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生命之母，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几千年来，海洋也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大量关于海洋，以海洋為题材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征服海洋漫长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譬如秦始皇时代的徐福东渡，唐朝的鉴真东渡，一直到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

与中国人民征服海洋的壮举相伴随，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关于海洋的记录和描述，如《精卫填海》的神话，如《山海经》这样的海洋文学作品。

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海洋也一直是作家们勤奋耕耘的一片文学富矿，从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到近期赵德发推出的长篇小说《经山海》;从黄传会的“海军三部曲“纪实，到张培忠的《海权战略》，李旻关于钓鱼岛的书写，傅逸尘关于中国远望号远航科考的《远航记》，宋宜昌、远航的《驶向深蓝》;一直到近年来的唐明华的《耕海》（单行本名《沧海九章》），陈新的《探海蛟龙》《蛟龙逐梦》，刘广雄的《闯海记》，朝煜的《面朝大海》，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海洋文学确实是文学创作的一片蓝海。

近年来，许晨在海洋文学方面的耕耘颇为用力，继《第四极》之后，他又陆续写出了《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航海家郭川的故事》。这一次，又通过对“科学号”的跟踪采访，推出了描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近七十年历程的这一篇长篇纪实《耕海探洋》。

海洋是一个独特的文学题材，也是一个独特的创作的背景和环境。在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价值的环境中，人类的研究科考，开发利用海洋，对于与海洋相关的岛屿的开发建设等，都可以归入海洋文学。海洋文学是海洋文明也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可能更多的具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特征。海洋又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器和聚宝盆，海纳百川，波澜壮阔，隐藏着无数的奥秘，等待着人类的开掘和利用，当然也等待着作家们的不断挖掘和创作，许晨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希望在海洋文学上打出一口深井，这种毅力和坚持，不仅值得嘉许，也值得期待。

梅榛的《抗病年》写的是自己2014年陪家人抗击癌症时的所见所闻所感。病房就是一个小社会，个人的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复杂的人生展示平台，在癌症病房里，既有对生命的坚守和哀伤，又有亲情的温暖和希望，同时兼及对人性恶的批判鞭挞。一年的抗病经历，展现的是酸甜苦辣的百味人生，令人感叹和深思。

第一章 中国“科学”号

2018年7月9日 星期一

阴有小雨 青岛薛家岛码头

天空一直阴沉沉的，灰色的云团压得很低，间或飘过星星点点的小雨。可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阳光，明朗而欢畅。因为经过了多次申报、联系，今天我终于登上了“科学”号海洋综合考察船，作为一名科考队员，前往远海体验、采访了。

上午10点多钟，我按照预定计划，乘车来到了黄岛长江东路8号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西海岸园区船舶中心码头，拖着一个拉杆箱，沿着扶梯上了船，走进了分配给我的505舱室。这是一个十二三平方米的单人房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写字台、沙发、电视、电话、卫生间，应有尽有，俨然星级宾馆待遇，比我上次随乘的科考船强多了。

四年前——2014年6月，我曾经随同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工作母船向阳红09船，前往西太平洋实施试验性应用航次。那是一艘30多年的老船了，设施落后且已老旧，为了照顾作家让我住上了双人间，但卫生间还都是公用的。如今的“科学”号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综合科考船，无论驾驶系统、科研装备还是生活设施，都是国际一流的，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科考船之一。从这一点上，就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国家科研实力和装备设施极大地提高了！

午饭后，科考队员们领到了装备：橘红色的工作服、便于抓地的工作鞋，还有生活用品等。为了保障安全，当进入工作状态时，必须穿上统一的工作服，佩戴安全帽。按计划，“科学”号将在下午1点30分启航。海洋所领导和有关方面人员前来送行。

“呜——呜——呜——”

随着三声长长的汽笛鸣响，一艘上白下红两种颜色相间、漂亮威武的科学考察船启航了。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船舶出航是向前开行，只需鸣笛一声即可，“科学”号十分先进，可以横行或倒行离开，而倒行时则需三声响笛。现在它就是倒行离开码头的。

右舷靠码头一侧栏杆前，我作为一名特邀科考队员，与本航次首席科学家张鑫、科考队长王敏晓和全体乘员统一身穿紫红色工作服——胸前绣着一面五星红旗、背后印有“中科院海洋所”几个大字，像海军出航“站坡”一样整齐地列队，与前来送行的人们告别。

恰巧，中央电视台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在现场录制节目，年轻的女导演一声令下，船上船下的人们互相挥手致意：“再见了！再见了！”“祝愿科学号早日凯旋！”……

本航次首席科学家是海洋所深海中心的张鑫研究员。我曾在所里采访过他，一位高大帅气、年轻有为的海洋学家。他告诉我此次航行主要是进行西太平洋冲绳海槽和南海冷泉调查，时间为26天左右。今天刚刚启航，他正忙着，许诺等到稍有空闲再详细介绍。正常行驶之后，我走上驾驶舱，观看他和大副等船员们操船航行。

“左舵五！”

“五舵左！”

“把定！”

“是，把定！”

驾驶台上，一身洁白工作服、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船长孙其军手持望远镜，像一位临阵的将军一样，密切观察着前方海况，不时地下达着口令。年轻的操舵手则一句一句复述着。尖尖的船艏像一具锋利的犁铧，翻开滔滔碧波，两道白浪航迹翻卷在船舷两侧，轮船以每小时10节的速度驶出胶州湾。不一会儿，就把母港——青岛西海岸薛家岛码头和美丽的城市岸线远远地留在身后了。

这一天是2018年7月9日，我国最先进的综合科学考察船“科学”号，出海执行“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科研调查航次。这是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其中包含数个海洋研究前沿课题，计划船时一个月。为了书写我国艰辛曲折的海洋科考历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建国70周年，作为一名致力于海洋文化的作家，我有幸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选派，随船出航体验、采访、写作。

走进“科学”号，我首先被其英武而别致的外貌深深吸引了！流线型船体、宽大的甲板，通体洁白的上层建筑耸立着高高的球型全球卫星通信天线，挺拔的前桅杆，360度环视驾驶室，好似无敌海景房一样，个别位置还装了落地玻璃窗，视野异常宽阔明亮，茫茫海天尽收眼底。笨重的舵轮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高科技电子仪表盘，显示出高度的自动化控制。船身亮丽的“中国红”底色上赫然印着两个草书大字——“科学”。

这是一艘中国自主设计的可进行全球海洋探测的船舶，世界一流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它的横空出世，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我国从浅海走向深海、从近海挺进大洋的蓝色征程，为揭示深海大洋乃至深渊海底奥秘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国际著名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充满感叹地报道说：“科学”号的成功建造，使其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探索与研究，是600年前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的又一壮举，而现在是为了探索海洋的奥秘，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开展深海研究的能力。

然而，亲爱的读者你可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海洋科学工作者总是“望洋兴叹”，只能在近海边上“打转转”，根本无法深入到那时而碧波如镜、时而风狂浪高的深海大洋。

“海洋强国”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公元2018年仲春时节，山东半岛上的璀璨明珠——美丽而浪漫的青岛，如同一座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一样，盛开怒放在波光粼粼的黄海之滨。中山公园红艳艳的樱花笑逐颜开，八大关里的碧桃、海棠争奇斗艳，汇泉广场中的青松翠柏和绿毯一样的草地，鲜灵灵闪亮亮，就连小鱼山、金口路周边住户人家的花墙栅栏间，一簇簇粉红色的蔷薇、鹅黄色的迎春也探头探脑地挤了出来。真个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我提着简单的行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些海洋书籍，兴致勃勃地穿过这春意盎然、一派生机的城市，来到了此行目的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洽谈采访并写作反映新中国海洋科研的报告文学事宜。综合处处长刘洋和主任科员王敏，热情地把我带到了位于三号楼的党政办公室，代表王凡所长、王辉书记表示欢迎——二位主要领导人正在北京开会，择时专门会见并接受采访。而后，他们与我坐下来详细洽谈，介绍情况，安排日程和工作计划。

说起来，我与刘洋处长是老朋友了。他老成持重，可实际年龄并不大，属于年富力强的中层干部。早在两年多以前，海洋生物学家郑守仪院士邀请我前往她的家乡——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参观考察她的科研成果——放大雕刻的海洋有孔虫模型雕塑园时，研究所的陪同人正是刘洋。我们一同度过了一段愉快而有意义的南方之旅。当时，他听说我曾经乘上“蛟龙”号工作母船“向阳红09”船，亲临“蛟龙探海”现场，写出了一部颇有影响的海洋报告文学，立即爽快地表示：“我们所的‘科学’号考察船十分先进，每年都会去太平洋科考，欢迎你也来体验采访啊！”

“好啊，我很想再到深海大洋走一趟。”

本来以为是一句客气话，不料想竟一语中的，如今变成了现实。在刘处长的办公室里，我们笑着谈起这段往事，都感觉到冥冥中早就约好了似的。按照我多年的采访体会和写作习惯：要想写好一部写人记事、真情实感的报告文学作品，必须亲临现场实地考察一番，因而随乘“科学”号考察船就安排在采访日程中了。

简要洽谈之后，刘洋处长安排办公室的王敏领我走走看看，大致熟悉一下环境。年约三十出头的小王是一位面容秀丽的女科员，一头乌黑的短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热情干练。她陪同我相继参观了海洋研究所史成果展厅、海洋生物标本馆、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海洋环流与波动重点实验室、文献信息中心、餐厅与研究生公寓楼等，使我对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科研机构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尤其是当我们走进一座科研楼时，在一楼大厅看见几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有的微笑着透着愿与每个人交朋友的神情，有的充满期待地望着来来往往的年轻学子，也有的凝神静气似乎还在思考什么科学问题……走到他们面前，我不禁肃然起敬，放慢了脚步，久久地凝望着。啊，那是放大镶在墙壁上的一排历年在本所工作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照片！他们都是海洋科学家，是我国海洋科研事业的先驱和柱石！

一共是九位：童第周、曾呈奎、毛汉礼、秦蕴珊、刘瑞玉、郑守仪、胡敦欣、侯保荣、穆穆。其中前五位已经离我们远去，离开了他们奋斗一生的海洋事业，可是他们的传奇人生、他们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人格魅力必将永久地留在这片土地上和蔚蓝色的海洋里。他们就像天上的恒星一样，夜夜闪亮在幽深的天空上，照亮了我们前进征途上的星辰大海……

楼道走廊两边，分门别类镶嵌着海洋知识介绍和科研项目展示，图文并茂，琳琅满目。其中，一块铭牌映入了我的眼帘，上书几行大字：“耕海探洋 唯真求实 博学创新 厚德致远 科技报国 创新为民。”这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所训，也是一代代海洋科学家终身为之奋斗的信念和理想！

蓦地，寫在前面的那四个字如同电光石火一样，闪过我的脑海：耕海探洋！好啊！大气磅礴，生动形象，完全可以做长篇报告文学的书名，同时彰显了这部反映海洋科学事业纪实作品的主题思想！

走出海洋所的大门，我回身久久凝望着这座朴实无华而又丰富多彩的大院——它坐落在青岛最美丽的海滨之一，身后是中山公园、汇泉广场，身前是八大关风景区、第一海水浴场，红瓦绿树银浪涌，蓝天碧海金沙滩。景色绮丽，游人众多，闹中取静的一方净土，面对着蓝色的大海波涛，潮起潮落，年复一年，科研人员们心无旁骛，精益求精，默默工作着，为了祖国的海洋事业奉献青春和热血。

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就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啊！

那座20多层的高楼上，从上到下书写着一行草书大字：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那一排排实验楼、办公室外墙上，镌刻着中科院的LOGO标志和英文缩写：IOCAS。此时此刻，我又忽发奇想了——瞧，这就是作家的职业“毛病”或称习惯，形象思维常常不经易地冒出来：

整个海洋所大院仿佛是一艘巨型的科学考察船，最高的大楼形似驾驶台和主桅杆，位于南海路大门前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正如在公海航行舰船上的国家象征。每座办公楼好像一个个舱室或实验室，而一位位科研人员就是船员、水手和科考队员，驾驭着它在波涛起伏的科学海洋里航行、考察和科研，为共和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发拼搏，勇往直前。

这是真正的“科学”巨轮！

这是中国“科学”号，正在劈波斩浪，驶向深海大洋。如今，我作为一名科考队员，将随同走进“深蓝”，迎来一段不平常的航程……

第二章 探寻海洋的奥秘

人与海洋

生命起源于海洋。

海洋是人类的摇篮。

航天员从宇宙飞船上观察茫茫太空，非常容易地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与其他天体星辰区分开来。因为只有地球是一颗蓝色的星球，那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海洋，覆盖着大地71%的面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叫它水球更为合适，而五大洲则像是点缀在浩瀚海面上的一个个海岛……

是啊！蓝色海洋敞开博大而温馨的胸怀拥抱着万物生灵，为苍茫大地提供了物种生存的平台和营养。她以其独特的神奇波涛呼风唤雨，吞云吐雾，调节自然气候，孕育海陆生命，储藏海底矿产，沟通商贸航道。无数事实证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发展史上，到处闪耀着晶莹剔透的蔚蓝色。难怪古往今来人们反复强调：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世界！

我们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仅大陆岸线就有18000多公里。又有6000多个岛屿环列于大陆周围，岛屿岸线长14000多公里，它们绵延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辽阔水域并与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紧紧相连，这就为华夏祖先进行海上活动，发展海洋事业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然而，最早的“探索开发”“研究利用”海洋，还是为了解决“民以食为天”的吃饭问题。

在距今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上古年代，一片洪荒，刚刚进化而来的人类过着茹毛饮血、兽皮为衣的日子。每天一睁开眼就如同鸟兽一样，四处觅食，填饱肚子。生活在沿海的原始人发现退潮之后的海滩上，贝类和海藻可以食用，纷纷拾取果腹充饥。后世考古竟挖掘出堆积如山丘一样的残留贝壳及部落遗迹，称之为“贝丘遗址”。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人们在向大自然索取生存之道的进程中，又学会了捕鱼而食、煮海为盐。《山海经》记载：“捕鱼者在水中，两手各操一鱼。”《庄子》一书中也说：“投竿东海，旦旦而钓。”由此可见，堂堂华夏先民们早在“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中，就懂得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以梦为舸，向海而生”的道理。

不过，进行海上活动，无论是捕鱼晒盐，还是交通往来，首先就需要有船只，这是海洋科技的第一步。我国的造船史绵亘数千年，早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

海洋是地球之母，没有海洋就没有生物，没有我们人类。浩瀚的海洋分布于地表的巨大盆地中，储藏着地球97.5%的总水量，栖息着20多万种生物，蕴藏着全球80%的蛋白质和75%的石油天然气，不但过去可“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现在正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空间。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大陆及岛屿海岸线长达3.2万公里，除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外，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包括内海、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如能源、金属矿物、化工原料、珊瑚礁、海柳等。目前已探明的资源有：

（1）面积广阔的浅海滩涂资源;（2）160多處优良港湾;（3）繁多的物种，记录在案的有2万多种;（4）蕴藏量达数百亿吨的油气田;（5）矿床800多个;（6）含有丰富盐和其他化工原料的海水;（7）潮汐、波浪、海流、盐差和温差等巨大的再生能源等。未探明的资源还有很多，如埋藏在深海底下的甲烷，称为可燃冰或天然气水合物，能够让人类使用上几百年。因此，科学家认为21世纪人类将回归海洋，这是一个海洋世纪。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电力不足、石油短缺、淡水匮乏、农田减少，无时不给崛起之中国以巨大的压力。海洋是沿海国家合法扩展的最后国土空间。直面海洋，走向海洋，开发海洋，兴海强国，是我们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种文明如果是为了获得无穷欲望的满足，而毫无顾忌地掠夺和征服自然，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发展的健康性和持续性就失去了根基。海洋资源开发必须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损害，构建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海洋经济才能健康发展，才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海洋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科研是人们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打开神秘海洋之门的“钥匙”……

新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

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

公元1949年3月23日上午11点左右，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头，11辆吉普车、轿车，还有一长队大卡车，齐整整地排列在那里，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站在车前，转身意味深长地对副主席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是啊，我们应当考个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接着，按照警卫人员的安排，领导人们穿上雨衣，戴上挡风眼镜上车。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挥手，轰隆隆，马达轰鸣，车轮滚滚，长长的车队向着古都北京进发……

由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从夺取政权转向了国家经济建设。万事开头难。工业、农业、国防、治安、文化、教育、金融等，从党政建设、城市管理到恢复生产、发展各项事业，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啊！

就在这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的时刻，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还是牢牢抓住了千秋大业的根基——科学！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繁荣经济，都绝对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一个团体、一支部队、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所在。

中共中央刚刚进驻时下还称北平的北京，在负责组建新中国国务院的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下，立即开始酝酿成立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管理全国的自然科学事业。而首任院长则历史性地落到了著名作家、诗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肩上。具体工作则由陆定一、钱三强和丁瓒等人参与，共同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定中科院基本框架。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只争朝夕的年代。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致力于发扬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传统，而科学家们则意识到了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翁，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满怀振兴科学、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精诚团结合作，积极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贡献力量。

1949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三天，中国科学院就正式宣告成立，可见共产党人对科学界的高度重视。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郭沫若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首批接收了原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及所属的原子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史学6个研究所，掀开了中国科学研究的新篇章。

此前7月份，在中共中央指导支持下，由当时的中国科学社、自然科学社、科学工作者协会和老解放区的东北自然研究会联合发起，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目的是加强科学界的团结，总结科学工作经验，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同时为即将成立统一的全国科学组织做准备。与会代表共有205人，都是分布在各地的国家科技界精英人才。

两位海洋界的重要人物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写下了新中国海洋科研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就是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童第周和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海藻学奠基人之一曾呈奎。当时两人都在山东大学（驻地青岛）任教授，同时进行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

他们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生物学大家，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原籍浙江鄞县的童第周出任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和山大海洋研究所所长，他的夫人叶毓芬在同系任教。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童第周受校长赵太侔委托广揽人才，想到了十年前曾在山大当过教师，现在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工作的曾呈奎，连夜写信邀请他回国任教，聘为植物系主任、水产系主任和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就这样，两人携手并肩为海洋科学尽心尽力。

与会期间，他们找到了实际负责筹建院所的著名科学家、拟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殷切地提出了一个设想：“我们中国是一個海洋大国，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太薄弱了，建议在科学院里设立全国性的海洋研究机构！”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青年时期便抱定了“科学救国”的思想，认为我国以农业立国，注意力多在气象与农业关系方面。可他是浙江绍兴人，距离海滨并不遥远，深知海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即表示：“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在研究学科布局时，我们一定争取列进去。”

果然，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以后，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主要负责生物学、地学领域的学术组织与领导工作，他积极呼吁筹建海洋研究所。1949年11月21日，竺可桢与另一位副院长陶孟和联合复信童第周和曾呈奎：“……承示各节，当在专门委员会中提出讨论也。”由于当时我国海洋科学力量十分薄弱，较多的仅是海洋生物方面的研究人员，全国也不过30多人，打算先成立海洋生物研究室，以后逐步扩展。

1950年2月，北方尚在天寒地冻时节，可新中国第一个科学的春天早早降临了。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在北京召开动生物学研究机构调整座谈会，竺可桢、贝时璋、童第周、陈桢、汤枫松、张景钺、吴征镒、伍文献、罗宗洛、朱洗、张玺、朱弘复、沈家瑞，还有计划局副局长钱三强、联络局副局长丁瓒等人参加会议。研究讨论了中科院接收、调整和改组原来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事宜，以及海洋科研机构建设问题，拟议设立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和水生生物研究所，下设三个半独立的科室：一是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二是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三是厦门海洋生物研究室。

一个月后，3月9日上午，竺可桢副院长来到政务院，向分管科教工作的副总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汇报：要编制、定地点、调人员，均一一得到了批准落实。由此，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拿到了“出生证”，隶属于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

3月13日，郭沫若院长签发（50）院人字第19号令：选派党组成员、植物学所吴征镒、水生生物研究所王家楫、动物学所张玺组成三人小组，前往青岛办理筹备事宜：与青岛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协商在青岛建立海洋研究机构问题，与山东大学协调调童第周、曾呈奎主持海洋生物研究室建设问题，与童、曾二人商讨成立海洋生物研究室有关事项。

当时，童第周、曾呈奎等教授均在山东大学任教，且一位是动物系主任，一位是植物系主任，可谓是学校顶梁柱人物。为了调动之事，吴征镒等人与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后来的校长华岗反复商谈。华岗既是一位老革命家，也是一位功力颇深的学者，爱才心切，起初不愿松口：“你看看，二位教授德高望重，新山大离不开他们！”

“是啊，可是国家的海洋科学刚刚起步，更需要两位先生领军啊！”

一时呈现僵持之势，可毕竟双方都是为了国家建设大局。三个月后，华岗专门委派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赵纪彬前往北京，带着山东大学的新方案向竺可桢汇报：同意调动童第周、曾呈奎到中科院工作，但仍需兼任山东大学系主任之职，每周回校担负教学工作，直到学校找到继任者为止。

两全其美，只是辛苦两位教授了。竺可桢得知华岗已经征得了童、曾二人同意，欣然一笑：“好！就先这么办吧！”

很快，中国科学院的任命书下达了：童第周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曾呈奎、张玺任副主任。人员有随童、曾两位主任从山东大学调来的张峻甫、娄康后、吴尚勤等人，并请著名生物学家赫崇本教授等兼任海洋生物室研究员。此外，原任北平研究院动物所所长张玺，也从北京带来了张凤瀛、赵璞、齐钟彦、刘瑞玉、李洁民、王思庆、王壁曾、马乡同、张枫轩等人。全室共28人。

这些人就是新中国海洋科学的开先河者。

当时，吴征镒等人来青岛除商调人员之事外，还有先期论证海洋研究室业务和具体建室事宜。于是，送走华岗主任之后，三人小组加上童第周、曾呈奎等五人，便開始了专题讨论。

时年不到50岁的童第周作为主持人，德高望重，大家尊称为“童老”。他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却具有山东大汉的爽朗性情，为人真诚，作风民主，充分发挥集体智慧，集思广益。既有思想交锋，又能冷静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当时在院部工作的吴征镒，还是年龄和学术上的“小字辈”，主要倾听大家的发言交流，并兼任王家楫教授的“翻译”——他是浙江奉化人，口音较重，北方人张玺先生听着费劲。经过热烈而坦率的沟通、交换意见，很快便在建室方向、任务、主要人员分配方案等方面达成了一致。

在此期间，忙里偷闲，童第周、曾呈奎等人尽“地主之谊”，陪同“客人们”参观了山大动物系、植物系，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去鲁迅公园、水族馆、中山公园、栈桥、崂山等风景名胜区游览。童先生还设了家宴招待大家，夫人叶毓芬女士不仅是他研究教学的得力助手，还烧了一手宁波味的“生猛海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就是到现场勘察“海生室”（海洋生物研究室简称）办公地点和人员宿舍。他们先是看了设在海湾的一座美军总部，可感到那里太大，又刚由人民海军接管，只得放弃了。而后又找到了位于莱阳路28号、离海滨不远的一个小院，二层小楼，旁边还有原“税务司”的宿舍，十分适合，商请青岛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同意，当即确定了下来。

八月一日，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的日子，是人民军队建军的节日。当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此后经过井冈山、万里长征和八年抗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天下。

1950年的8月1日，在青岛却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正式成立了！表面看来，海洋研究似乎与军队武装不相干，老话还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是为了抓紧时间挂牌，迅疾展开工作而为之，实则蕴含着深刻哲理：有海无防，何谈海洋科学？反过来，科学将极大促进海防。选择这一天成立中国海洋科研机构，冥冥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办公地址就设在前文说过的青岛市莱阳路28号。这里原是一家外国人开的旅馆。青岛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全部房屋和小院空了出来，青岛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拨付给中科院使用。一块硕大的木牌挂在大门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成为新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

这里距离著名的汇泉广场和第一海水浴场很近，环境优美，风景迷人，旁边就是全国第一个水族馆，存放着丰富多彩的鱼虾类活体和标本。在办公室里一抬头，就能望见波光粼粼的大海，真是研究海洋科学的好地方。

当时从北京动物研究所调来的人较多，个别人担心生活不习惯，有些犹豫。童第周和曾呈奎借去京开会的机会，前来看望大家，解疑释惑。那一天，童主任特意让张玺副主任召集准备前往青岛的科研人员开会。他热情地说：“青岛研究海洋生物具有极好的条件，你们到青岛可以大有作为。现在我们已准备好莱阳路的两座楼房作为研究室和标本室，在附近金口路也准备了两座小楼做宿舍。青岛是个好地方，康有为的晚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欢迎你们的家属去安家，我们共同努力将海洋生物研究室办好。”

“是啊，童先生说得不错。青岛我去过几次了，又漂亮又凉爽，好像天天在度假啊！”北京动物所老所长张玺赞同道，“研究海洋生物，应该到海滨城市去，再说还可以时常吃到螃蟹大虾，比北京便宜得多哩！”

哈哈，一句话引得大家笑起来。随后，他们就动手将本所有关海洋生物的书籍、标本和仪器、药品等装箱托运，于1950年10月便在张玺主任的带领下，转移到了青岛，参加“海生室”的建设和研究工作。

中国海洋科研事业掀开了崭新的篇章。她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海洋研究机构，她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海洋科学全面、系统、规模化发展的开端。建室初期，主要开展海洋动物实验胚胎学和海洋动、植物分类学研究以及小范围的海洋生物资源调查、经济海藻生活史及人工养殖研究等。

后来根据中科院的部署，为适应海洋科学的发展，1954年1月1日，中科院决定扩大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业务范围，并改建制，直属中国科学院领导，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人员增至78人，主任、副主任还是童第周、曾呈奎和张玺，李荣镜为党支部书记。10月28日，海洋生物研究室建立并执行室务会议制度，由童第周、曾呈奎等5人组成。

一年后的1955年10月20日，中科院第45次常务会议批准海洋生物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童第周任主任，曾呈奎、张玺为副主任，毛汉礼、朱树屏、张玺、张孝威、曾呈奎、童第周、赵九章、赫崇本、郑重为委员。

1956年8月8日，根据《中国科学院1953-1957年计划纲要》：1957年扩充海洋生物研究室为海洋生物研究所（设青岛）的规划方案，海洋生物研究室召开副研究员以上人员会议，讨论通过了建所方案。1957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以（57）院厅秘字第0956号发布“关于通告成立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等机构”的公告，其中宣告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扩建为海洋生物研究所。童第周任所长，曾呈奎、张玺、孙自平任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由孙自平兼任。

在此基础上，1959年9月1日，再次扩建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去掉了“生物”二字，把单学科的海洋生物研究所扩充为多学科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机构。童第周任所长，曾呈奎、张玺、高墨华、孙自平任副所长。高墨华任党委书记。1962年后由孙自平接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了，海洋科研机构也走过了9年的历程，先后筹建了烟台工作站、厦门工作站、舟山工作站、大连工作站、南海海洋研究所（由张玺兼任所长）。1961年之后，中科院的长春地质研究所、山东分院海洋化学研究所、哈尔滨地球物理研究室等先后并入海洋研究所。

这样看来，人们称她是新中國海洋科学研究的“摇篮”和基地一点也不为过。从此，规范、科学、全面的综合研究海洋学，就在共和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展开了……

第三章 大海给了一个“下马威”

（作家远航日记之二）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阴有雨 成山头海面

昨天下午，“科学”号航行到了外海，风大浪高，船舶摇摆角度也随之加大了，人在舱室站都站不稳，而且胃肠内感到一阵阵恶心，有种想呕吐的感觉。啊？难道我也晕船了？或许是刚上船尚未适应，一会儿就好了，我想尽力控制住。

可是，船体晃动得越来越厉害，坐在椅子上都东倒西歪、天旋地转，刹那间一股腥味涌上口腔，我内心大叫不好！无论如何是压不住了，跳起来跑向卫生间，还没有瞄准马桶，一口胃容物冲口而出，哗地喷在地上。哎哟哟，可惜了我中午吃的红烧鱼啊！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又是一口喷出，直到胃里没有存货了，才算消停下来。我赶紧用卫生纸、拖把清理干净，慢慢回到桌旁坐下，长舒了一口气，竟然感到一阵清爽。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那年我随“蛟龙”号工作母船到了太平洋，还遇到过几次台风，都没有晕船，为此经常沾沾自喜，向别人夸口。如今这是怎么了？刚上船就出了“洋相”，接下来的几十天将怎样过啊？采访写作任务怎样完成呢？我不禁产生了畏惧心理。但我是个要强好胜的人，也经历过一些风浪，决不能有打退堂鼓的想法，甚至都不能让其他人知晓。晚餐时，我没有一点儿食欲，只拿了几根香蕉便回了房间。当通知全体队员开会时，我还是强打精神拿着笔记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到了会议室。

会上，由首席科学家张鑫研究员讲了本航次主要工作，强调了船舶纪律，安全第一。其他几位助手从生活工作上讲明注意事项，提醒大家适应船上特点。好嘛，这时才知道：刚才一阵颠簸，不仅仅是我，还有不少队员也晕了船，吐得一塌糊涂，至今仍有几人躺在床上起不来呢！据船员介绍：初次上船或者隔一段时间上船的人，遇上风浪大都要经历这样的“下马威”，过两天就好了。但愿如此！

早晨醒来，感觉船摇摆的幅度小了些，打开舷窗的窗帘，看见外面还是阴雨连绵，波翻浪涌，但船体却原地不动了，只是随着浪涛起伏着。蓦地想起来：昨天听张首席说当晚行驶到威海成山头海面，暂时驻泊做海底地质取样，看来这是夜里人们还在睡觉的时候，船员已经驾船到了目的地停下了。

船上严格遵守开饭时间，早七点、午十一点、晚五点，到时候值班船员只在驾驶室喇叭上喊一声：“开饭了！”人们便及时来到餐厅用餐。整个就餐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过时不候。昨天晚饭时，我一是因为刚刚吐了几口，没有食欲;二是从未有那么早吃晚饭的习惯，六点多才进餐厅，已经空空如也了，只好拿了点水果了事。后来想想船上都是集体生活，十分有规律，早用餐是为了早工作。

可能是昨天下午晕船的不少，大部分人还躺在床上睡觉休息，前来吃早饭的人不多，特别是女队员来得更少。我一问才知道：有一半队员都晕了、吐了。这是何故？原来除了初次上船缺少适应以外，还有昨天下午为了赶路，航船特别加速了，加之海风增大，摇晃尤其厉害，很多人包括我这个经历过深海体验的人都受不了。所以他们什么也不想吃，只求同伴带点水果或饼干回去。

饭后我来到后甲板一边散步一边观察，只见几位年轻队员坐在那里发呆，便过去问他们做什么。其中一位瘦弱的女队员名叫张文燕，昨天我刚上船时，曾向她打听联络人连超，她说他可能正忙着，一时不好找。我说分配我在505房间，不知在哪儿？她热情地说我带你去吧。由此，我感到这是位善良热情的姑娘。这时她却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的。原来他们都是晕船晕得难受，感觉二楼口这里稍微平稳一些，而且风凉清爽，干脆跑到这里透风了。提起晕船呕吐的事，他们说很多人都吐了，有时都来不及跑卫生间，清理起来很麻烦。说着小张竟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塑料袋，看，我们都准备了这个，万一跑不及就吐在里边。呵呵，看来晕船都晕出经验来了！

本来按照计划要做地质取样，可天空还是风雨交加，海况也十分不好，科考队员们休息待命。我则乘此机会来到船长舱室，与他交谈——因船舶不航行了，驾驶台上轮流值班，他就有了空闲时间。船长名叫孙其军，老家在潍坊。用他的话说：“我是老潍县人，就是郑板桥当知县的那个潍县，现在的年轻人不大知道这个县了。”

船长室是个里外间，较为宽敞，里边是卧室，外间办公兼会客。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倒上了一杯热茶，一见我拿着笔记本摆出采访的架势，有点紧张，说自己不善言辞，从小就语文不好，人多了不会说话。我连忙表示随便聊聊天，并将本子放在一边。“好啊，聊天可以。”这样他才自然起来，我也了解到了他的身世与工作情况。

孙其军是农民的儿子，兄弟五人，他是老小，本来一直在家上学，谁知上初一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家里生活困难，辍学在家了。无事可做不行，便去帮助哥哥放羊带孩子，还学会了挤羊奶喂侄儿。这样干了一年，哥哥们凑钱让他复课上学。潍县中学里有位英语老师讲课好为人又好，十分关心孙其军，将他带出了好成绩。这一下提高了孙其军的学习兴趣，数理化学得不错，可正如他所说，偏科严重，最怕语文作文。1989年他参加了高考，一举通过了本科线，只是语文刚刚及格，被大连海运学院录取到了航海系驾驶专业。四年毕业后分配到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一直干到现在。

他几乎在所里的几条科考船上都当过船长，经历丰富。当我问他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例没有，他想了想，拿出一盘视频资料，说是某次去西太平洋科考时遇到了特大风浪，跟随的央视记者拍摄了一段，放出来让我看：伴随着歌曲《怒放的生命》，铺天盖地的风浪打上船头，惊心动魄，威武豪迈。

正在这时，喇叭广播让新上船的人都去餐厅照相——这是例行公事，每个航次所有人员都要穿上工装照张免冠相，以备存档。我马上告辞，回去换工作服。

中午用餐时，看到了随船拍摄“加油，向未来”节目的央视摄像记者，年轻健壮的鲍仁坤——大家爱称他“鲍鱼”，坐在那里无精打采的。一聊才知道：他昨天晕得厉害，吐了三次，早饭也没吃，一直躺着呢。我打趣地说：“你这么壮还晕船啊？”“嗨，这跟壮不壮没关系，是我的平衡机能不好。”“那不能不吃饭，要保持一定体力才行，而且也不要老躺着，活动起来会很快适应的。”他摇摇头，吃了一点简单东西，说还是回去躺着舒服……看来，心理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如今进入了微信时代，从一上船起本次科考队就建立了微信群，命名为“2018出海群”，张首席第一时间把我拉了进来，什么通知都在群里发一下，人人尽知。准备午休时，我看了一眼微信群，科考队长王敏晓发信了：“下午两点五楼会议室安全培训，请大家安排好自己工作，准时参加。请相互提醒。”从一上船我就把自己当作了一名普通队员，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规定，马上把手机定在了1点30分起床。

两点钟，我准时走进了会议室，听取了负责安全、救生工作的三副介绍登船注意事项和安全知识。本来还要进行身穿救生衣、上救生艇的安全演练，只因外面一直下雨，改在晴天时再办。与此同时，辅助科考的工程技术部主任姜金光、科考队长王敏晓等人又讲了几条工作须知。其中发生了一件小事，引起我的注意：当三副说到发现有队员拿了备用消防水带使用，这是不允许的。需要水带时可以找他借用，不能动用应急箱里的备用带。这时，首席科学家张鑫严肃地站起来：“谁干的？不能有第二次发生了，切记！”

最后，孙其军船长也说了几句：“欢迎大家登上科学轮！希望把这条船当作自己的家，同舟共济！”

会后，雨小了，张首席说按计划做好取样准备。我了解到，本来此行全称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2018年度热液冷泉调查航次。具体是对西太冲绳海槽热液区、我国南海冷泉区进行一系列调查与研究。但在临行前，天气预报7月11日左右，“玛莉亚”台风逼近浙江福建一带，正好拦在我们的航路上，需要避风。于是，临时决定启航后不向南航行，而是向东北行，在成山头外海驻泊，结合地质室的沉积物取样任务，实地验证海洋所新近研发的可视可控夯击式重力活塞取样器“开拓3500”，充分利用科考船出海的每一个船时。

为什么选取这里呢？据说古时这里曾是黄河入海口，后来改道才从今天山东西北部入海。咦？黄河曾流经过胶东半岛的威海一带，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看来，对于黄河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秘密需要探求。

这是本航次第一次作业，我一定要好好观察一下。于是，开完会我就按要求穿戴好工作服，戴上安全帽来到了后甲板。几名队员正在做着各项准备，身材不高生着一副圆圆脸的队员介绍说：“我们争取在这里创造一个纪录！”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什么纪录？原来当年中科院海洋所曾在台湾海峡南部采用重力活塞取样到了15.25米深度，全国第一。这次争取打破它，计划如果土层合适，取到16米左右。可是海况一直不好，船摆还是很大，为了作业安全，张首席决定晚饭后看天气再干。

当晚，风力转小，有关作业人员集合到后甲板，准备用绞车吊放“开拓3500”。我看了一会儿，感到一时半会儿还干不完，就回到房间抓紧写当天的日记，想到明天再问他们结果。祝愿他们创造取样深度的全国新纪录！

第四章 浪花里的科学家

“童鱼”——克隆先驱

二十世纪的1997年的某天，一头浑身洁白、长着细长的弯弯曲曲羊毛的小绵羊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明星。它的名字叫多莉，是用著名乡村歌手多利·帕顿的名字命名的。它不是一只普通的绵羊，而是从苏格兰爱丁堡市郊的罗斯林研究所里克隆出来的，没有经过传统的受精孕育——即无性繁殖。

真是破天荒了！这项研究不仅对胚胎学、发育遗传学、医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有丰厚的经济潜力。克隆技术可以用于器官移植，造福人类;也可以通过这项技术改良物种，给畜牧业带来好处。然而，你可知道，早在20多年前，我们中国科学家就已经成功地运用克隆技術，诞生了数尾金鱼，世人称其为“童鱼”！因为取得这项惊世骇俗成果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童第周。

十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及时在国际最高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没有公开亮相，也就没有像多莉羊一样引起巨大的轰动。但圈内人都知道，这是一项划时代的研究项目。童第周堪称全世界克隆技术的先驱者之一。

事实上，童第周先生不仅仅创造了生物科学的巅峰——“童鱼”，更是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创始人，经他手筹建、培育起来的海洋科研院所和海洋科学家，遍布全国许多城市。每当谈到海洋科学之时，人们总会首先想到那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的童先生。

进入二十世纪的第三个年头——1902年，童第周出生在浙江宁波鄞县唐溪童村一个私塾先生家里。虽然家境不富裕，但可以从小跟着父亲读私塾，早早就识字学到了一些知识。父亲常常给儿子讲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讲学海无涯，一定要持之以恒的道理，还写了“水滴石穿”四个字，挂在童第周的书桌旁。

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勉励和期盼，而童第周正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种精神，抓住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以顽强的毅力向着科学的顶峰登攀。可在私塾里，他只学了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这远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直到17岁那年，在哥哥的帮助下，童第周进入了宁波师范预科班。这里不用交学费，还管食宿，穷人家的孩子能在这儿上学，是很幸运的。童第周十分高兴，他抓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勤奋刻苦，努力学习。

在他内心深处，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考上宁波效实中学。这是当地一流的学校，毕业生一般都能进入大学。效实中学对英语要求很高，还十分重视数理基础，而这几门课恰恰是童第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他还从未学过英语。自从确立了考试目标之后，童第周更加用功了，自学英语，强化数理，常常学到深夜。

可生不逢时，效实中学这次不招一年级新生，只招三年级插班的优等生。这可怎么办呢？亲友们都大摇其头，可童第周却不改初衷，再难再苦也要考上去。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铁杵也能磨成针。童第周咬紧牙关竟榜上有名，只不过成绩是倒数第一。面对成绩单，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既有终于成功的喜悦，又有分数较差的难过……

一定要赶上去，童第周暗暗下着决心。一天深夜，教数学的级任陈老师办完事情回到学校，发现在昏黄的路灯下有个瘦小的身影在晃动，陈老师想：深更半夜的，谁还不回寝室就寝呢？他带着疑问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童第周正在借着路灯光演算习题。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呢？”

“陈老师，我要抓紧时间把功课赶上去，我不要倒数第一名。”

望着童第周瘦小的身躯，陈老师关心地劝他回去休息就走了。可是走出不远，回头一看，童第周还站在路灯下捧着书本学习。陈老师被深深地感动了，完全理解和赞赏童第周的志气，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

期末考试到了，童第周又成了全校关注的对象。他终于靠自己刻苦的努力，使各科成绩都达到了70分，其中几何得了满分，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就这样，到高三期末考试，他的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校长陈夏常无限感慨地说：“我当了多年校长，从来没有看到过进步这么快的学生！”

后来童第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感慨地说：“在效实的两个‘第一’，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那件事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高中毕业了，童第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的高才生。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渡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在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同寝室一个外国学生就公开说：“中国人太笨了。”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站起来对他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像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

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不慌不忙地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像钟表工人那样细心，像绣花姑娘那样灵巧，像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弛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

“成功了，成功了！”同学们涌上去祝贺，勃朗歇尔教授更是激动万分，这是他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成的项目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四年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

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绝不比别人笨。”在场的教授纷纷点头，有的还伸出大拇指。这年他才32岁。而那位同寝室的洋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当博士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正在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的童第周谢绝了高薪挽留，克服了种种阻力，再次回到了国立山东大学，任生物系主任、校海洋研究所所长，进而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中。这一年他48岁。从1934年获得比利时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已经整整16年了，最好的年华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过去，如今终于可以专心致志搞科研了，童第周百倍珍惜。

莱阳路28号那间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实验室，是童第周最喜欢待的地方。当时，他不但担任海生室的第一任主任，全面负责海洋生物研究工作，还在华岗校长的坚持下，于1951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这个时期，承担着繁重行政和科研任务的童第周，仍坚持给学生上课，教室里满堂的学生，倾耳静听着童先生那富有哲理的学术思想，印象极为深刻。

与此同时，他一刻也没有放下手中的显微镜，利用青岛文昌鱼、海鞘等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胚胎学研究。童第周在生物进化具有重要地位的脊索动物文昌鱼卵子发育的规律中，精确地绘制了器官预定形成物质的分布图，证明了文昌鱼分裂球具有一定的调整能力等，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分类学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

春天，大地复苏，是金鱼繁殖的季节，为了探索生物遗传性状的奥秘，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童第周不顾年高事繁，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与美籍华人科学家牛满江教授合作，选择了金鱼和鲫鱼作为实验材料。实验室里，童第周坐在实验台前像个将军般地运筹帷幄，助手们则紧张地忙碌着做各种准备。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童第周想通过这个叫作核酸诱导的试验来验证在科研上的设想。

金魚排卵了，排出的受精卵比芝麻粒还小。事不宜迟，助手们把已经提纯过的鲫鱼卵核酸快速送到童第周的手边。他迅疾而稳定地用那双灵巧的手，将这些核酸注入了金鱼受精卵的细胞质内，而后密切观察由此繁殖长大的金鱼性状会发生什么变化。金鱼一般在早晨6时左右产卵，实验则需一批接一批地进行，往往要工作到下午一两点钟，一口气干8 个小时，童教授匆匆回家喝下一碗稀饭（他胃不好，此是经常饭食），而后再匆匆赶回实验室，观察胚胎发育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

“童老，您休息一会儿吧！”一位助手忍不住说道。童第周摇摇头说：“应该记住，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而且，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忙吗？”童第周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和他的学生们。

不久，这些由动过手术的受精卵生成的金鱼慢慢长大了，奇迹也出现了。童第周和他的助手们惊喜地发现，在发育成长的320 条幼鱼中，有106条由双尾变成了单尾，金鱼表现出鲫鱼的尾鳍性状！这说明，从鲫鱼卵中提取的核酸对改变金鱼的遗传性状起着显著的作用。

这次实验，证实了童第周先生的设想，他脸上露出了成功后的喜悦之情。《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这项科研成果，引起极大轰动。著名画家吴作人为此鱼画了一幅水彩画，称为“童鱼”。诗人赵朴初专门题诗曰：“异种何来首尾殊，画师笑道是童鱼;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逐风雷不怪渠。”

这两种鱼——童第周课题组诞生的金鱼，与吴作人绘画的“童鱼”照片，一齐被收入到英国皇家科学院大百科全书中。可是，当合作者牛满江教授在美国生物科学年会上发布这项成果时，竟因种种原因受到一些质疑，以至于未能获得应有的认可和荣誉。直到20多年后，爱尔兰研究院的“多莉羊”问世，才使“克隆技术”轰动全世界。

事实上，当年童第周实验室的那些“童鱼”，至今依然是科学文献中的精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人类对生物进化和细胞遗传变异研究推进到了世界前列，开创了人类按照需要而人工培育新物种的历史先河，被誉为世间克隆第一人。

当之无愧，童第周堪称中国的“克隆之父”。20世纪90年代，他被列入世界100位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

尽管“文革”期间，童第周与许多科学家一样遭受不公正冲击，但他从不灰心气馁，始终坚持光明在前、科学报国的信念。扫除“四人帮”阴云后，童先生又焕发了科学的青春，身兼数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仪的生物学研究。

其中，他每年都要前往青岛住上一段时间，看看一手创建的海洋研究所，与后辈们交流座谈，勉励大家：“一分时间，一分成果。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就不是一天八小时，而是寸阴必珍，寸阳必争。”

我是大海的儿子

奔涌的海浪，劲吹的海风，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宽大的银幕上出现了这样一组镜头——

惊涛拍岸的南海边，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穿上潜水衣，戴上潜水镜，像年轻人一样跳进大海。在蔚蓝色的海水里，他宛若一条游龙，俯仰自如，鱼儿在他身边畅游，一串串美丽的水泡儿冒起来……

这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喜浪藻》中的一幕。主人公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著名海洋学家曾呈奎。那是1980年，他已经71岁了，仍然亲自率队赴西沙群岛考察，历时40多天，并首次发现了对研究光合生物进化有重要价值的原绿藻。

阳光和海风很快使他的面孔皮肤变得黧黑。影片片头介绍说：“有一种海藻，喜欢惊涛骇浪，在礁石上生长，人们给它起名喜浪藻。”

喜浪藻，不正是曾呈奎人生的写照么？

说起来，曾呈奎担任海洋研究所领导职务时间最长了。从1950年创建“海生室”开始，童第周先生任主任，他就是第一副主任。后来扩建成海洋研究所，童第周任所长，曾呈奎任第一副所长。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童第周调任中科院副院长，曾呈奎接任所长，直到1984年他以75岁高龄卸任之后，还担任了多年的名誉所长。

其间，1951年，山东大学新校长华岗坚持让童第周出任副校长，甚至说：“童先生如来不了，我也不当这个校长了！”可此时海洋生物研究室刚刚建立，作为主任事务繁多，童第周只好找也在山大兼职的副主任曾呈奎商量：“两边都很重要，这可怎么办才好？”

“国家急需培养人才，你应该去！”曾呈奎深明大义，毫不犹豫地表示：“我可以把山大植物系主任工作辞了，多承担一些海生室的工作。”

童第周拍拍老伙伴的肩膀，点了点头，兼任了新山大副校长一职，平常忙于教学、校务，但仍然每周抽出两天时间来海生室搞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他调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及副院长，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同时还兼任海洋研究所所长，实际工作又交给了第一副所长曾呈奎。

如此算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呈奎的后半生一直负责海洋研究所的管理和研究工作，生命完全献给了海洋科学事业。用他那句发自肺腑的话就是：“我是大海的儿子！”

是的，曾呈奎生在海边，长在海边，一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华夏大地东南濒临东海的地方，有一个四季如春、风光秀美的菱形岛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就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1909年6月18日，曾呈奎出生于这里的灌口镇李林村，两岁时，父母携全家去缅甸投靠经商的外祖父，之后回国定居在厦门鼓浪屿。说他是在涛声浪花里成长起来的，一点也不过分。

小呈奎6岁了，进入厦门鼓浪屿福民小学学习，聪明又刻苦，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上中学了，每学期都被评为全班一二名，四年级全校大评比，他成为全校第一名好学生，领到了10元大洋的奖励。在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后，他对农业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先进的科学可使农业增产丰收，为劳动人民造福，使国家发达强盛，决心攻读农学，还给自己取了名号“泽农”。

殊不知，他并没有在土地上泽惠农民，而是一生在海洋上耕耘。1929年夏天，曾呈奎从厦门大学植物系毕业，留校当了助教。这里是他的老家，又是他工作的地方，自然充满了感情。教学之余，青年学子曾呈奎喜欢独自在礁石上静坐，在沙滩上漫步，听浪拍沙石的声响，任海风吹拂着面庞，心里常想著科学、人生、国家……民以食为天，谁都得吃饭穿衣，他决心沿着自己“泽农”的宏愿走下去！

正是得益于时常在海滨上散步、畅想，他发现当地人们手拿抓钩、铁铲，采集礁石上的紫菜、海萝等藻类海植物，不由得询问起来：“采这东西做什么呢？能吃吗？”“能吃，回家洗洗，炒菜煮饭都可以的。”这给了曾呈奎很大启发：人们能在陆地上种植庄稼，也应该能到海上去栽培海植物。由此，他决心以海藻研究为起点，开始了“变沧海为桑田”的远征。

1935年之后，曾呈奎先后在国立山东大学和岭南大学任讲师和副教授 。这期间，他只身一人开始了对海藻资源的调查研究。1940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奖学金，他赴美攻读，获理学博士学位。紧接着又获该校拉克哈姆博士后奖学金，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进修物理海洋学和海洋化学，同时开展海藻资源、琼胶原料的研究。

曾呈奎一生有三次重大选择，从而实现了从一个爱国科学家到党的科学战士的转折。1946年，37岁的曾呈奎已成为当时美国海藻工业和食品利用方面的领军人物。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接到童第周先生的邀请信：“山东大学（青岛）复校，请来任教！”他毅然放弃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