋意识、综合国力和海洋探测装备等方面的诸多限制，主要海洋研究大多局限于中国近海资源与环境的研究，对深海大洋的研究鲜有涉猎，并且有限的调查研究仅限于大洋上层。因此，我国对全球海洋，特别是深海和大洋的动力环境、资源状况缺乏系统了解。”

“于是，海洋先导专项将目标锁定在西太平洋。热带西太平洋是毗邻我国的大洋，是我国从近海走向大洋的必经之路。开展西太平洋的研究将对气候变化、邻近大洋对中国近海环境的影响以及深海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院先导专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定位于解決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集科技攻关、队伍和平台建设于一体，形成重大创新突破和集群优势。海洋也不例外，依托中科院海洋所、南海海洋所、烟台海岸带所、沈阳自动化所和大气所等单位，联合国家海洋局第一、第二、第三海洋研究所等国内外优势力量，开展联合攻关。

“不仅涉及气候变化，也涉及近海与大洋的相互作用、深海与表层海洋相互作用以及深部海洋的探索。”孙松说，“从立体来看，是从深海到表层、海气相互作用;从水平来看，涉及大洋和近海;从学科上，涉及物理海洋学、化学海洋学和生物海洋学和海洋地质学。概括而言，就是以热带西太平洋为主要研究区域，兼顾东印度洋和印尼贯穿流，从海洋系统的视角开展综合性系统调查与研究，推动我国深海大洋理论与技术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选择热带西太平洋作为重点研究区域， 同时兼顾东印度洋和印尼贯穿流的观测与研究。热带西太平洋对于我国乃至世界都很重要， 这里是我国重要的出海通道，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科学角度出发， 这里是海气相互作用研究的重点区域。海洋热量传递是海洋领域的热点问题。热带西太平洋是全球海洋热量最高的区域， 也是暖池所在地， 其海洋热量变化将会对全球气候，特别是东亚气候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这个区域，我国科学家——胡敦欣院士牵头提出的“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计划，受到了国际重视和积极参与。热带西太平洋也是黑潮的发源地， 海洋环流复杂， 其海洋环流变动将会影响到黑潮的变动， 而黑潮的变动将会对我国近海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此外， 热带西太平洋的海底特别活跃， 分布有众多的海山、热液和冷泉， 对深海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区域。考虑到海洋热量传递，东印度洋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区域也涉及东印度洋的研究和对印尼贯穿流的观测。

海洋专项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平台、形成一个体系、建设一支队伍、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取得一批科研成果， 获取大量样品和资料， 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能力建设上进入国际先进国家行列， 在我国海洋探测与研究中起到引领作用。

具体实施方案是：建立以“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为旗舰的海洋专项海洋考察船队， 成立海洋考察协调委员会， 重点保证海上考察任务的完成。在西太平洋、印尼海峡和东印度洋建立以海洋潜标为主的深海观测网， 在近海关键海域布设近海潜标观测网、与已有近海浮标观测网进行衔接， 设立近海和大洋观测断面与站位进行船基观测和走航观测， 系统获取近海和大洋海洋环境信息。物理海洋、化学海洋和生物海洋以及海洋地质不同专业的科学家在同一条船上，围绕同一个科学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综合交叉研究……

船有了，项目有了，码头正在建设中，“三个一”工程顺利进行，再也不会“望洋兴叹”了，海洋所上下秣马厉兵准备出征。2013年，李超伦被任命为所长助理兼重大任务办公室主任。“科学”号首航，他担任首席科学家，等于代表主帅孙松充当了“先锋官”。

这天，随着“呜——”的一声汽笛鸣响，这艘上白下红、高高的船头上醒目地印着“科学”两个大字的综合考察船，劈波斩浪昂首出航！

好啊！深海大洋，中国人来了！

一个半月后，2014年5月12日，我国最先进的海洋科学考察船“科学”号执行完首个科考任务返回青岛母港。本航次航程逾4000海里，科考团队在冲绳海槽发现了两个“黑烟囱”。

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就像启航时一样，蜂拥而至，高举着长枪短炮，照相机、摄像机、话筒、录音笔，把航次首席科学家、中科院海洋所所长助理李超伦围在中间。他成了新闻发言人，笑着说，别挤别挤，我声音大，都能听得见。

他说：“我们‘科学’号首先在冲绳海槽获得了一张50公里×50公里的高分辨率海底地形图，参考以往科考资料，查清了热液区的位置，再用水下缆控潜水器（ROV）下潜作业，探测到了2个‘黑烟囱’和4个热液溢流区。”

“‘黑烟囱’就是活跃的海底热液喷口。两个‘黑烟囱’位于探测区域的北部、冲绳海槽的中部。周边生物群落兴旺，这个航次采集到了贻贝、潜铠虾、阿尔文虾、冒贝等大量生物样本。”

“在这个区域的南部虽没有探测到‘黑烟囱’，但探测到了热液溢流区，生物同样丰富，科考队员采集到了海绵、管状蠕虫等生物样品。这个航次还获得了许多海底水样和泥样， 得到了随船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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