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在我不在天”，是道家的重要教义之一，也是道家弟子向死亡宣战的口号，意为个人的生命同天地一样，都是由自然之气所化生，人如果凭借智慧通过造化之理，盗取阴阳之机，修道守气，返本归根，就可以与道同在，寿比天长。强调个人的生命，能由自我决定，不由天地掌握。这是一种以人生为本，肯定人生价值的积极态度。 

道家这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念，最早见于东晋炼丹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中。在葛洪看来，民间变化之术，无所不为，高山为渊，深谷为陵，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铅性白而变赤为丹，丹性赤而变白为铅，等等。

因此，他坚信，用异物烧炼金银，同服食金丹成仙长生一样，是必然有的事。所以他在列举了诸多炼物成金之事以后，论证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

相信通过人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常规的自然事物和现象。葛洪的这一思想，也见于《西升经》中，《我命章》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

北周道士韦处玄注解说：“天地与我俱禀自然一气之所性，各是一物耳，焉能生我命乎？我但去心知，绝耳目，各守根本之一气，则与道同久矣。”由此可见，尽管《抱朴子.黄白篇》和《西升经》所提出的达到“与道同久”的方式不同，但都指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强调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道家这种“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人生观和实践方面，都有其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 

首先，“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蕴含着对人自身潜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激励人不断进取的积极的人生观。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对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特别是在当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这种人生观是企业或其它经济主体、个人在竞争中获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推动着企业经济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此类命题，对全人类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其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实践上有它的积极作用和现代意义。这主要可体现在道教中人在观察自我、天地及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过程中，对发展科技、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及形成正确的名利观方面的巨大作用。下文主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在“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的指导下，道士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努力利用人类智慧制造神药以求长生不死，在制造神药的过程中，对古代科技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如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细致考察之后所得出的一番精辟见解：“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

在这里，李约瑟博士所指的“道家”是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先秦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又包括汉代以来的道教。 

道士们修炼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首先对人自身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探讨了人体奥秘与机理，寻求治病养生的良药，而探讨的结果，便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医药学专家，像东汉时期的华佗、东晋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朝的孙思邈等，他们在中医药学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中，东汉时期，人称“神医”的华佗，发明了“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来锻炼身体，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也是体育科学史上最早的导引疗法。

他还发明了“麻沸散”，在施行手术前，对病人进行麻醉，使外科手术学获得了长足进展，这些都是对世界医学的重大贡献。又如隋唐之际，人称“药王”的大医学家孙思邈也是一位道士，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枕中素书》、《福禄论》、《摄生真录》等多种著作，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孙思邈不仅医术高超，医学理论精湛，在医学观方面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在医术方面，他运用动物甲状腺防治甲状腺肿大，用动物肝脏防治夜盲，用葱叶做导尿管为尿闭病人施行导尿术等等；另外，他所记录的下颌关节脱臼整复法至今仍为医学界所沿用。

在医学观方面，孙思邈提出许多关于医学研究的目的、医著编撰的原则、医生应有的医德及医学与疾病的关系等各方面的独到见解。其中关于医学与疾病的关系，孙思邈提出一些很好的看法。

他将疾病按能否医治，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不治而愈，第二类为“须治而愈”，第三类为“虽治难愈”，第四类为“真死不治”。在他看来，大多数疾病都可以治好，他说：“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生候尚存，形色未改，病未入腠理，针药及时，能将节调理，委以良医，病无不愈。”这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是一种积极而正确的医学观，激励人们积极进取。 

由此观之，道教各种各样的治病保健的理论和技术，是世界文明宝藏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兼取西医之所长，相互补充，精益求精，将为现代医学文明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 

道门中人在炼制“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时，讲究恰当的气候、时辰、地理位置等。因此，道门中人大多注重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热心致力于对自然界玄妙变化的探索，像《道藏》中就有许多著作反映了道门中人观察天地的活动，如《太上洞玄宝元上经》主要是对天体星宿与地象的观察记录；《雨炀气候亲机》主要是对云雨气象的观察描述。

对天的观察获得了天文知识，有些道士同时也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如唐代著名的学者李淳风，便是当时杰出的天文学家。

李淳风博古通今博览广识，对天文、历法尤为精通。他所奉命编撰的《麟德历》在唐代行用了六十余年，他还撰写了《晋书》和《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及《五行志》，对中国天文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对大地的观察获得地理知识，据有关研究表明，道士所重的《五岳真形图》中已有了地图学上最早的等高线画法，而且《五岳真形图》确与五岳的实际地形地貌有关，它大致能反映当地的地形和路径，可以说是古代道士所描绘的有独特价值的五岳古地图。

另外，道士们在实践“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的过程中，还对我国的矿物学、化学、体育学、营养学、养生学、性心理学、性医学、武术、兵法等学科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都有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道士们对各门科学知识的积累，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科技。 

道教从人的生存立场出发，充分意识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维持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和谐，这对我们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道教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都是由阴阳共同组成的，而又相互联系和谐相处。同时又认为万物各有其性，应该顺应物性，让万物自然发展。

《太平经》说：“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著名道士成玄英在《南华真经注疏》中说：“随造化之物性，顺自然之本性，无容私作法术，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则物我全之矣。”

认为人们应该遵循“天道无为，任物自然”的原则，让宇宙自然发展。这种放任自由发展的原则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就要求人们禁止砍伐山林，禁止捕猎飞禽走兽，禁止探巢取卵，禁止乱倒污水等，以达到维持宇宙自然的、完美的和谐。

这种维护生态环境的观点，对我们今天预防和解决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耗竭、自然灾害频繁等问题，具有突出的借鉴作用。生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人尚且懂得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难道生活在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我们没有理由为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而奋斗吗?

为了达到延长生命乃至长生不死、飞升成仙的最终目标，道士们在待人接物方面制订了一系列人生行为模式，而贯穿于这些行为模式之中的基本精神是清静、寡欲。道教认为清静是进入“真道”的得道境界，而有欲望是进入得道境界的障碍物。

《清静经》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多，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因此，道教对人的欲望持严历的批判态度。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强调要知足、寡欲。《西升经》更是严厉批判了人的欲望，《为道章》称：“欲者，凶害之根；无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源。圣人者去欲而入无，以辅其身也。”

笔者认为，为了维持个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适当的欲望是必要的。但人的欲海难填，放纵欲望，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将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抗争，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破裂，使今日的全球性生态困境越陷越深。

因此，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以使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使人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和谐、宁静的环境中，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能让它过度泛滥。在这方面，道教关于清静、寡欲的主张，对我们现代人形成正确的名利观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指出了个人的生命不是由天地决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思想在发展中国科技、形成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名利观、维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是一种实践积极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