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被认为是法国文坛上的两朵“雏菊”，她们生活的时代相近，虽然尤瑟纳尔略大，不过相对于文学段时，她们是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在写作中，所有提炼出的同，是女性的，是暗在的心理结构的；所有的不同，则是个人经验、趣味、知识、认知的不同，她们当然要为个人的缪斯建立独特表情。

我们先从她们的共同点出发：

第一， 她们都有强烈的语言敏感度。

在语言上的用力，使得她们的语感有种水到渠成的精心。

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叙述：“生活是可怕的，而母亲和生活一样可怕。约瑟夫重又坐下，现在，他注视的是她，苏珊。生活中唯一的温情是他，约瑟夫。苏珊发现了这如此克制、隐藏在如此的严峻之下的温情的同时，也发现了要迫使这温情表露已经需要的一切冲击和耐心。以及可能还需要的一切冲击和耐心。于是，她又潸然泪下。”

在杜拉斯的句子中，有着水到渠成的精心。身为读者，我们并不太能感觉杜拉斯的用力，仿佛是种自然而然，但它的美妙和丰厚却贮含在其中。在她的前期，水到渠成的成分更重，而后期，杜拉斯的语感走向内在华丽，精心的成分在加重，虽然这个成分的增加未必是刻意的结果。她其实是把自己积累下来的“质量”放置在了叙述中，语词中。在《情人》中，有种时间的叠加感，仿佛旧日记忆能够一起涌至，以至杜拉斯部分地舍弃了叙述的“时间逻辑”，或者楔入，或者陡转，或者打碎，而这些无疑为语词增加了更多的炫目和撑开。

《火》，由九篇这种经历重新复述、重新阐释的“现代小说”组成，它们全部从古希腊的传说中出发，尤瑟纳尔有意让自己钻入到传说中人物的身体，借他们来说话。而每篇小说开始之前，甚至有些被分割开的语言碎片，它们同样是精心而美妙的。譬如在《阿喀琉斯或谎言》中，“我永远也不会被战胜。我只会由于屡屡战胜而被战胜。每次被挫败的埋伏，又将我困在最终化为我的坟墓的爱情中。我将在胜利的地牢里了此一生。孤独的失败找到钥匙，打开牢门。死亡要抓住潜逃者，不得不动起来，从而打破固定不动的，而正是这种状态能让我们认出，它是生命的死敌……”

尤瑟纳尔语感的优美中有一定的装饰性，但这种装饰性修辞并不只带来表面的炫烂而更重要的是它完成了耐人寻味的深邃。它在这里，一方面贴近着故事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一方面又更为阔大地指向我们和我们的生存。面对她的句子，我们有时不得不停下来，反复打量，也突然地走神。

两个玛格丽特，她们的语感都有充溢着的诗性。她们的语言，本身就是涡流。

第二，她们的叙述都有粘滞的特点。

叙事的推进力来自于故事前行和情绪发展的双重，两个玛格丽特，都更多地注重情绪的推动。在许多男作家，或者故事性强的小说中，故事的波澜、起伏都是跑在叙述之前的，它有环环相扣的精心，有在叙事上的精心布置，像福克纳、海明威、君特·格拉斯、胡安·鲁尔福等。但两个玛格丽特，都更多地把她们的注意放在了情感情绪和思考上，而不是“被奇妙的故事吸引”。不被奇妙的故事吸引，其实也是女性作家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除了两个玛格丽特，几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女作家同样如此，如莱辛、赫塔·米勒、耶利内克、艾利丝·门罗……更重视情绪和情绪推进是多数女作家的特点。像中国的萧红、王安忆、陈染、林白，也均有这样的特点。而张爱玲和铁凝，则会更多地注意到故事性。像她们这样的女作家，其实少之又少，而且多数女作家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为了发表而强化故事，而后则会慢慢将故事弱化，这，也是普遍。

杜拉斯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情人》，在故事上是相通的。生活在西贡的法国女孩成了一个中国男人的情人。她写下的是几年的时间，而这几年的时间又被截取，取出的是故事发生的几个关键点，整个叙述就围绕着几个关键点进行，言说、复拓、叠加都是发生在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上的，偶尔会略进行一下扩展，然而这个扩展也依然是以关键点为核心。在故事中，出现的人物也极少，许多人物的存在只是增加故事的丰厚而不是为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譬如杜拉斯在两部小说中都提到的那两个哥哥。他们的存在多少是纸片化的，被封禁于时间里的，他们的存在不构成事件发展的力量。在她的小说中，具有核心性的只有三个人：我，母亲，中国的情人。甚至这个情人都不具备太强的立体性，她不需要让这样的人物完整地立体起来，她是感受这个情人而不是在小说中“塑造”这个情人。

尤瑟纳尔的小说具有同样的粘滞感，尽管她在《安娜姐姐》和《默默无闻的人》中写下的都是“一生”，是一生的长度。相对杜拉斯而言，尤瑟纳尔的小说故事性更强些，但这也只是相对。如果相对于故事性强的小说，尤瑟纳尔小说的故事性也是遭到了淡化的。她要的，是察看故事中人物的内心纠缠，而外在的那些故事波澜不过是对内心进行验证的试纸。

在《默默无闻的人·跋》中，尤瑟纳尔这样写到：“最初设想的纳塔纳埃尔（小说中的主人公），同设想泽农（《苦炼》中的主人公）那个人物的时间相近；那是很早的时候，我带着连我自己都吃惊的早熟，臆想两个男子，并依稀想象他们生活在古荷兰：一个人求知心切，孜孜不倦，渴求生活的一切，不求有所得，但求有所学，终成饱学之士，精通当时的一切文化与哲学，然后又全部摈弃，以便苦心孤诣，自成一家之言；另一个人则相反，可以说‘生活放任自流’，既迂缓又懒散，甚至到了迟钝的地步，几乎目不识丁，然而心灵却很明澈，思想也很纯正，得以规避虚假与无用的东西，仿佛出于本能，最后少年凋谢，生而无忧，死而无怨，对生死大事处之坦然。”

由理念之烟而生的纳塔纳埃尔其所有经历当然会是背景性的，当然，尤瑟纳尔为了抵抗可能的空泛呆板和不真实而做了诸多努力，这份努力也是极為有效的。但在阅读中，我们的注意力还会更多地放在“人的何以如此”上，放在和作家一起的审视上，放在对主人公面对事件的行为合理性上，放在情绪的起伏与推进上，而不是放在故事的引魅上。在《默默无闻的人》中，叙事基本按照时间之线来发展的，而且尤瑟纳尔采用的是主观性视角，叙述多有概括性，然而它还是一个有长度的中篇。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尤瑟纳尔叙述上的粘滞。

这粘滞，仿佛是琥珀。它把主人公，那个生物包裹在了里面。连同他的气息。

两个玛格丽特，有人把她们都列入到法国的“新小说”浪潮中。但“新小说”的“新”可能不是“写作的零度”、物的强化及人的弱化，更显著的，是它们对故事和故事性的反抗。它们，使用了和惯常的小说不太一样的时间轴，在这个时间轴上，故事是凝结的，甚至是静止的。它不再靠夸夸其谈的冒险来取胜。

第三，她们的小说中都有延宕的细节。

在两个玛格丽特那里，她们所使用的细节都有某种延宕感，她们不是一个细节用完之后是故事前进，然后另一个细节出现。相反，她们更愿意让细节绵延地抻出丝来，和另外的细节相互地包裹在一起。這是和故事性小说很不同的特点。而完成这样的方法，需要是写作者所占用的时间点是“现在”，站在这个现在的、故事已经汇集完毕的节点上叙述，那前面的细节自然可以在后面得到延绵，得到叠加。萨特在谈论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的时间时曾强调，所有的小说都是先“确定一个现在，然后往回进行叙述”。是所有的小说，包括那些讲故事的小说，只是在部分讲故事的小说中，作家们为了身临其境地带入而故意装作不知事件已经发生完毕而已。

甚至，进一步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情人》，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大细节”，在阅读中你所沉浸其中的无一不是这个大细节所给你的气息、氛围，它中间的摆荡极小。

两个玛格丽特有诸多相同，譬如说相处的时代、地域、文化思潮和这份思潮的流变；两个女性，以及我们前面谈到了那些……但作家，不同远比相同更重要，更值得打量。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写作有自我的缪斯的独特面部表情，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

她们的不同在于：

第一，一个是体验式的，一个是审验式的。

杜拉斯的写作一向与自我的生活和生活经验有关。可以说，她的生活本身就是传奇的部分。其实，即使她的经历不具备传奇性，她的写作也会具有魅力，因为她的身体和心灵里有常人所未有的丰富的神经。它的敏感异于麻木的、平庸的常人。即使让她过一种无波澜的平庸生活，她也足以在杯水里建立风暴。

“母亲很快就熟睡了。突然，她的脑袋摇晃起来，嘴巴半张着，完全进入了乳白色的梦乡，她轻盈地在纯洁无邪的状态中漂浮着。再也不能恨她了。她曾经过度地热爱都会生活，正是她那持续不懈、无可救药的希望使她变成了对希望本身完全绝望的人。这个希望已经使她精疲力竭，摧毁着她，使它陷入到赤贫的境地，以至这使她得以在此休息的睡眠，甚至死亡，似乎都无法再超越它。”这里即是体验。杜拉斯沉在生活中，沉在生活的质地和情绪中。在小说中谈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宣泄情感， 由此构成一种深藏的互文性，或称作“ 内文本性”。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身体里安装了密密麻麻、数量过多的、甚至相互都有纠缠难以理清的神经源。她体验自己的生活，而为这份生活绘制出了有色彩有气息的立体的全景图。

尤瑟纳尔当然是审验式的，她一直拥有一双外在的、旁观的眼，即使她特意地向我们表明，“《火》是一场感情危机的产物，表现的形式则为一部爱情诗集，也可以说是由爱情的某种概念连起来的一组抒情散文。”这部在她言称大部分首先是日记的摘抄的文字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那种审验性。我前面的引用已经够多了，我想我说的这种审验感是得到了验证的。

第二，一个玛格丽特的注意力始终在自我，而另一个，则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他者”的身上。

杜拉斯的小说，多是与自我有关。“我”在小说中多是一个面容凸显的叙述者，她基本讲述的是我的故事和我听来的故事，有很强的现实性；而在尤瑟纳尔那里，她更愿意把镜子照向他者，所以部分的叙述采取的是全知的第三人称，“我”在多数时候并不参与故事的进展和走向，即使在书写那本和父亲有关的《何谓永恒》之中。她或多或少地剪断了自己和“这个父亲”之间那种影响审验的血缘性联系，故意从情感中抽身，而用一种更为冷静、更为客观的叙述方式来完成：

“米歇尔孤独一人。说真的，他一直是孤独的。他的孩提时期可能并不孤独。小时候，他有个姐姐叫加布里埃尔，就是在一起旧照片中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儿，但姐姐早夭……不久以前，他同两个妻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这个米歇尔，是尤瑟纳尔的父亲。她是用这样的语调来叙述父亲和父亲的一生的。

第三，一个玛格丽特“身在现实”，一个玛格丽特则致力于勘察历史。

《火》，“这些故事提到的人物，不管是神话的还是实有的，全取自古希腊，唯独玛丽亚·玛德莱娜例外，她生活在犹太—叙利亚世界，那里基督教已然形成……”这个例外也是久远着的历史人物。《安娜姐姐》，其时代较晚，“1575年，她出生在那布勒斯围墙坚实厚重的圣·埃尔姆城堡里，父亲是那里的行政长官……”是的，这个较晚也是数百年前的发生，当然我们得承认尤瑟纳尔使用的时间计量单位远大于我们现在使用的。《苦炼》，在小说的最初部分就提到“国王和皇帝之间的种种争端，他一无所知。他只知道维持了几个月的和平，像一件穿得太久了的衣服，快要破了……”国王和皇帝，当然也不是尤瑟纳尔所处的时代。《哈德良回忆录》，是以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语气写下的，是写给“亲爱的马可（即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著名的安东尼皇帝）”的。哈德良皇帝（76-180年），当然是个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

尤瑟纳尔还写过中国故事，她的笔触伸向了遥远的、她所想象的东方，当然，这里的东方也是古典的，不是另一个玛格丽特用肉体亲近的那个。

第四，个人深度：一个玛格丽特的深度是靠生活、经历的复杂和真切来呈现的，而另一个的深度，则是依靠强大的智识来完成的。

对杜拉斯来说，生活自身的力量。它足够强大和恢宏。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是一部伟大的长篇或多部伟大的长篇。

就她作品中的母亲而言，她对抵挡太平洋堤坝的建筑其实可看作是人类境遇的某种强大隐喻，虽然在写作伊始杜拉斯本人也未必意识到生活所能包含的隐喻性，以及这份隐喻的深刻。她的徒劳，她对希望的希望和对希望的绝望，她的不放弃和不能放弃，她在这份不放弃中将家人也一并带入，让他们一起和她承担……我们可以想到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上校晚年的举动：收集金子，铸造小金鱼，毁掉小金鱼，将它们变成金子，收集金子，铸造小金鱼……

在母亲的行为里有某种的愚蠢，而这份愚蠢，也是始终伴随人类的。在母亲的身上，天真和世故也同时存在，这，也是伴随我们人和人类的。

而“我、女儿”，我看到的是，非出自于欲望的屈从，这个屈从里有圣母，有酒徒，有虚荣和耽于欢乐，也有通过“破罐破罐”的方式呼唤关爱的努力，这种让人感慨的心理动机。

即使没有这些，杜拉斯也是优秀的。她或许无意于尤瑟纳尔那样的深度，但，她的写作还是彰显了真挚生活的深邃。“小说远比它的作者更聪明。”

尤瑟纳尔则是另一类的写作。她清楚一切。在别人眼睛里的透明在她那里是不存在的，别人眼睛里的浑浊在她的眼睛里也是不存在的，她在写作中呈现的，往往是常人不及的地方，是别人并曾理解或发现的。让·德·奥姆松在法兰西学院接纳尤瑟纳尔为院士的典礼上演说道：“夫人，我不应该向您隐瞒，您之所以今天置身其间，并不是因为您是妇女，而是因为您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愿我们350年来选出的男人全都具有您这样一位妇女的广博的才华。”

两个玛格丽特，虽然同为女作家，但她们或可代表写作上的两个向度。她们代表了两种优秀。如果能够兼容，更好，如果不能，取一种，也足以成为优秀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