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1894—1932），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毛泽东、彭湃、韦拔群）之一，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曾用名韦秉吉、韦秉乾、韦萃。韦拔群于1921年开始领导农民闹革命后，由于深受各族人民的敬爱，人们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拔哥”。广西东兰人。壮族。1908年起，先后在东兰县高等小学堂、庆远府中学堂和桂林法政学堂就读。1914年，因不满广西法政学堂的种种陋习，愤而退学，到广东以及长江中下游各省游历。1915年回到东兰。护国战争爆发后，在家乡招募了一百多名乡友赴贵州参加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任连副。后曾因反对旧军官虐待士兵而被捕入狱，经一位广西同乡营救出狱，并被保送进贵州讲武堂学习，结识兼职教官卢焘（壮族，时任黔军旅长，后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讲武堂结业后，被分配到黔军驻重庆某军部任参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受新的思想，并以“愤不平”为笔名，宣传革命思想。不久被军部查究，毅然弃职离开旧军队，前往上海、广州等地寻访孙中山。1920年10月在广州参加了广西籍国民党人马君武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政治组副组长，参与推翻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1921年7月，韦拔群随马君武、程潜、居正、胡汉民、汪精卫、罗翼群、何良材、莫鲁和梁烈亚等人一道，由广州乘船经梧州于8月到达南宁。

随后，马君武省长邀请韦拔群出任南丹、东兰县长，推辞不就，于1921年9月回到家乡东兰，秘密组织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及国民自卫军，号召农民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从而成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他还组织宣讲团，进行反军阀、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的宣传。这是他开始革命活动的第一个实践。为了发动受苦最深的瑶族群众，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深入到瑶族群众居住的地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提出“不给山主抬轿、服役、送礼”等口号，受到瑶胞的热烈欢迎和拥戴。他们纷纷加入农民自治会，表示要跟着他闹革命。

1923年，组织农民自卫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夺取县城，成立了东兰革命委员会，公布四条政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三打东兰”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

由于他在家乡闹革命屡遭土豪劣绅的镇压，以致被通缉，1924年8月离开家乡赴广州，1925年1月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被委派为农运特派员，返回广西继续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5月，回到家乡，广泛进行宣传、发动群众，更加积极地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农军，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斗争。经宣传发动，农民群众纷纷觉悟，东兰县各区、乡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8月，东兰县农民协会成立，任军事部长。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同年9月，领导创办了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在东兰开办三期农讲所，任主任，为右江地区各县培训农运骨干500多人，有力推动了广西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

1926年夏秋，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左、右江农民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苍梧、镇南、田南三个农运办事处，他先后任田南农运办事处主任兼一路农军总指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桂系军阀伙同地方反动武装于8月大举进攻东兰，妄图血腥镇压农民运动。韦拔群亲自率领提前结业的第三届农讲所学员和右江地区的四县农民自卫军迎击敌人，一度围困敌人达一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10月，敌人再次集中兵力进攻农军。韦拔群决定诱敌深入，分段歼敌。他先派一小队把敌人引诱到我军主力设伏的山地，然后充分发挥土枪、土地雷的威力，经过11个昼夜战斗，一举击败敌人，使农军威震四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领导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了农民武装，为红七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出席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广西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共工农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930年3月，韦拔群与邓小平一道在东兰武篆领导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1930年10月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11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时，他奉命负责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同时把二十一师的绝大部分兵力、武器补充给北上的部队，仅带领数名警卫员和一个红军番号返回右江地区，留在家乡发动群众，组织扩建部队，很快重新组建起红七军二十一师，任师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坚持游击斗争，反击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这一年，率红军先后粉碎了桂系军阀对根据地发动的两次“围剿”，保卫和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2年10月19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遭叛徒暗害，不幸牺牲。

韦拔群，这位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开创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绩。对于他，人民共和国一直没有忘记。特别是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第二代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一直对韦拔群念念难忘，予以了深切的怀念和极高的评价。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议为韦拔群等同志的牺牲致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非常怀念韦拔群烈士，他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要深切地谈起韦拔群。

1955年，覃应机与张云逸、谢扶民等到广州见毛泽东，毛泽东深情地对他们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

1956年8月，广西民委副主任黄举平率广西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等地参观，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观团一行时握着黄举平团长的手问：“你是哪里人？”黄举平回答：“我是东兰县的。”毛主席又问：“东兰出了个韦拔群？”黄举平点头回答：“是的。我们都称他为‘拔哥’，他在右江地区威望很高，各族人民对他的印象很深！”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说：“是啊，群众对他很爱戴，可惜他牺牲了！”

20世纪50年代，一位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都安籍瑶族战士，回家探亲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个调查报告呈交毛泽东，当毛泽东批改他的调查报告时，知道他的家乡靠近东兰，便问他：‘东兰有一个革命先烈叫韦拔群，你知道吗？”那位战士回答：“报告毛主席，我听说过。”毛泽东便对他说：“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后来为革命牺牲了。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对韦国清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位广西贺县籍的文艺工作者，因工作关系，经常见到毛主席。毛泽东知道她是广西籍后，就问她是否知道韦拔群，并对她说：“韦拔群搞农运很出色，是个好同志。”

1957年7月20日（至8月6日结束），周恩来曾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对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壮族）说：“壮族出了个韦拔群，他是人民英雄，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作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卓越领导人的邓小平，对韦拔群更是深深地怀念。1962年12月，邓小平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地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1981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纪念百色起义52周年的亲笔题词中又写道：“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99年1月，座落在风景如画的广西南宁市南湖公园南岸的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被命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8月1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韦拔群、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蔡申熙等五人《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纪念邮票一套。2006年9月30日，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被国家民委命名为首批27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之一（广西惟一获命名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