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在公元1798年的某年某月，45岁的诸暨富商斯元儒沿上林溪溯流而上，归家。

这个从山外的精彩世界回来的男子踌躇满志，要在诸暨城南斯姓故里建一座大宅，一座起码有一千根柱子的大宅。

猜想这是斯元儒埋藏心底并且酝酿已久的规划，而且带有某种攀比的心理做出的这个决策。因为在100多公里之外的绍兴府新昌县拔茅村，已经矗立起一座属于张姓的“千柱屋”。既然已经无法做到最早，那就必须造得更大！而且，经营桐油、木材生意的斯元儒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力和因之而来的自信。

很快地，香榧树花开花落的螽斯畈村开始热闹起来。圆木、石材、青砖，各式建筑材一船船依次运抵。方圆百里内的能工巧匠应邀一一前来报到。

很快地，一堵堵砖墙长高，一根根柱子竖了起来。拴马桩的石雕逐渐成形，门楼的砖雕正在打磨。木匠的场地上，长锯破开圆木的哧哧声已经响了很久，满地的刨花和锯末散发着木香。

斯元儒当时应该站在笔峰山的山腰上，注视着一切，捋须，微笑，运筹帷幄。终于，在一个千挑万选的黄道吉日，在一长串的鞭炮声中，一座位于浙中深山的“千柱屋”落成。

坐南朝北，依山面水，用五纵三横的庭院式组群布局彰显内敛的雄浑。建筑群落以正门、大厅和座楼为中轴，方正的院落向两侧扩张，分置8个四合院，10个大天井和36个小天井。据说走遍“千柱屋”的每一个角落可以做到“晴不见日，雨不湿鞋”，巧妙的设计既保证成员单位的相对独立又考虑家族联结的便利。整幢建筑廊檐环绕，门户重重。端庄、严谨，长幼有序，尊卑分明，展现的是农耕文明时代聚族而居的理想和典范。

不知当时处于兴奋中的斯元儒有无认真清点柱子的数量，据后人提供的准确数字是：砖木结构的“千柱屋”东西面宽108.56米，南北纵深32.10米，占地6850平方米，共有121间房、32条弄堂和1322根柱子，是名副其实的“千柱屋”。当然，“千柱屋”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屋舍，它气势恢宏，以粉墙、黛瓦构成浙中苍茫绿色里的一个建筑奇观。

以当今的眼光来看，作为商人的斯元儒不仅有足够的财富，还有足够的持重老成，他的“千柱屋”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建筑美学、财富张扬与安全守成之间的平衡。堡垒外围的高墙阻挡（抑或威慑）所有觊觎财富的眼光，而堡垒内部则用一丝不苟的雕刻来彰显低调的奢华，在消防、通风、采光、排水系统的设计方面亦堪称巧妙。当然，中轴线上的正厅不妨奢华一些，这是家族祭祀、议事以及重大活动的所在，采用的是五架抬梁式结构，高大、宽敞。上乘的抬梁，粗大的金柱，覆盆的柱础，一切设计都必须与正在逐步架构起来的家族威严相称。

其实，最值得玩味的是这座建筑所展示的道德伦理、礼仪传统以及价值取向。正厅两侧的8个四合院分别是斯元儒四个儿子的居所，名为“丛桂堂”“双槐堂”“福寿堂”和“仁寿堂”。福寿和仁寿易于理解，所谓“仁者寿”。至于“丛桂”和“双槐”的寓意则明显指向进学取仕：桂树有“蟾宫折桂”之意，而槐树古称三公之树。那么，丛桂、双槐如同斯家子弟科举进仕的励志之树了。需要说明的是，“千柱屋”不过是民间的俗称，这座大宅正式的名字叫作“斯盛居”。

名字刻在中轴正门的青石门额上，“於斯为盛”四个篆字曲屈平满，与额枋两侧凿刻的精美的松、梅、花卉、人物浮雕相得益彰。“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斯”为此地之意，恰又是“斯”姓之斯，一语双关，“斯盛居”的得名浑然天成，一切仿佛早有设计。

200多年后的秋天，我看到，“千柱屋”的天井里阳光融融，盆栽绿意正浓。居民们支着木架竹匾，晾晒新鲜的花生和黄豆。几只肥胖的母鸡悠闲踱步，地面上密密匝匝的卵石间生满细弱的青苔细草，当年镶拼的花纹和图案依稀可辨。外雄内秀的“千柱屋”最精致处莫过于各类雕刻：石雕、砖雕和木雕，共同组成其最为丰富的文化符号，并与建筑格局一起，无声诉说千百年来耕读文化的传承。北门的重檐式门楼采用石雕或砖雕，浮雕图案多样且寓意丰富，引人遐想。譬如“小船出、大船进”，譬如“出将入相”，譬如“文王推车”。门楼的格式大门上雕有“卧冰求鲤”等六幅图，取自“二十四孝”；正厅前檐柱作牛腿承托，雕刻的图案是鸳鸯荷花、松鹤长青、凤凰梧桐和乌鸦反哺；四堂的门窗腰板上则雕有梅兰竹菊以及动物等吉祥图案。特别是，正厅照壁上端的《百马图》砖雕，马儿行走坐卧，或饮或食或嘶或戏，神态各异，无一雷同，可谓“千柱屋”雕技的点睛之作。

当年“千柱屋”的落成，应该只是斯元儒宏伟目标的第一步，另一个更为远大的则是与治学进仕紧密相关的家族振兴计划，可以视为商人斯元儒的文化自觉。事实上，“千柱屋”难以计数的文化符号已经清晰地指向这一理想诉求，更何况斯元儒名字的本身已经寄托父辈的期望呢。既如此，那就开工建造笔峰书屋罢。选址就在屋后“林泉之胜，甲于一邑”的笔峰山上，只需铺凿一条蜿蜒而上的石阶。

200多年，时光如洗，笔峰书屋已经沧桑，不复《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里记录的景致。三层小楼的规制和登高望远的气势仍在，苔痕斑斑的石桌石凳也在，当年植下的树或枯或荣，只有琅琅的读书声已经远去。有意思的是，书屋当年没有设计随时上下的楼梯。每日，斯家子弟登楼读书后扶梯便撤去，只有放学时才能架梯下楼——斯元儒的苦心孤诣竟至于此。

有道是，苦心人，天不负。斯家子弟在此后的岁月里诚然不负厚望：“岁进士”“孝廉方正”“文魁”……不同年代的匾额高高悬挂于大厅各处，彰显着斯家门楣光耀的历程。至于居创始之功的斯元儒，也有“五世同堂”“襄成赈务”以及“乐善好施”的褒奖，悬于大厅的正上方。

时至今日，斯家子弟多星散各地，“千柱屋”已不复当年的繁盛。时间悄悄磨蚀曾经的辉煌，“孝廉方正”“彤管重辉”等匾额字迹依稀可辨，但有些已不可识。仍有斯家后人居住在“千柱屋”，但因空旷而显清冷。时近中午，有人正在炒菜。老式的柴灶，烟气争先恐后穿过青石透雕的窗栊。老式的木橱柜边上，拉拉扯扯的电线，一台崭新的冰箱靠在嘉庆年间的柱子边。历史和现实，有时遥不可及，有时近在咫尺。

有条黑狗，极壮硕，自我们团队到“千柱屋”便一路相随，不叫也不媚，一直伴到游历结束，自去卧于屋外溪边。河埠头有老人在晒太阳，有妇人在用菜刀削番薯，一刀刀把红红的皮削去，露出金黄多汁的瓤肉来。上林溪中，流水潺潺。笔峰山下，微风习习。黑狗、白鹅。远山、古树。静谧和安详里，一个追寻世俗荣耀的梦想已经归于沉寂，又或者已经用另一种全新的方式展开。

渐行渐远时，再次驻足回望，夕阳下的“千柱屋”黛瓦落寞，粉墙斑驳，墙上还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语，红色尚未褪尽。

想起果戈理，他曾说过：“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经缄默的时候，它依旧还在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