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虽然人口不是很多，但影响却似乎很大。朝鲜族有192万人，主要分布在吉林和黑龙江、辽宁省，其余散居全国各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主要聚居区。

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朝鲜族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擅长种植水稻。延边地区是我国东北的主要水稻产区。

朝鲜族风味的餐馆遍及华夏大地，朝鲜冷面、狗肉、泡菜等美食早已为人们所接受。除了独特的饮食之外，朝鲜族在许多方面都是很优秀的。比如这个民族四十岁以下的人没有文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延边民间有“不论生活多困难，也要孩子把书念”的俗谚。这确实具有深远意义。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有6 所全日制高等学校、5 所业余高等学校、数10所中等专业学校和1000多所中小学，高中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完全扫除。这些成就，在我国各民族中都居于领先地位。这个民族特别敬老；这个民族崇尚体育运动，有自己独特的运动项目——男人有足球、摔跤，女人的三项运动更有特点：打秋千、跳板和顶坛竞走。这个民族能歌善舞，这更不必待说。

在从黑龙江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到吉林省延吉市的1000多公里长途颠簸中，我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既将要拜访到的朝鲜族。

抵达目的地寻找旅馆时，我们发现，这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城市，消费水准比我们预料的高很多。晚饭吃的是冷面，价格也不低。但资料显示，延边这个地方工业水平并不高，勉强可以称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与当地人攀谈，人均收入比山东低很多，这种“收入不高，消费不低”的现象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从表面看来，这个城市完全不带有民族的特色，从建筑到服装。我们寻着《延吉晚报》的线索找到了一处村落，这里有成片的朝鲜族民居，甚至有4栋保存完整的百年老宅，但当地干部说，老百姓现在都富有了，用不了3年，这些老房子就全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宽敞明亮的带铝合金门窗的砖瓦房。

但几天采访下来，我们感到收获颇丰。透过平淡的表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一些真实的东西。

一个与水稻有关的民族

正是收获的季节，驱车行驶在东北大地，车窗外一望无垠的金色稻浪为我们寂寞的旅途增添了不少色彩。在延吉的采访中，我了解到正是跨江而来的朝鲜族先民，带来了水稻种子，带来了技术，带来了不惧寒冷的劳作品格，才使得东北地区这片黑土地如此富庶。

在早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水稻种植集约化程度、技术含量、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比较高，从这个意义上看，热衷于水稻种植的朝鲜族可谓是彼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意识形态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长期种植水稻而形成的“水田文化”，不可避免地对朝鲜族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取向、价值取向发生着重要影响。

在经商大潮中，不少朝族人下岗，但街头摆摊之类的小买卖很少能见到朝鲜族人的身影，他们要干就干个见效快、收益大的，否则，宁可无所事事地在家闲着。近几年，赴韩劳务输出几乎全被朝鲜族人包揽，据称，到韩国打工，年纯收入至少不会低于7－8万元人民币，因此，尽管赴韩劳务手续费高达5－6万元，朝鲜族人还是挤破了头。“劳务骗子”正是利用朝鲜族的这种经济心理，花言巧语骗取钱财而屡试不爽。一位社会学家这样分析：水田劳动的快节奏影响了朝鲜族人“速战速决”的性格。不管你主观上愿意不愿意，赤腿弯腰站在冰凉的泥水中劳动，都不可能让你四平八稳慢腾腾地体会劳动的享受，明智的抉择就是速战速决。这种劳动节奏也影响到其他方面，朝族人无论干什么事，都是干起来一阵风，一件事痛快地干完了，聚到一块喝酒唱歌跳舞，不乏酣畅淋漓。这样的民族，怎么能忍受日积月累、节奏慢、收益低的小买卖呢？

有人说到朝鲜族人抱团，更是与水田作业有关。水田作业天然具有显著的联合劳动色彩，即使是一个本事很大的人，也很难自成体系地筑坝蓄水、开渠引流。这种劳动方式内在的关联，使朝鲜族在生产实践中特别富有组织与合作的意识，凡是需要“组织起来干”或“在组织里干”的事情，一般都干得挺好。

然而，水稻情结也造就了朝鲜族人的惰性。近几年，水田经营成本不断增加，比较效益日趋低落，这无疑给在习惯上和感情上对水田劳动一住情深的朝鲜族人带来了困惑。

一个总是处于“动态”的民族

我们的房东许炳杰家原来在朝阳川——一个离这儿40多公里的地方。搬到这儿来是20年前的事，在村里他搬过2次家，现在的房子是去年新盖的。他说，朝族人有经常换房子搬家的习惯，本来在村东头住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忽然就拔寨起营搬到村西头去了，再过2年，可能又搬到南头或北头。弄得同村居住的汉族老乡莫名其妙：怎么拿搬家当儿戏，说搬就搬呢！

朝鲜族不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但他们似乎天生就具有“走”的意识。这也许与他们原本就是跨江而来的历史有关。朝鲜族不是中国的原住民。朝鲜族进入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代。为了躲避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和封建王朝的暴政统治，朝鲜半岛的很多人被迫跨过鸭绿江、图门江，到地广人稀且统治阶级鞭长莫及的中国边境地带寻找生路，垦殖拓荒。1876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朝鲜，直到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血腥的烧杀掳掠，也加剧了朝鲜边民向中国的流入。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朝鲜族的流动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根本没有随波逐流地加入到人头攒动的“民工潮”大军中去，因为在他们眼里，那是一种所获不丰的低效率的流转，不符合朝鲜族的价值准则；在国内，他们先是走向北京、上海、广州、大连、青岛等几个发展较快、充满机遇的城市，很快又大举向韩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进军。州委宣传部提供的权威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有超过30万人次出过国，其中绝大部分或“倒包”贸易，或长期打工。去年，从银行汇入的境外汇款竟然超过了延吉市财政收入，因此，延吉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GDP，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延吉民航机场大概是全国同级别城市的机场中设施最好的，这里有直飞韩国的通航权。延边的直接行政主管上级在长春，可是这里去长春的航班却不多，而且几乎所有航班都有1/3以上的空座，而飞往北京的航班密度，连民航界的人士也咂舌：每年6－9月，每天飞往北京的航班多达六七个甚至十多个，而且，差不多总是满载状态。朝鲜族寻找利益的生长点，从不局限于目光所及的小系统中，他们往往瞩目于更高更远更大的地方，而北京恰恰是通向祖国各地和世界的桥梁枢纽。

朝鲜族人走得越来越远，心也走得越来越“野”。一个个出外闯荡者成功的故事反过来又刺激着更多想出去闯的人。很多朝鲜族孩子初中毕业后就走了，走得远远的。这一现象不是近几年才有的。在朝鲜族聚居的村镇，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了。我们拜访的山村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可是30多岁甚至40岁的“光棍儿”竟有好几十人。许炳杰说，这几年已经没有结婚的了，村里最小的孩子6岁，也就是说，6年没人生孩子了。这对于朝鲜族来说，不知是值得骄傲还是值得忧虑。

从足球和教育看民族精神

写朝鲜族，不能不提一下足球。对于中国广大球迷来说，延边敖东队不是一支劲旅，至多处于中下游水平。其实，客观公正地说，延边敖东队实在应受到嘉许。200万人口（其中朝鲜族将近100万）基数上挑选出来的一支球队，和几千万甚至是上亿人口大省的球队，在同一水平线上抗争，曾经创造了“客场不败”、“巨人杀手”的神话，还曾打进过甲A前四名，足可令人刮目相看。一位延边的球迷对我说：在当今日见惨烈的绿茵场上，哪有永不言败的常胜将军呢？我们延边队永不服输的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朝鲜族酷爱足球，从竞技体育的角度看，他们的水平也许尚待提高，期间也没有出过身价不菲的大牌明星。然而，若是论起足球在一个民族内部的普及程度，朝鲜族在全世界都应位居前列。一位州领导如此评价：朝鲜族男人，只要腿脚没有什么毛病，都会踢上几脚，从州到县，从县到乡，从乡到村，年年都开体育运动会，而足球则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如果说足球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展示，那么，文化教育则是民族精神、品格生成的土壤。前些年，当希望工程兴起时，曾流行一句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其实，这种重视教育的情感，在朝鲜族中早已是常识。在朝鲜族中，“文盲”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在延边，“普九”根本不是什么“艰巨任务”，即使在偏远山村，没读过初中的孩子也很难见到。延边的几所朝鲜族高中的高考升学率相当高，延边一中甚至连续几年接近100％！在这样一个地级行政单位，竟然有6所大学，由此“一斑”足可见朝鲜族教育的发达。统计表明，朝鲜族人口中，每千人拥有大学生43人，这是全国平均数的2倍。

朝鲜族妇女：顶起“大半边天”

以前就听说朝鲜族妇女温柔贤慧吃苦耐劳，在许炳杰家的几天里，我们对这一点有了切实的感受。这个家庭里有两个女性：许炳杰的妈妈金贞子和他的老婆金春女。每天早上我们总是被她俩忙忙活活的声音叫醒，而此时许炳杰和儿子还在睡梦里。金春女总有干不完的活，送走了上班上学的丈夫和孩子，她就和婆婆收拾锅碗瓢盆，擦洗地板，然后到地里收割庄稼，庄稼有十几亩，全靠她一个人收割、装袋，而丈夫只是下班后帮她把装好袋的粮食拉回来。朝鲜族家庭中，男人是真正的主角，在老婆眼里，男人什么事都是正确的，喝酒是豪气，抽烟是潇洒，打架是勇敢，至于打老婆，也是爱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朝鲜族的男人真是很享福，下班回家，往火炕上盘腿一坐，吃着老婆早就做好的饭菜，喝一两杯白酒，看着电视。在他们的观念中，女人吃苦受累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金春女对家庭现状很满足，她说现在生活好多了，婆婆年轻时那才叫累呢。我们在村子里看到，六七十岁的朝鲜族妇女很少有腰杆挺直的。73岁的金贞子背驼得厉害，几乎是90度。看着她那苍苍的白发和弯曲的腰背，我们自然地想到，是一生辛勤劳作的艰辛，使她透支了自己的健康，而她宽厚的笑脸，让我们对她更增添了几分敬重。延边地区的对外开放，也是朝鲜族妇女充当了急先锋的。她们背着重重的行包，到邻国做生意，异国他乡的坎坷旅途上，不知洒下了她们多少汗水和泪水。许炳杰这样评价她老婆：她在我们家顶着大半个天，没有她，两个我也养不起这个家。（记者 施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