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所谓“盛唐之音”和“文学的自觉”是令人注目的大事。一般来说，人们是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说，分开来看的。但如果从宏观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上看，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因果关系。换言之，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世族文人的社会地位独立为基础的文学自觉，盛唐时期以文人为核心的文化繁荣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文学自觉的前提是文人的人格独立，其主要内涵就是魏晋时期门阀世族在经济政治力量发达的基础上文人的人格地位的充分提高。世族文人经济实力的膨胀，导致了以所谓“门阀政治”为特征的政治地位的确立。正是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实力强大，才造成了魏晋时期世族文人的群体人格的独立;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才是文学走向独立的基础和前提;正是文人的人格独立和文学自身的独立，才是“盛唐之音”的源头之水。

所谓“魏晋风度”，首先就表现在门阀世家大族的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贵族派头儿。这也就是魏晋名士风流的第一道风景……

有一天，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问自己身边的丞相陆凯：“卿一门在朝者有几人？”陆凯答道：“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感叹道：“盛哉！”（《世说新语·规箴》）这位陆凯字敬风，是东吴前代宰相陆逊的族子。史载陆凯“忠鲠有大节，笃志好学。初为建中校尉，虽有军事，手不释卷。累迁左丞相。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故不敢加诛也”（《世说新语·规箴》刘孝标注引《吴录》）。从陆凯沾沾自喜的话中可以看出，陆氏一门之中，一时之间，在朝中竟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其宗族不可谓不“盛”。另一方面，当陆凯得罪朝廷时而朝廷对其无奈，不是惧怕其人，而是惧怕其宗族，又不可谓不“强”。

陸氏家族在三国吴郡是著名的四大姓氏之一。这四大姓氏分别为“顾”“陆”“朱”“张”。当时吴郡有“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之说，四姓盛极于吴郡（见《世说新语·赏誉》及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西晋大诗人陆机乐府《吴趋行》曾这样炫耀自己的家族及四姓：

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熈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淑美难穷纪，商榷为此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陆平原集》）

陆机的话并非完全自吹自擂。据《三国志·吴志·朱治传》，当时的吴郡四姓已经与“公族子弟”并举，其所出仕郡者，郡吏常以千数。朱治率数年一诣王府，所遣数百人，其盛状可知。

更有甚者，吴郡四姓大族即便触犯了法律，也可以凭借自己家族的地位而得到豁免。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贺邵上任吴郡太守时，因为不了解情况，先是足不出户，竟然受到吴中大族的蔑视。他们在府衙门上题字曰：“会稽鸡，不能啼。”贺邵见到后很生气，就打算借助自己的权力进行反击。他先在府衙门上题字后添上“不可啼，杀吴儿”六个字，然后就带领人马，来到顾、陆二姓的屯邸，搜捕二姓私自设置的家族卫队，以及收养的没有户籍的流民，并向朝廷列举了二姓的种种罪状。二姓就要大难临头了。可是当江陵都督，四姓之一的陆抗来到建业，向孙皓进行一番游说斡旋之后，二姓被抓的人全部释放。贺邵及其后台——皇帝本人都向大族低头让步了。四姓势力之强，于此可见。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当年东吴政权之所以迁都秣陵，就是因为受不了吴郡大族的压力。而其中又是以吴中四姓为主的。一直到西晋，人们还念念不忘这些吴中旧姓的盛状。当有人问蔡洪对吴旧姓的印象时，蔡洪如数家珍一样，说出吴郡大姓的精妙之处：

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隽乂;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徊，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世说新语·赏誉》）

可见西晋人对往日的吴中大姓尊贵地位和家族繁盛的无比垂羡之情。

除了南方的吴郡大姓，北方诸大族门第受到人们敬仰垂青的情况也每每可见。如南阳宗承家族，从父亲宗资时起就享有盛誉。宗承自小就以修德而闻于世，卓然不群，并辞去朝廷的征聘，于是慕名而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在众多崇拜者当中，包括一位后来的一代权臣曹操。曹操小时候也很崇拜宗承，曾几次前去拜见，都因门庭若市而未能如愿。有一次好容易等到宗承起身送客，曹操赶忙迎上去，握住宗承的手，表示希望交往。可是曹操从小声名狼藉，宗承鄙薄曹操的为人，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曹操在汉朝大权独揽，威震天下，他满以为这下子可以接近宗承了，于是又找到宗承说：“可以交未？”没想到宗承还是冷若冰霜地说：“松柏之志犹存！”弄得曹操很是下不来台，可他因为在意宗承及其家族的巨大声望，便只好仍以礼相待，并敕告曹丕兄弟，让他们对宗承执弟子之礼。于是曹丕兄弟每次去看宗承，都要在宗承座前跪下。从曹操到魏文帝、明帝，都想请宗承出来做官，但均遭拒绝（见《世说新语·方正》及刘孝标注引《楚国先贤传》）。像曹操这样杀人如麻，“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乱世奸雄，竟然对宗承恨之入骨却又束手无策，其中重要的关节也就在于其家族及其名声的作用。

门阀世族的地位崛起，首先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物质生活的极大富有。西晋时期，金城麴氏和游氏同为豪门贵族，当时西州人有这样的说法：“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见《晋书·麴允传》）那位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也是富比天下的大族。他广收八方田园，其宅院、工仆、田地、水渠的数量，首都洛阳无可比拟。其积财聚钱，无计其数（见《晋书·王戎传》《世说新语·俭啬》）。这些门阀贵族一旦经济上有了实力，就如同暴发户一般，在行动上大肆卖弄，炫耀财富，彰显资产，是这些人的普遍特征。历史上人们熟知的王恺和石崇争富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一个故事说的是，王恺用饴糖和着干饭来擦锅子，石崇则用蜡烛当柴火烧饭。王恺用紫色丝布做步障，还配上绿绫里子，长四十里;石崇则用锦缎做成五十里长的步障来和王恺匹敌。后来石崇用花椒来和泥抹墙，以求满室芳香;王恺则用赤石脂来涂墙，以显富贵（《世说新语·汰侈》）。

还有一个故事说，石崇和王恺为了争强斗富，都用尽华美艳丽的材料来装点车马服饰。晋武帝司马炎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曾经把一枝二尺来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这个珊瑚树枝条繁茂，世间罕见。有一天王恺拿出来向石崇炫耀，没想到石崇看过后顺手就用铁如意把珊瑚树打碎了。王恺又急又气，以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声色俱厉地责问石崇。石崇说：“没什么好留恋的，我还给你就是了。”于是就叫人把自己收藏的珊瑚树全都拿来，其中三四尺高，枝条繁茂绝伦而又光彩溢目的就有六七枝，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看后，惘然若失（《世说新语·汰侈》）。

王恺在当朝皇帝的资助下，仍然是石崇的手下败将，说明石崇之富，已逾皇家。可是如此奢华的王、石二人，却又要在另一位王姓大族王济面前甘拜下风。晋武帝为了依靠大族，就把自己的女儿常山公主嫁给了王济。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家里做客，只见王济席上所用器皿都是当时极为珍贵的玻璃制成。婢女仆人总共有一百多人，身上全都穿着绫罗绸缎。席上不用桌子，每个盘子酒杯下面都有一位婢女用手擎举着。更为特别的是，席上所食用的蒸猪肉味道特别肥美，与一般的猪肉迥然不同。吃过龙肝凤髓的晋武帝也如同乡巴佬进城一样莫名其妙，问过王济，方知这些猪肉的不同凡响之处——原来它们都是用人奶喂大的。司马炎极为不平，拂袖而去。这种吃法不仅晋武帝闻所未闻，连当时富比天下的王恺和石崇也沒听说过（见《世说新语·汰侈》）。

说到晋武帝司马炎，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也不是什么廉洁节俭的帝王，而是青史留名的淫佚奢华天子。他在灭吴之后，后宫姬妾近万人，得宠者甚多，以至于他不知幸谁为好。为了减少矛盾，以示公允，他经常乘上羊车，任其所行。羊车停在哪个宫人寝室，武帝就在哪里过夜。宫人们为了得到宠幸，便在武帝经过的路上插上竹叶，并洒上盐水，以吸引羊车（见《晋书·胡贵嫔传》）。这样奢华的帝王都无法接受王济以人乳喂猪的侈靡，可见其过分至极。即便在他遭到贬斥，移第北邙后，仍以富炫人。史载当时人多地贵，王济喜欢骑马射猎，“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竟埒。时人号之‘金沟’”（见《世说新语·汰侈》）。

另一位世家大族羊琇的酿酒之法，也足能显现出这类贵族的处心积虑，骄豪淫奢之处。据《语林》记载，羊琇大反一般人高温季节酿酒的习俗，而是冬天酿酒。为了保持酿酒所需温度，他就让人抱着酒坛子，用体温暖酒，一会儿就换一个人。这样酿出来的酒不但速度快，而且味道佳美。同书中又记载当时洛阳林木缺乏，木炭只如小米状。羊琇为了显示骄豪，把小木炭捣成细屑，和以黏物，塑成野兽之状。当诸位大族聚会时候便用它来温酒。一时间，烈焰腾腾的野兽张口向人，十分恐怖。众大族都觉得这种玩法十分刺激够味儿，便争相仿效。当时人们认为如此奢侈所造成的财富浪费，“甚于天灾”（见《晋书·傅玄傅子咸附传》）。

作为世家大族奢侈腐化生活的一个投影，很多贵族家庭的奴仆婢女的生活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如王戎有数百家僮，石崇的仆人达八百余人。这些奴婢的地位命运惨痛，往往是大族淫佚生活的牺牲品和装饰物。如石崇每次宴请宾客，常令美人行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便斩美人。王导和王敦曾共赴宴，王导虽然酒量有限，但为了美人的性命，也就只好勉为其难，喝得大醉。而王敦虽有海量，却常常故意不饮，以观其变。转眼之间，三位美人被杀，王敦仍不肯饮。王导责备他冷酷无情，他却说：“人家自己杀自己的家人，关你何事？”（见《世说新语·汰侈》）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恺听说王导喜欢音乐，便请他和王敦前来做客，听其乐伎演奏。中间吹笛人偶有小忘，便立即被王恺当场派人打死（见《世说新语·汰侈》刘孝标注引《王丞相德音记》）。虽然两说不同，但却说明当时此类事情比比皆是。

贵族们的奢华几乎是无所不在，就连厕所也成了他们展示富贵，穷奢极欲的场所。其中石崇的厕所最为铺张。他的厕所里常有十几个婢女，站立在旁准备伺候客人。那厕所里装饰华丽，而且还准备了各种香水香料和崭新内衣。这样的厕所弄得大多数客人都不好意思去，可也有人不在乎这些。有一次，王敦来石崇这里做客，只见这位老兄当着众多婢女的面，脱去旧内衣，穿上新内衣，神色傲然。他走之后，婢女们面面相觑地说：“这位客人将来必定要做贼！”（见《世说新语·汰侈》）

不过，王敦在如此华丽的厕所也不是总这么得意，有时也要被华丽的厕所迷惑，弄出笑话。一次王敦去晋武帝家里见舞阳公主（或作襄城公主），当他去厕所时，见到一个漆光闪亮的箱子里盛满了干枣。这是主人怕厕所的臭味熏人而用来堵塞鼻孔用的，可王敦还以为是厕所里预备的干果，又拿出那种豪迈劲头，将盘中干果一扫而空。刚解手出来，王敦又见到婢女擎着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古代用豌豆等物合成的用来洗手洗脸之物），准备给他洗澡。可是王敦见到澡豆就大开胃口，就把澡豆倒入水中，一饮而尽（见《世说新语·纰漏》）。还有一个名叫刘寔的贵族，来到石崇家的厕所，见到又是绛纱帐大床，又是华丽的被褥，还有两位婢女侍立在旁，慌忙扭头就跑。来到石崇那里说：“非常抱歉，刚才不小心跑到您的卧室去了！”石崇笑着说：“哪里是卧室，那是厕所啊！”（见《世说新语·汰侈》刘孝标注引《语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