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物解艺　要在究竟——周永健的治学、艺术与修养

◎杨开飞 杨森

周永健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从其治学、艺术创作、人生修养可见一斑。他的治学、艺术创作、人生修养三位一体，对当下高等书法教育有矫正之功。

一位以艺术托生死的人，总是通过艺术创造实现其人生目标，艺术标明了人的高度和深度。人是艺术的主宰，只有杰出的人，才可能创造杰出的艺术，所谓人成则艺成。艺术的终极关怀指向人，既修己又修人。人既是艺术作用的最终目标，又是艺术活动本身的缔造者。人在参与艺术活动时如何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呢？当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时，应该从一直探寻其究竟的周永健先生那里得到有益的启示。因为这是每个艺者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

“究竟”作为一个佛教名词，它一般指佛典里最高深的事理。《大智度论》七十二云：“究竟者，所谓诸法实相。”《三藏法教》九云：“究竟即决定终极之义。”周永健先生依佛说事，努力求证治学、艺术与人生修养的至境至理。

一、治学之究竟

周永健先生在2008年《书画世界》第一期和《书法》第四期两次发表明轩题跋。

唐人书秀逸中透生死刚正之气，此旧日读帖余所未得也。或谓人之阅历为助，非至时日而不易悟也。以是余旧日所轻之书，判之固有乖误，审古今不类，前贤得名皆非无据，此峰高途殊，俗庸所难至也。故求知为学，弊在我执，审物解艺，要在究竟。物本不物，好恶皆在人情，道无增减，损益本乎人心。（参见2008年《书画世界》第一期第51页和2008年《书法》第四期第65页）

以唐人书法为例，周永健先生深刻揭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常常因受到各种主观因素制约而发生误解和错觉。这种误解并不仅仅在观念，最可怕的是它常常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导致我们最终失去认识真理的机会，而永远成为一只迷途的羔羊。洞察事物本质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认识必须逐步深入，这就要求人们在治学上必须具备探求究竟的方法和态度。

艺术学习贵在究竟，只有具备了认识的高度和深度，继承和创新才有意义，在探求究竟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提升自己价值，故治学必须探求究竟。首先是肯花时间，肯下苦功。真理的认识需要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其次要不断积累知识，锤炼技能，增加阅历。认识“唐人书秀逸中透生死刚正之气”需要书法学习长期累积的知识和技能，更需要传统文化作支撑。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要想认识唐人书法所蕴含的儒家生死刚正的品格，无异于缘木求鱼。再次要努力提高书法鉴赏能力。只有具备这样一些条件，我们才可能逐步领会艺术的真谛，最终破解奥赜，实现人的价值的全面提升。

探寻究竟，是治学所必具的品质，同时也表明为艺者治学的方法和态度。治学中保持追究精神是为艺者成就艺术胜境的前提和基础。

二、艺术之究竟

任何一个从艺者都必须明白造就艺术所经历的阶段，以及自己当下所处的位置和努力方向，对艺术层境的探究会使为艺者不断推进艺术，最终抵达艺术的至高境地。周永健先生认为书法艺术有三个层境。

书道三层境：修相、修艺、修道也。修相者缘相得相，以形式表现为皈依；修艺者缘相寄艺，以个性显豁为佳境；修道者缘相破相，发意净意，以心性修为为根基，以真觉、正慧为根本。此境分三者，因果互在，要之为一：非相无以载情意，非情意无以参真伪；非相无由悟生灭，非生灭无由证空相。盖道律之在，万物堪辨，理一分殊，岂独书然？！是故小聪偏执，大慧不出，假我不破，真我难立，真我既立，则物我无隔。人艺一体，换骨上宾，书进乎道也。此缘相修艺，借艺成人之法，假书道之用大矣！（参见2008年《书法》第四期第67页）

周先生在艺术上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他在给李刚田的信中说：“我常在内心苛求自己，所以对自己的艺术，很少有满意的时候。”（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这种苛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艺术理论的探求，思考个人艺术行为的最大价值所在；另一方面是创作实践对理论的验证。艺术的探索过程是艰苦而又漫长的，而看到由求索所取得的成果时是无比欢欣的。先生把自己的生命智慧奉献给艺术，始终表现出一种勇猛无畏、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他所提出的艺术三境可以看作他为自己设立的标杆。他对自己的不满确证了他在艺术上的不甘平庸，追求卓越。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所以他对自己时常不满。他时常挑灯夜战——“我与我周旋久，我自知我”（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他时刻努力超越自己，希望跨入艺术的至境。他希望自己是一个修道者，“缘相破相，发意净意，以心性修为为根基，以真觉、正慧为根本”，实现借艺成人之目的，发掘书法艺术之究竟。

在书法三层境中，修相是基础，修艺是阶梯，修道是究竟。在众多为学求艺者当中，修相者众，修艺者少，修道者少之又少。修相者只有破除“我执”和“所知障”（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才能一步步晋级为修艺者，最后成为一个修道者，获得真觉大慧。周先生的“三层境说”，不仅表明了他的心路历程，而且也彰显了他追求艺术究竟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他始终对自己的艺术、心性表里观照，在探寻艺术至境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分析解剖，查明制约自己艺术进步的心理羁绊。

余识书道、人生三层境，倾心仰慕而不达者盖尘染未净，利禄未去故也。（参见2008年《书法》第四期第67页）

先生信守“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古训。因人治艺，以艺医人，人艺一体，以心为本。他主张“为艺者治艺亦当治心，似此，方能心无挂碍，心艺无间而与造化游”（参见2008年《书法》第四期第68页）。我们深切地感觉到先生在追寻艺术究竟的时候，始终把矛头对准自己，叩问艺术究竟，以及不达究竟之究竟。先生严谨治学，苦心孤诣，勤奋进取，磨砺自我，令人肃然起敬，堪称当今为学治艺之楷模。

三、人生修养之究竟

书法和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异常密切。只有站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才能对书法所牵扯的一系列问题给予清楚而正确的解答。借艺修人，所修之人必须符合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只有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的人才会深刻领悟书法艺术最高境界。周先生深谙此理，在向着书法最高境界修炼的人生旅途中，始终注重传统文化修养，尤其是佛学修养。这既展示了他对书法艺术杰出的理论驾驭能力，更表明他内心对传统文化固有的虔诚与尊敬。

舍佛学而为艺、论艺，虽可以世间聪辨成一规模，但到底无法表里观照，还是小家偏局（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真、善、美、慧乃佛家之语，较世间论艺之功用，更为完备、严密（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周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挚爱有加，他反复阅读《道德经》《庄子》《论语》《金刚经》《华严经狮子章》等，于是儒、道、释的宗师，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也就成了他最景仰的人。三十四岁之前，他主要研读儒道两家。三十九岁以后开始系统学习佛学的主要架构和典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由此发生了重要转变。正是这种长期的积累和学习，先生对传统文化感悟颇深。

深入传统，没有心态不行，凭小聪明去感受，终不得其三味。现代人的心态和知识结构与古人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故现代人学传统，极少深入者。我学传统常取心境转换法，进入传统时，放下一切，浸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和艺术氛围中，颇像影人进入角色，似此，自觉与古人有会心时，观其艺，也能产生较多的共鸣（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对于一个书法艺术家来说，传统文化是他必备的人生修养，就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可惜的是，当今多数艺者，或以技说技，或就艺论艺，根本不重视也不能够从更高的层面认识传统文化对书法艺术的重要性。先生对现实的针砭包含着他对现代社会从艺者的某种焦虑。传统文化本身遭遇现代社会的漠视，使得艺者进入传统缺少良好的文化语境。大多数为艺者的脚步，因此被拦截在传统文化的大门之外。只有个别人除外。先生在深入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找到知己，知难而进。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精研是人生修养的究竟之学，也是成人取慧的关键之学。

先生的传统文化修养作用于他的人生，则人生充满智慧；作用于他的艺术，则艺术彰显风采。在儒家方面：（1）先生崇尚清刚之气。他经常画兰以养清气，以出世志做入世事，表现他对清洁人格的向往；他常怀济世之志，期其有为，不谋私利，无欲则刚，表现了一个儒者的风范，其清刚之气行于世，施于人，不可磨灭。其书艺与人无二，览其书，清刚之气，直面扑来。（2）先生重视法度，适时使用。于书协，于出版，于研究生教育，于艺术理论、创作、研究，先生均有作为，分身有术，运筹得法，忙而不乱，进退自如，彰显人生智慧；书法方面，他推崇魏晋笔法，分类辨析，法眼独具，他认为晋人书法复杂的技法（绞、翻、转、折、曲、驻）带来丰富的笔意，造成细节的无限可读（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103页）。先生在当今草书创作中颇得晋人绞转之法，盘旋转折，游刃有余。在道家方面，周先生崇尚自然。生活上，他作风简朴，不事张扬，散淡闲适之旨，溢于言表，与人交往，真诚直率；艺术上，他认为“自然是一切艺术的法则”（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219页）。“若着意于意，则意见矜持，多为生造而不自心中流出。如泥拘于法则法乏生机，雕琢有迹，难与造物者游”（周永健：《风幡琴指辨》，大象出版社，2000年7月，第177页）。在艺术创作中，一切服从自然，全身放松，不知使力，不知使气，不知成法，不知经营，情以迹现，一任流走。他将道家的自然观化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佛家方面，他更是全面地吸收，化用无方。他称佛学是智慧之学。生活上，他以慈悲为怀，乐施善救，满怀爱心，书界有口皆碑；剖析事理上，采取了佛学唯识中观的思辨方法，以空为本体，识空证慧；艺术上，为艺者应求一“慧”，应付出一生之力，磨炼心性，澄怀静虑，他的碑派书法作品雍容典雅，静穆幽深，境界博大。近期发表在《书法》杂志的榜书“百年孤独”（参见2008年《书法》第四期第66页），充满佛教情怀，充分体现了他的佛学修为。

周永健先生的治学、艺术与人生修养，在探寻究竟的各个方面取得很多经验和成果。他提出“审物解艺，要在究竟”堪称为艺者的不刊之论，对净化当代学术艺术风气，深化艺术创作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让我们深深感到究竟是一种为学求艺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治学态度，更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它始终引导着艺者向着高处、更高处攀登，永不止步。沿着究竟之途必将抵达创造之巅，标示出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应具有的深度和高度。

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应该回归传统，积极吸收前代书法家们在治学、艺术、人生修养方面的体悟和成果，取长补短。取他人之规矩，开今人之面目。让高等书法教育既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又有当代人的智慧和经验。

杨开飞，博士，宁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书法理论与创作研究工作。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宁夏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兼任宁夏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史馆研究员，甘肃张芝书法院特聘教授，江苏刘海粟美术馆特聘教授。杨森，宁夏大学土木水利工程学院国防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爱好书法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