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土断，指的是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三月的土断，时任太尉的刘裕因桓温庚戌土断过时已久，逐渐失去作用，国内人民和实际户口很不一致，给国家兵役来源及租赋收入造成混乱，因而请求再次实行土断。

刘裕实行义熙土断时，除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的住户可以不进行外，其他流寓郡县大多被并省，归入本地郡县。会稽（今浙江绍兴）四姓中的余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它打击了东晋豪强士族势力，对维护东晋政府的兵役来源和租赋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土断，即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

东晋的皇帝多数昏聩，但决策层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了“一朝两制”光环下的种种黑幕，虽然只是肘腋之患，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可不防。于是，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应运而生，那就是“土断”。

“土断”的核心主张，就是将全国户籍一律整理为“黄籍”，取消临时户口。居民不分侨旧，一律编入所居郡县的正式户口。官府针对侨人的优待政策一律取消，无论是谁，都要向朝廷纳税服徭役。

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北方士族而言，这一改革方案的实施无异于挥刀自宫。他们当然会千方百计予以抵制。因此，东晋到南朝推行了十次“土断”改革，大多效果不彰。只有桓温和刘裕主持的两次有些成效。相比之下，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效果似乎更显著。

义熙九年（413年），权臣刘裕给晋安帝上了一道表章，回顾了几十年前权臣桓温主持的土断改革，曾改变了“民无定本，伤治为深”的局面，一度实现了“财阜国丰”。尽管人亡政息，改革夭折，导致“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但刘裕决心身负重任，重启“土断”，实现“宁民绥治”。（《宋书》，卷二《武帝本纪二》）

刘裕的改革思路，是不管侨人是否乐意，直接裁撤侨置州县，最大限度精兵简政。新政规定，全国绝大多数州县全部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归入相邻的本地郡县。随之而来的，是冗余机构消失，部分官员下岗。大多数侨人的临时户口被注销，取而代之的，是不想要又不得不接的正式户口。

官府还严厉清查士族富户藏匿人口的现象，遇到公然对抗者，刘裕的招数就是杀一儆百，绝不手软。会稽（今浙江绍兴）余姚的士族大户虞亮，藏匿亡命之徒千余人，拒绝纳入国家正式户口，查实后被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刘裕赢了，他主持的“义熙土断”打击了东晋士族集团势力，财政做到了增收节支，派遣徭役的难度减小，百姓的税负变得均匀，民间怨气有所缓和。刘裕是个有理想信念的政治家，他抱定“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的志向，期待建功立业，恢复中原，并为此多次用兵，将东晋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洛阳和长安的城头。

在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土断”改革带来的后勤供应源源不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切，也成了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王朝的基础。

刘裕输了。在对待居住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南兖、南青等三个侨州的住户，他没有一碗水端平，而是网开一面，暂不实行“土断”改革。

理由很简单，他赖以打天下的北府兵，家眷就住在这片区域。既然是自己人，自然得优惠。但如此特事特办，不仅改革没能彻底，而且为改革的未来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