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饭馆中，有两家名气极大，当年在北京处于特殊地位的饭馆与鲁迅先生关系极深。这即是“广和居”和“会贤堂”。这两家饭馆之所以名气特大，不单纯在于历史悠久，是老招牌、老字号，也不单纯因为这两家字号都拥有第一流的名厨，可以烧出极端味美的名菜、名点。而缘于其他一些原因，这两家字号，和晚清至民初一百多年中的政治、文化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是和清代上至王爷(尊称有王爵封号的人)、贝勒(清封爵之一，在亲王、郡王之下)，下至名士、名伶、名妓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若再分得细一些；宣南广和居，是宣南的掌故的总汇；河沿会贤堂，是内城亲贵的“沙龙”(清谈的场所)。今单谈广和居。

鲁迅先生和广和居的关系是很深的。据《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5月5日到北京，5月7日即“夜饮于广和居”此后便经常去，平均每月不少于四五次。当年馆子还可以派伙计提着食盒把菜肴送到主顾的住处、鲁迅先生住在山会邑馆，客人来了，临时添菜，便也叫广和居送来。周遐寿(即周作人)老人《补树书屋旧事》记云:“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沙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如果把到店里去吃和叫店里送菜来的次数加在一起，那鲁迅先生每月照顾广和居恐怕不会少于10次吧。鲁迅先生为什么特别喜欢照顾广和居呢？这首先是因为鲁迅住的山会邑馆离广和居太近了，至于其他什么“百年老店”、潘鱼、沙锅豆腐等等，倒也还是重要的。

广和居的地址在北京宣外菜市口西路南北半截胡同南头路东，山会邑馆在南半截胡同北头路西，可以说几乎是门对门，只是因为胡同岔开的关系，要绕过来走几十步路。这是因为北半截胡同到了南头之后，左右岔开成为两条胡同，西面连下去是南半截胡同，东面连下去是裤子胡同，广和居在路东，正是走完北半截胡同进入另一胡同的交界处，要到对面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去，便要绕过“裤子”分岔处的那三角尖儿，就要多跑几步路了。说也奇怪，就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一家普普通通的饭馆子，居然能经营得全国闻名，多少名家为它写诗、写文，绵绵一百数十年之久，也不能不说是奇事吧。

广和居房子并不大，路东的大门，临街三开间，院子是很窄的。磨砖刻花小门楼，黑漆大门，红油对联，木雕凸文嵌字格的联语，过去是飞金的。进门迎面是一个磨砖影壁，是挂“广和居”大铜牌子的地方。转过影壁，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小院，南北屋都很入浅，是饭座，往东里面还有一个小院，房子也很入浅，都隔成单间，都是雅座。厨房是和大门并排的临街房子的北头那两大间，紧挨大门的是一间账房。建筑大体上就是这样的。比起当年其他大饭庄子，如什么“汇丰堂”、“同丰堂”的高堂大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于地方小而名气大，食客众多，自然更为拥挤了。李慈铭(清文学家、光绪进士)《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二十九日记云:“定子招同尗子、卣芗饮广和居，室隘，日昃热燥不可堪，晡归。”旧历3月，在北京还不是天热的时候，而在狭隘的广和居的酒座上，大名士已经“热燥不可堪”，我们可以间接想见150年前广和居的热闹情况。

想当年广和居的盛景历历在目；高高的门楼下吊着几块黑漆金字，下垂红布穗子的市招，写着“山珍海味，旨酒佳肴”等词语，响鞭、俊骡，华丽的山西较子(“较子”即骡拉轿车车轮，山西产品最好，叫“山西较子”，北京本地制的叫“伏地较子”)大鞍车一辆接一辆在门前停下，王公(清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六等封爵的俗称)大老(元老)坐的“红围子车”，纨绔少年坐的“十三太保车”，样样都有。跨辕的小跟班跳下来过来打起车帘子，从车里会钻出各式各样的人来，戴大茶镜，留小胡子的刚下朝的“大老”，穿泥金“军机坎肩”，手戴翠玉扳指，托着鼻烟壶，梳着乌亮大辫子的年轻贝勒等等，什么何绍基(字子贞、道光进士、金石家、书法家)、祁寯藻(嘉庆进士、大学士)、翁同(清末维新派、咸丰状元，光绪帝师傅)，李越缦(即李慈铭)、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首领、同治进士)、樊樊山(清文学家、光绪进士)、易实甫(清诗人，光绪举人)以及谭叫天(京剧演员)、赛金花、小凤仙等等，这些人都会在你的面前出现。当年，就是在这个小小砖门前面，留下过这些风云一时的人物数不清的足印，所谓俯仰之间，也都成为陈迹了。

广和居当年的名菜有“潘鱼”、“沙锅豆腐”、“蒸山药”等等，这见于前人记载的是很多的。夏技巢(光绪举人、江宁人，名仁虎，字蔚如，做教授多年)《旧京琐记》记云:“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为蒸山药，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创自曾侯，曰‘吴鱼片’始自吴闺生(苏州人，阁读，自己会烹饪)。”魏元旷(号潜园，咸丰进士，著北京风土书多种)《都门琐记》记云:“广和居之潘鱼、辣鱼，色目之佳者，曰芙蓉鲫鱼。”《越缦堂日记》和《鲁迅日记》中，均有在广和居吃鱼的记载，只不知吃的是什么“鱼”了。所说“曾侯”，不是姓名，而是“曾侯爵”，即曾国藩。一味“鱼”居然以这样的炙手可热的人物命名，就可想见广和居当年的豪势了。因而广和居的伙计对于当朝一些“红顶子大人”是非常熟悉的。成都邓熔(字守瑕，一字忍堪，光绪进士，诗人)《春兴》(1929年)诗中有句道:“市楼酒保谈耆旧，厂甸书坊阅废兴。”句后注之；“广和楼例为朝贤文宴之地，其老佣能言松禅(翁同)、广雅(张之洞)遗事。”由50年前再往上溯30多年，这些伙计都还是庚子前的人物，其熟谙当年朝政故事的程度，恐怕也不弱于历史教授。

据说当年道州何绍基由他父亲何陵汉(做过尚书)时，到他弟弟何绍京发达，一家两三代都照顾广和居。当年在馆子里宴客，照例不付现钱，都是“三节”(即端午、中秋、除夕)结账还钱，何绍基有时节下欠账过多，还不出，便写一张亲笔欠条抵账，广和居掌柜拿到他的欠条后，索性不再去讨账，而把他所有的欠条全部送到裱画店裱成一幅轴子挂了起来，从此人们传开来，都争着来看何绍基的“欠条”，广和居因此更利市十倍，想不到这位名垂一时的大书法家，四川学台何大人倒做了广和居义务广告员了。

清末庆王奕劻(军机大臣)为御史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进士)所劾，说陈夔龙(贵州人，光绪进士，时任北洋总督)是他干女婿，因陈续弦女人认奕劻福晋为干娘，安徽巡抚朱家宝(云南人，进士出身)之子朱纶则认奕劻儿子(载振、贝子，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做干爹，所谓“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结果奕劻势力太大，这一状未告准，江春霖反被斥回原衙门行走，此事社会舆论极为不满，有无名氏在广和居墙上题了两首诗，其中有“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女(指陈续弦女人)干儿(指朱家宝之子)色色新”及“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等句，对庆王奕劻及陈夔龙等人，竭尽戏谑讽刺之能事，这种诗之所以题在广和居墙上，主要也是因为广和居是当时大人物光顾的地方，在政治上能起到大的作用。

《广和居题壁诗》如下:

其一: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儿干女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身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

其二:一堂二代做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

1929年樊樊山、陈宝琛等人在广和居过灯节，席间樊樊山作诗，有“入都六十二年强，佣保依稀识老苍”之句，其时老人已85岁矣，一时和者甚众，有数十家之多，大都登在“大公报”的副刊《采风录》上，也是70多年来的旧事，杂谈广和居的故事，这已是强弩之末了。这样的饭馆，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名人光顾之多，也是首屈一指的。 焦守正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