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志华

《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补遗、补遗续各一卷，一百五十余篇，清章学诚著。这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全书汇集了作者研究文史之学的心得，有破也有立，对后人的启发很大。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生于1738年(乾隆三年)，卒于1801年(嘉庆六年)，年六十四。他是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他不埋头于故纸堆，敢于独树一帜，大力提倡文史校雠之学，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虽然得不到世人的重视，仍不为所动，孜孜以求。他一生著作很多，撰述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编写了《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等，《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章学诚的著作生前未刊行，1832年(道光十二年)才由他的次子华绂首次刻印《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共十一卷。1921年刘承干的嘉业堂汇刻其全部著作为《章氏遗书》五十卷，192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的《图书集刊》又载有《章氏遗书逸篇》，他的著作大体上已收罗完备。章学诚的一生并不得志，他直到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四十一岁时才中了进士，但并没有做官，一直靠替人修书作幕客过活。《文史通义》的撰述开始于1771年至1772年(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到他去世时还未全部完成，前后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生精力的结晶。章学诚对史学的贡献很大，主要表现在对当时脱离实际学风的批判和关于史书修撰的看法上。他的这些观点，都已经充分反映在《文史通义》这部著作中了。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他竭力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既反对空谈义理，又反对专务考索。史学是记人记事记载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门学问，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实际。他批评惠栋、戴震等学者治学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偏向，重视史学的教育作用，要求史学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文史通义》开头两卷中的《易教》、《书教》、《诗教》、《经解》、《原道》、《原学》、《浙东学术》等篇，从不同角度来论述史学的意义，很有价值。他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浙东学术》)，力图扭转当时不良学风，这种勇敢的战斗精神是很可贵的。他提出“六经皆史”的看法(《易教》)，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报孙渊如书》)，扩大了史学的范围。自汉代提倡尊孔读经以来，历代统治者一直将“六经”捧得很高。章学诚把“六经”看作是史，这就打破了封建经典的偶象，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他还进一步主张“道器合一”(《原道》)，做到理论、史料结合，更是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史书修撰上，章学诚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把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书教》)，“撰述”是著作，自成一家之言，如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通鉴》，“记注”则是纂辑，是材料的排比，如刘歆贾护的《汉记》、刘恕、刘攽、范祖禹的《长编》。长期以来，我国史籍大都按史体进行分类，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章学诚按其功用来分类，既指出两者缺一不可，各有用处，又同时说明“撰述”的价值远高于“记注”，这是很正确的。章学诚十分强调史学的发展，历史是前进的，史学也要随之而变化，要“传古”、“通今”(《答客问》)，要批判继承过去的东西，不能拜倒在古人的脚下。他认为中国历史著作的体裁，从《尚书》变为《春秋》，《春秋》变为《史记》、《汉书》，都有它们的进步性。他主张“详近略远”(《为毕制军与钱宫詹论续鉴书》)，主张编写通史，他特别称颂司马光和郑樵，肯定他们的贡献，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提出史书的修撰者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的看法。章学诚在刘知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三长”还不够全面，治史者必须要有“史德”，所谓“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史德》)，这就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事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章学诚要求史家培养“史德”，端正心术，能客观地去观察事物，如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真相，不能根据私人的好恶任意加以褒贬，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四长”说对我们今天治史工作者来说，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章学诚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者。他提高了方志在史学中的地位，阐明了方志的性质、内容和体例。方志是由古代图经发展而成的。自宋以后，方志渐多。但是从来目录学家一直把它收入地理书类，认为它的作用只是考查山川形势，风俗民情而已。章学诚对方志学的贡献，首先是确定了方志的性质，“志乃史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是历史而非地理，是以地区为中心的史书。他一再强调“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州县请立志科议》)。所谓“天下之史”，就是国史，综记全国。“一国之史”，就是方志，专载一方。方志与国史有密切关系，可为国史之取裁，这就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地位。章学诚规定了方志的内容应该以记载历史文献为主。对于方志的体例，也有独创的见解。他认为搞方志“必立三家之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方志立三书议》)。章学诚的这些主张，曾经贯彻在他晚年所编的《湖北通志》里，但由于他中途去职，反对他的人，把他所修的通志原稿，全部加以窜改，原书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这是很可惜的。

《文史通义》集中地反映了章学诚在学术上的造诣，总结了他杰出的史学成就。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也存在着不少封建糟粕。如他在《文史通义》的《妇学》、《妇学篇书后》、《诗话》等一些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维护封建道德，宣扬封建伦理的思想。在对待维护封建统治等根本问题的见解上，也表现了一些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

《文史通义》是一部未完成之作。由于它没有一个严密的著述义例，大多为应时借题而作，外篇更是以平时读书随感、序言题跋等形式来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所以内容比较庞杂，组织比较松弛，这也是一个缺点。《文史通义》的版本很多，1832年(道光十二年)他次子华绂首次刻于大梁，共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以后杭州、广州、贵州等地都有内容相同的刻本，其中以道光末广州伍崇曜《粤雅堂丛书》的重刻本影响较大。光绪年间，江标《灵鹣阁丛书》中收有《文史通义补编》一卷，但所补不多。直到1921年嘉业堂刘氏刻印《章氏遗书》五十卷。内《文史通义》增加内篇一卷，补遗八篇。这个《文史通义》刻本，收罗比较齐全，但是和华绂的大梁本差别较大，外篇三卷内容完全不同，它是根据旧抄本并依王宗炎所编的目录编定的。这以后，上海广益书局、全民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有刻本，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收入《四部备要》。解放后，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公纯的新标点本。此本根据《章氏遗书》本排印，增补了192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登载的《章氏遗书逸篇》作为补遗续。这个本子虽然比较完备，但可惜的是大梁本的外篇三卷完全没有收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1961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了《文史通义》，除前言略作修改外，内容完全未动。希望今后能有更好的本子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