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文物局社会科学资金项目资助的“内蒙古蒙元碑刻收集与研究课题”已经取得了一批新成果，蒙元碑刻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正在凸显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

弥补《元史》不足

据课题组负责人介绍，《元史》由于编写仓促，错误和遗漏的内容很多。自明清以来，陆续有学者立志于补写，但是由于档案文献缺乏，进展速度非常缓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元朝的中央中书省所管理的“腹里”地区和元上都以及一批路、府、州县设立在今天的内蒙古境内，一些蒙古亲王、皇亲国戚的封地也有许多在此。元朝灭亡后，部分蒙元碑刻流散在草原上。为了搜集整理遗留在内蒙古地区的蒙元碑刻，内蒙古文博学者在全区内展开调查和收集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获得了10余项重要发现。这些蒙元碑刻的文字有古回鹘文、蒙古文、古叙利亚文和古汉文，时代上起元大宗窝阔台汗时期，下至元朝末期，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弥补，《元史》的不足。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蒙元碑刻的历史来源，记者于日前采访了蒙元碑刻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他向记者介绍了其中几个历史悠久、考古价值极高的蒙元碑刻，并给记者讲述了有关这些蒙元碑刻的故事。

元朝名碑——张氏先茔碑

在翁牛特旗梧桐花乡国公府村的山野上，巍然屹立着一座巨大的汉白玉石碑，它就是著名的元朝张氏先茔碑。这座石碑高5．36米、宽1．35米、厚0　37米，碑首正面用篆书题刻着：“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一行字。碑首背面为八思巴文，与正面内容相同。碑身正面为汉文楷书，字体端庄雄健共39行约2000多字。碑身右侧刻有“大都西南房山县独树村石经山铭石”的字样，由此表明，石碑是在现在的北京山县石经山所刻，历程千里才运到草原上。碑身背面，刻有3000多字的蒙古文，是碑刻汉文的译文，也是元朝石碑中蒙古文字数最多的。据碑文铭刻记载，此碑建于公元互335年，虽然历经600多年的风雨，但是字迹仍然清晰可辨。碑文内容繁富，史料价值很高，记载了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惠宗托欢帖木儿时期，张应瑞家族为元朝以及蒙古弘吉剌部尽忠之事。当中关于元朝皇帝与弘吉剌部世代联姻的情况，以及弘吉剌部的生活和内部矛盾等内容都有详细记载。王大方告诉记者，据碑文上记载，张应瑞家族原籍河北省，自三世以下入籍蒙古弘吉剌部，其子孙都是蒙古名字，并在部落中担任要职。张应瑞因为在战争中立功受到了忽必烈的重赏。

刻有3种文字的元朝景教残碑

在包头市达茂旗敖伦苏木，内蒙古著名考古学家盖山林先生发现了一块儿用古叙利亚文、古回鹘蒙古文、汉文3种文字书写的景教残碑，看过该碑的蒙古学研究者视其为奇珍异宝。

王大方介绍说，该残碑为花岗片麻岩刻成，碑身上刻有十字架、金鸡。玉兔和莲花等图形。残碑高1米、宽0　85米，汉文部分居右，叙利亚文居中，蒙古文居左，内容相同。该碑刻于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泰定为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年号，泰定四年即公元1327年。据考证，该碑中所记裁的死者是元朝汗古部贵族人士。汪古部是一个信仰景教的民族，景教是基督教聂思插利派传到中国的名称。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了佛教，其他宗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长安的景教徒和一些回鹘人就逃向北方草原地区，并使景教在今天的内蒙古等地区传布。由于汪古部与成吉思汗结为了亲家与兄弟，汪古部有许多上层人物跻身于元朝统治阶层。

这块儿刻有3种文字的石碑是迄今为止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元朝官位最高的汪古人石碑，而且保留着较高的景教信息，因此弥足珍贵。石碑上的3种文字反映了当时草原地区文化交流的情况，以及汪古部上层人物的较高文化素养。

元朝竹温台碑

1921年，在今天的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南7公里的乌兰板村，出土了一块儿名为“大元敕赐故中顺大夫诸色人匠都总管府达鲁花赤竹君之碑”的石碑，石碑的发现者是一个名叫李彬的农民。该石碑刻于1338年止边内容丰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遗憾的是，该石碑已经不存在了，幸好碑文上的内容巳经被完整地记录在了《翁牛特旗志》中。　

由于有了碑文抄件，才使后人对竹温台这位元朝卓越的蒙古族畜牧专家和理财能手有所了解。据碑文所记载，蒙古人竹温台是鲁国大长公主的陪臣，鲁王十分宠信他。竹温台善于畜牧，他的畜牧秘诀是顺其自然，依照动物本身的天性让它茁壮成长。　　　　

元朝时期，弘吉利部除了享有其驻牧地应昌、全宁的全部收入外，还收入其他州县交纳的差科。这些财产的收入最后都要归人鲁王府，竹温台从那时候便开始经管鲁王府的经济收人，同时，还经营官府开支、赏赐、贸易、手工业、畜牧业、农业等一系列事务。竹温台在职期间，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1323年，年仅42岁的竹温台逝世，全府上下一片悲痛。正如碑文中所言：“府中如失其兄弟，境内之民如失其父母。”

竹温台在世期间，曾经得到大量的赏赐，碑文中予以详细罗列。竹温台在草原上的卓越成就，一方面与他超群的才华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鲁王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体现。根据碑文的内容记载，再结合元朝史料并参考应昌、全宁两座古城发现的文物，可以对当时这两座草原城市的经济、文化以及弘吉剌部的显赫地位做进一步了解。

窝阔台汗时期的景教瓷碑

这个景教瓷碑出土于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瓷碑呈长方形，胎质坚硬较粗，釉呈黄白色，碑体外缘边框用粗大的铁锈色线条勾勒，框内绘出一个大十字架，以十字架为主体将碑面分割成4部分。在这4个区域内，上部的两个空处书写着两行竖写的古叙利亚文，可译为“看见你”和“想着你”。在十字架下部两个空区，从左至右写有8行古回鹘文，内容可译为：“从亚历山大汗算起一千五百六十四年，从中国纪年算起，于牛年正月二十日，术安·库木哥将军匕十一岁时，按照上天的旨意，将这座宫殿和围墙完成。在这建筑的地方，立起与天永久的石碑。”

据了解，碑文中写的亚历山大汗是古希腊的著名帝王，公元前336年即位，公元前323年去世。当时刻碑者是以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一年为纪年起点，所以考古学家们在发现此碑后，便推算出了碑的纪年为公元1241年，即蒙古太宗（窝阔台汗）十三年。

景教传入中国后，成为契丹、蒙古、汪古、乃蛮、克烈等草原民族信奉的宗教之一。据史料记载，窝阔台汗统治期间潮中宫员多为景教信徒，“术安·库木哥将军”这个名称便是典型的景教信徒的用名。在此期间，蒙古草原上使用古叙利亚文和古回鹘文的部落是汪古部人，由此，考古学家便得出结论，汪古部属突厥语系，其先民是来自西域的回鹘人，汪古部信奉景教，其墓碑上刻写的文字多为古叙利亚文和吉回鹘文。由此可见，该碑中所写的术安·库木哥，应该属于蒙古汗国时期汪古部的一位将军，或者是一位更重要的人物。考古学家们由此推断，这块瓷碑应该是内蒙古地区已知时代最早的吉回鹘文碑，它是突厥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王大方说，以往国内出土的景教碑的材料多为石质，只有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的这块儿碑是瓷碑，在这一点属于特例。由于此碑有极高的考古价值，考古学家在不断地对其进行研究，希望可以根据瓷碑，探寻术安·库木哥将军修建宫宣围墙，并且立碑的历史故事，而且还有可能会发现宫室围墙的遗存，这对于填补该地区在蒙古汗国时期的文物空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