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部都市小说的可能性——论张学东《尾》的书写立场

◎曲光楠

张学东长篇小说《尾》的问世影响较大。与此前的《妙音鸟》《超低空滑翔》《人脉》诸小说写作思路迥异。从小说形态学视野考察，张学东作品同步衔接“城市文学”，通过对城市人类多层次的深度体察，集中叙写了该群落文化生态所呈现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家细致绵密的情节组织能力，这种叙述的“审缜”“内敛”，甚至近于“残酷”的警觉，观照了城市人类自身苦难求生的挣扎主题。令笔者惊异的是，在将文本焦点集中于城市底层市民群落的同时，作家力避当代城市小说创作的商业心态，以生活的高度还原打破1990年代以来当代作家群体创作中所展示的大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并对这种城市文化的共性给以集中展示：即该文本清晰地把“金钱”“竞争”和商业气息交织于异化世界，在展示都市不同类群的生存真相过程中，将其所共有的“孤独”“焦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求生无力的城市众生景象，使小说以随境适生的方式满溢于受众眼前。

一、有关“都市苦难”的另类介入

宁夏地域文学史似乎可以还原这样的文学创作景观，1980年代以来，宁夏主流文学创作一直将“乡土苦难”作为中心叙事，高度关注。这一判断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张贤亮有关章永璘知识分子受难史的乡土情结、90年代石舒清有关马子善宗教思维“死亡”叙事的回族苦难中，得到有力的答案回应。需要明确的是，此类群体执着于“乡土”立场的创作，具有强大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成为宁夏地域精神的群体性书写特征，成果斐然；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宁夏作家创作空间的思路拓展，部分地形成了宁夏文学发展的创作牢笼。假使这一判断成立，研究者会发现，张学东的适时出现，续接了宁夏文学创作的代际香火，他的文学图景拥有了宁夏文学突破上述发展瓶颈的可能性。在其小说创作的持续努力中，成果已现。而长篇小说《尾》的问世，实现了与东部新城市文学创作对话的可能。在有关都市场景的现代性表述中，张学东真正塑造了自我创作的独立性特征场域。与其他东部都市小说的创作相异，作者将小说文本直接还原为都市家庭伦理的并置叙事，直接将人物置于城市情境之中，这种创作道路彻底斩断了有关宁夏“乡土”情结创作传统的牢笼性绑缚。《尾》的文本直接确定事件秩序，将两个背景相异的家庭组织到一起，串联起底层社会族群的挣扎与负累。按照作者的最初创意，其线索有二：一是一场不起眼的车祸所引发的舆论狂欢；二是医疗系统声势浩大的检查（张学东的创作谈《迷恋之后是敬畏》）。与以往宁夏作家的创作不同，两个家庭所呈现文本裂缝是通过叙事作品的事件本身赢得质量，从而有条不紊地缝合文本。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张学东更关注把这些有质量的事件组织到一起。通过当代都市特有的人性世界的双重冷暖，编织灰色地带的症候空间。为了递增文本强大的象征指向意义，作家通过文本中冯梅儿子“尾巴骨瘙痒事件”就医作为文本导引，继而接入牛坚强偶发性事件导致其深陷现实人群及网络漩涡，苦无挣脱出路。这一引人眼球的都市内容的引入途径，又借助“尾”的象征意义给予适当弥合。在此基础上作家为了增大文本的厚度，将情节的织造与都市家庭内部危机、婚外出轨等都市生态的普遍真实相连接。此种文本框架的构建在笔者看来，作家意图交代现代婚姻机制原有的超稳定性，已经随着都市文化结构、道德结构异化，产生了不可忽视且具破坏效应的负面书写立场。原有家庭结构受到情感、伦理、时空间距离的挤压逐步丧失其恒定功能，而外部的诸如工作压力、社会公共压力、不一而足地构成现代都市日常灰色生活的普遍性内容。《尾》同样咀嚼苦难，不同的是，这一苦难的连接直接绑缚于后现代运动与日常生活的文化关系，以及与日常生活的文化的结合。张学东企图站在文化制品的生产者立场上，建立与普通公众之间诸多的连接点，进而与都市人性内部劣根性深度结合，于是在客观上给研究者以这样的创作印象：《尾》的文本深度揭示了隐藏于作家内心深处负面书写的深重选择，这一都市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异，导致家庭伦理结构受外部因素影响发生错乱，而伦理错乱所交杂溢出的是复杂的乱象存在。这表现为，一方面对家庭责任的继续坚守表现为沉重的无奈，另一方面婚外情结的精神抚慰表现为惬意的盲动。两个方面通过文本叙事并举为有关社会普遍现实的特征写意。笔者认为，张学东一直试图隐藏他的个人创作立场，这又具体表现为，在《尾》的文本世界中，作家一直试图打开被大众公共伦理所拒斥的、内心向往却外表遮蔽的现实的阴暗界面，作家一直试图寻找家庭责任与自我情感疏解的改善空间，加入了作家自身对现代都市负面书写自身带有的情欲补偿性堕落特征，这表明，作家实际上具有了客观的潜隐认同立场。但在具体的行文中间，作家又必须导之以“尾”的象征性进行客观的选择抛弃。如在合理安排牛坚强与小鹿出轨的文本情节后，为维持家庭机制的超稳定性，被迫安排小鹿的“被出走”情节的展开。

二、有关“都市阶层”的对立介入

有关“庸常人生”的叙述，依据对1985年后文学史事实的客观理解，一直属于新写实主义的专利，这种关注底层人类生存本相的还原立场，增大了人类真实的深层本质叙述的可能性。随之带来的此一充满下意识的、大部头书写平凡人生的日常情景充斥于池莉等人的文本世界，这一创作缺陷表现为他们部分忽略文本深度的构建而招致学界的议论与批评，所谓削平深度模式的东施效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创作误区。有鉴于此，此后的诸多作家群体纷纷通过不同方式规避这种创作缺陷。进而形成了东部文学中心区域的主要写作特征，表现为新写实主义刘震云的创作调整，表现为新历史主义的苏童等人的日常事实的历史方向进入策略的展开。受东部文学集体创作的客观驱动，石舒清借助回族立场把握了日常人生与宗教意义的客观回溯，这是一种追求与东部文学对话的可贵努力，也是其创作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与此相对应，张学东的创作在2000年后，通过不同文本叙事策略的先后调整，进一步达成了自身对于日常样态的书写理解，而《尾》的推出更是姿态别致。作家在加大社会下层巷弄的苦难书写之间，借助其独具的草根特性，将读者带入他所设定的民间世界，《尾》的苦难书写与新写实系列追逐“生存苦难”的营构策略相异，这里突破的是用心潜入到生活的内部和细节，通过挖掘人生框架的真实和意义，将不同家庭的不同人生轨迹所产生的关联与摩擦交织成复杂的“社会问题”，并由此深入展示不同人类不同群体所具有的“精神负累”及“心理悲剧”。这些突出的破坏性症候，恰恰是各种悲剧产生的根源。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面对苦难生活或悲剧性境遇时，都会正视悲剧本身带给人类的肉体折磨和精神疼痛。

张学东的《尾》在现代化都市的背景下，不断努力去书写中国人真正面临却急迫无解的底层现实，这种问题的关键性，恰恰是人性异化、城市异化的典型特征。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作家的创作立场并不是单单流于“残酷人生”的群像演出，而是凭借其独有的观察维度加大了思考所涉层面的力量，《尾》的创作已经另开蹊径，这种人物及事件框架的展开，作家是通过对城市知识者进行关注的同时加入了市井平民的客观出场，在将真实与家庭实现对接后，完成了剧情矛盾冲突的合理展开的逻辑建立前提。然后张学东将个人命运的讲述，清晰表述为对中国新都市市井平民与知识分子生存界面的双重思考。在完成剧情构架的同时，他将知识分子市民化，知识分子公共压力的明晰化展开于此，透过这一思考，作家首次将都市阶层固化彻底形成之前的民众生存真相展现在读者面前。《尾》在创作之初，在描写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的同时，加入知识分子生存本相的真实路径，因此，这种两个阶层相异的苦难叙述又有着当下社会真正地被有意忽略的视觉盲区特征，即人们已经逐渐接受，并开始试图证明并容纳当今都市生活阴暗层面的存在，这一点是张学东想在文本中展现但又必须在文本中竭力否认的姿态，这一姿态本身所具有的矛盾直接牵引出被客观放大的悲剧意识。《尾》的出现，正是张学东企图突破宁夏乡土苦难书写的典型特证。这种特异的突破，带有明显的伦理放逐的构成特征。而这种放逐所形成的示范性效应，明确昭示了中国新都市文化中的另样景观。张学东想通过《尾》的文本探讨中国新都市文化的起源，并企图建立一种可能使我们未来走向何方的解释，这种独特笔触立场的建立，正是新都市文化所需要我们探讨的关键所在。

三、有关“都市空间”的叙事介入

前文谈到，《尾》的并置叙事使得“悲剧视野”得以建立，而这同时构成了作家强大的叙事策略。张学东的创作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类生存内容，直接展示为城市知识分子软弱无力和底层平民劣根嚣张的两种样态。《尾》的出现将新都市文学直面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融化为更多细节，这就使其“悲剧视野”的整体叙述具有了表现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在笔者看来，《尾》的文本另一亮点就在于，文本的悲剧视野真正具有“局部关照全体”“家庭伦理协同社会伦理”的创作构成特征。客观地说，张君所设置的“尾巴骨瘙痒事件”“牛坚强撞车事件”“冯梅与马先生家庭冷战事件”“医疗系统检查事件”等事件链的构成乍看平淡无奇，充斥于读者眼中的均为家庭、单位日常琐事。但这种“子叙事”却别具体格，十分完整且具相当程度的独立意义。有关这些事件的叙事策略可以这样进行表述：作家以时间作为链接轴心，通过城市空间的开放性予以展开。在借助矛盾、推动矛盾交织的编制策略过程中，张学东将小说的关注度用一种凝重、感伤的精神立场加以裹挟。作家对生活场景、人物心态、社会氛围的体察方式，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细节熟悉和精到的捕捉能力的深度呈现。这种独异的、能够让受众眼睛为之一亮的创作特征表现为：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而得以推进，期间各色圆形人物的纷纷出场，成就了作家真实生活的抱负，并使作品中的各色人等能够与作品的其他元素和谐共处。在具有多重性格结构的基础上，作家将每个人的行动进行有机处理。按照刘再复的理解，人的行为方式千变万化，心理特征也千差万别，因此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由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有灵与肉、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等性格的两极矛盾运动的一个丰富的性格世界各组性格元素互相依存、互相交织、互相转化并形成自己的结构层次，使性格呈现出复杂而有序的运动状态（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9-60页）。《尾》的文本中叙述者给笔下人物以更多复杂性格特征的处理，并把每个人物绑缚于事件链的诸多环节，借助多个空间对之进行表征，建立了两个家庭的二元空间形态并置特征的构成形态。与以往文本不同的是，张学东在借助“外部空间”表现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的同时，将重点放在牛、马两个家庭各异的居住环境等“内在空间”的刻画经营，这样一来，我们要以之表征人物性格特征的空间变成了一种“空间中的空间”——前一个“空间”是牛、马两家人，或小说中的各类人群生活的公共空间；后一个空间才属于牛、马两家人物自身，并反映自己个性特征的私人空间。这样，张学东将前一个“空间”表征小说人物共性或整体性格，而后一个空间则可以用来表征单个人物的独特个性。研究者会发现，经过处理后的空间是一种具有差异性、并置性、开放性的空间世界。《尾》的文本通过“空间中的空间”，在把握多重空间的叙事行为过程中，进一步凸显了人物性格及人物形象的相对的真实性、普遍性。这其中由时间推动的事件其本身所裹挟的空间世界，就得以有序的、阶段性形式的出现在读者面前。与以往创作路径相异，张学东此前创作突出探求悲剧深入小说文本所涉空间的全部。《尾》叙事特色就在于作家自身策略强调鲜活的现实空间的介入，这其中文本张扬的情感表达触角一般都直接投射进“外部空间”与个体所居之“空间之空间”底层深处。作家通过冷暖双色创作基调的交错糅杂，因此，在叙述者的牵引中读者可以沿着文本所涉路径，直面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场景，生存苦困，心灵无助，最终结局无不指向悲剧，凝重、感伤的精神氛围，于此处展露无疑。与此同时，《尾》将这种悲剧视野又给以适当程度的消解，有温情、有暴力，这两种冷暖双重色调的事件链处理都最大程度地表明了作家的宽容性支持或搁置。而这种想象也代表了张学东正在接受这一现代性堕落母题的空间存在现实。

有研究者看到，张学东写作思维心思细腻而又缜密，他善于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将历史环境的动荡与个人心灵所经历的磨难悄无声息地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心灵寄托一次次地推向绝望的边境（李娜娜：《“破茧”之难与底层书写》，曲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3年4月）。《尾》的问世，打破了这种历史模式的单一选择，家庭机制的行为书写，空间与“空间之空间”的叙事建立策略，都最大可能地暴露出生活的真实常态，张学东通过构筑个人内在的心灵苦难，将内心与家庭结构相连接，与时代心灵的苦难相连接，作家通过生活在多阶层人类的生存状态的介入，叙写他们各自所饱受的生存之苦与心灵之苦，作家正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他们，并认真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用自己的力量向世人叙说他们感人的故事。在张学东的小说中，生活是残酷的，生存是不易的，个体生命在遭受种种“苦难”和“伤害”之后，还要承受来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但这种生存挤压的痛苦并没有压垮主人公，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隐忍，逐渐地走向生命的成熟。在《尾》的文本叙事过程中，作家努力通过负面情节的进入反向发掘人性的美好，从而将情欲的释放、恶的追逐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即便是负面因素却也能够真正滋润人的内心，抚平人的内心伤疤，而这种反向情节的设置也进一步加大了文本的内在张力。笔者认为，书写负面叙事原本就应该成为作家叙事的应有图景，这种追逐性意义正在于对社会真实本相的进一步介入，如何直面这种真实的社会本相，是每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应该具有的写作本能。在这一点上，张学东通过《尾》的创作，完满展示了西部新都市风景中真实的客观存在，也建立了属于自己与东部文学对话的可能性，这一创作突破可圈可点。

本文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青年项目《新时期宁夏小说史》阶段性成果（课题号：16NXCZW03）

曲光楠，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网络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