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中国土地上哺育成长起来的固有民族，在中国出现回族以前，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民族。但她不是由中国古代的某个氏族、部落的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而基本上是由来自域内域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为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民族。因此，回族族源在种族、民族成分的构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结合，而且多种来源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是有先有后。同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对她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1．唐宋时期的穆斯林“ 蕃客”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在华侨居的穆斯林“ 蕃客”。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之一。那时，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曾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睡的“大食国”（中国自唐朝以后对阿拉伯帝国的称谓，系波斯文Tazi或Taziks的音译，原为一部族的名称）。中阿两国一东一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往来。据《旧唐书·西域传》等接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位）首次谴使来华。中阿两国正式缔交后，大食使节和“贡使”来中国不断，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见于我国史书记载者，唐代大食使臣来华次数达37次之多。一批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传教士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来华后，多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并深入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商品。由于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商”和“胡商”等。大食国的各族人来华通商贸易，一般多在冬季归国。但由于商业频繁，有利可图，加上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国不归，称之为“ 住唐”。这是当时中阿两国友好往来的显著特点，同时也是早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迁居中国的原因所在。他们到中国后，娶妻生子，学习汉语，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同时，为了自己宗教生活的需要，在居住区修建礼拜寺，并建有墓地，保持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应该说，这一时期的“蕃客”还是属于侨居的性质，也没有被称作“回回”，更没有构成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只是到了元代，由于大量回回人的东迁，他们才开始有了身分上的改变，而被称为“　回回蕃客”、“南蕃回回”，成为回回民族来源的组成部分。

2．元时东迁的回回人

在元代，回回人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语族各族人及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回回人的东迁，是与当时中国北方蒙古汗国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社会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南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在归附葱岭东西的畏兀儿、哈刺鲁诸族和攻灭西辽的基础上，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外西征，在近半个世纪内，征服了中亚和西亚广大地区，包括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和以南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前面谈到，蒙古西征中，每克一城一地都照例要括取工匠和俘掠妇孺为奴，并签发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突厥语族的各族人和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而被迁徙到东方来，参加南下的战争。其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妇孺，也有一些学术人士和上层社会人士，总数大约在几十万之多。同时，由于蒙古西征，中西交通大开，自愿而来的商人盛于空前。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着各自不同语言文字的伊斯兰教信仰者，在“回回”这个共同名称下，以驻军屯牧和以工匠、商人、官吏、学者、掌教等不同社会身分，散处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

在这个时期，回回的社会活动以战争和农耕占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前的近半个世纪内，入居回回的大多数被分别编入“诸道回回军”或“西域亲军”，还有以族籍见称的“　哈刺鲁军”、“　阿儿浑军”，等等。他们从成吉思汗西征结束时起，就不断被签发南下，参加灭西夏、金朝和南宋的战争，转战各地。这时，战争在回回的社会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但他们在不作战的时候，也在镇戍之地进行垦牧。这种“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兵农合一的生活，使回回逐渐纳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行程，成为当地居民。

元朝建立以后，回回的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国相对的安定局面，为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社会环境。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各种戍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大约从此以后，大批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耕，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但同时还有一部分仍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一面屯田，一面参加地方的戍卫，即所谓“屯戍”人口。屯戍人口是聚居的，入社编民可以是聚居的，也可以和别的民族杂居。立社的本意在于劝农，一般是五十家为一社，并设社长专督农业生产。这是农村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而“屯聚”与“牧养”的联系，也可以说是后来的回回农户多以放牧牛、羊为副业的开端。

这一时期，回回除主要参加农业生产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其原因是：蒙古统治阶级比较重视各类工匠。在西征国，对工匠多是俘而不杀，把他们挑选出来迁徙到东方，从事军需品和日用品的生产；战争停止后又采取拘括办法，把各族工匠集中起来进行手工业生产。东迁的回回工匠，在数量上当然要比签发的回回军士少，但总数也相当可观。回回工匠到中国后，许多人被编入元朝政府及诸王贵族所属的官手工业局，从事建筑、纺织、武器、皮革、制毡、金银器皿及酿造等业的劳作，也有的被分配给后妃、勋戚为奴，作为私属人口，称之为“怯恰口”，专为领主服役。

《元史·哈散纳传》记载，窝阔台汗即位后，哈散纳统率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寻麻干（在令河北张家口），设局织造名曰“纳失失”（波斯文Nasij的译文）的丝织品，同时还在弘州（今河北阳原）设纳失失局，领有西域织绮纹工三百余户，教习从中原各地签括来的各族工匠织造纳失失。纳失失是西锦的一种，嵌有金线和珍珠，颜色鲜艳，样式新颖，被视为珍品，是元朝宫庭皇室缝制宴礼服“只孙服”的必需原料。元初，官手工业局工部系统，专设有撒答刺欺提举司，由回回人扎马刺丁率领工匠织造撒答刺欺。撒答刺欺同为西锦的一种，多用犬、兔之毛仿西域丝织品而成，极为精美。回回工匠也擅长织造毡制品，从大德二年（1298年）到泰定五年（1328年）的30年间，诸路诸色人匠总管府为上都皇室宫殿、斡耳朵、皇帝影堂织造的地毯有13种之多。其中“回回剪绒毡”被列为上等品。

兵器业生产中，回回占有特殊地位，如“回回炮”的制造和使用就仰仗回回人。元朝政府非常重视回回军匠和炮手的训练，还专门设立官署即回回炮手总管府领其事。至元十六年（1279年），调集两淮造回回炮的新附军六百人及蒙古、回回、汉、新附人能造炮者至大都，设置回回炮手都元帅府，后来又改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正三品。至正三年（ 1321年），又追回回炮手赴汝宁（今河南汝南县）、新蔡（今河南新蔡）教习炮法。明初，大将徐达攻苏州城时仍沿用回回炮，说明这种炮在元代是大量制造的。

回回工匠对漠北城市及宫庭建筑也有突出贡献。窝阔台汗时期，建造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和林城（亦称“哈刺和林”，故址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尔和林），就有不少回回工匠参加其事。据目击者法国使臣卢布鲁克所记，当年的和林城是一个宏伟壮观的建筑群。城内除富丽的宫殿外，还建造了许多官邸、仓库；并建有两个市区，一为回回市区，一为汉人市区，是商人、手工业者聚居营造之地，有各种宗教建筑，其中有回回礼拜寺两座。①和林城的建筑役使各族工匠一千五百多人，历时十余年，其中回回工匠五百多人。另外，窝阔台还役使回回工匠又在和林以北的迦坚茶寒湖建造另一宫殿，名曰扫邻城，作为春猎行宫；在和林城南建图苏湖城（迎驾殿），是从冬营之地翁金河返回和林的驻跸之地。蒙哥汗时代，忽必烈受命漠南汉地军国遮事，在桓州东滦水北修筑城廓宫室，名曰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成为后来元朝的陪都。开平城建筑可谓荟萃了当时国内各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规模宏大、雄伟。外城街市区的回回街，是从事建筑的回回工匠或商人的聚居之地，区内回回寺是他们聚礼等宗教活动的场所。

对元朝大都的建设，回回人的贡献尤为突出。回回著名的建筑家也黑迭儿丁（？－1312年），是元大都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他在中统四年（1263年），奏请修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前身），经过三年时间，琼华岛广寒宫竣工。至元三年（1266年），也黑迭儿丁被任命为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同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事，负责修建宫城。也黑迭儿丁对大都宫殿建筑群做出了整体的规划，诸如皇帝和百官理政的宫殿、祭奠用的亲堂、嫔妃起居游赏的楼阁、园林池塘，以及宿卫、掌衣食具车马等侍臣的居住之室等，都-一筹划在内。也黑迭儿丁领导和设计的元大都宫阙的建筑工程，对明清北京故宫和整个北京的城市建筑和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也黑迭儿丁是阿拉伯人，当时阿拉伯工匠艺人迁入中国的不少，他们以“户饶良匠”见称，是和林、上都和大都建筑的主要参加者之一。 这一时期与官手工业并存的是和个体农业经济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这种手工业生产应该说遍及回回人聚居区，主要是为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制作一些农业生产的工具、日常生活用品。与此同时，从事畜牧业经营者也制作简单的牧业生产工具，有的从事皮毛制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回回的家庭手工业，在官手工业的影响下还是有一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