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志根

《元史》二百一十卷，明朝宋濂、王祎等撰，是一部按本纪、志、表、列传的体例编纂的纪传体史书。它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元朝的兴亡历史和文物典章制度，是学习和研究元代历史的主要史书。

本纪四十七卷，纪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等十四朝的历史。其中多载诏令奏疏；除顺帝纪外，多取材于实录。世祖纪和顺帝纪共二十四卷，占本纪的一半以上，而蒙古前四汗，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的本纪又过于简略；太宗、定宗合一卷，定宗死后三年之间竟未记一事。前四汗本纪，特别是太祖本纪，记述了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的兴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国家，并东征西讨、向外扩张的情形。但由于前四汗时期蒙古国家制度草创，注重军事而不注重文化历史，未设史官，疏于记载，所以明初修史时限于史料而失于简略。特别是关于几次西征，语焉不详。幸有波斯人拉施德丁撰《史集》和志费尼撰《世界征服者史》可资补正。世祖本纪详述忽必烈率兵南下，逐渐采用汉法，建立元朝，灭金灭宋，统一中国，各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封建制度的建立，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等，是本纪中最详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元朝中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相对地比较安定，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商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城市经济空前活跃，这些，在元朝中期诸帝的本纪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顺帝本纪也较详，有十卷，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元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加剧以及元末农民起义等情形。

《元史》志五十八卷，其中《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等志，取材于元朝虞集主修的《经世大典》，内容比较丰富、充实，详记了元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典章制度，是研究元朝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资料。《天文》、《历》两志，多取材于郭守敬的《授时历》，反映了元朝天文历算的进步，有的已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地理志》反映了元朝辽阔的疆域和地理建置，特别是行省的设立，开我国行省制的先河。《元史》表八卷，记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其中，元初世系比较简略，宰相表或有姓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甚为粗陋。列传九十七卷，取材于历朝实录、《元朝名臣事略》、《元文类》等，材料比较丰富。有些事件的记述可与本纪相参证，例如，《察罕帖木儿》传、《答失八都鲁》传等关于元末红巾军起义的记载，可补顺帝本纪之不足。

该书同其它“正史”相比，具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编修该书的时间特别早。元朝灭亡的当年，即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就组成了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埙等十六人为纂修的修史班子，立即开局编修。其次，该书编修的速度特别快，时间特别短。前后两次开局编修，总共只用了三百三十一天的时间就全部完工。刻印也很快，洪武三年编修完毕，十月就刻版成功，仅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朱元璋等人如此急于编修前朝的历史，无非是想通过修史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都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同时想以元亡为鉴戒，巩固自己的统治。

正因为《元史》仓促编成，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较多的错误和缺漏。例如，元初开国功臣中，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朮、赤老温等四人号称“四杰”，但《元史》中赤老温缺传，列传中虽有博尔忽之名，却无史实，也等于无传。号称“开国四先锋”之一的大将哲别也没有立传。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的名相和礼霍孙等重要宰辅大臣也没有立传。这些都是重大的缺漏。又如，列传中有速不台传，又有雪不台传，有石抹也先传，又有石抹阿辛传，都是同名异译，一人二传。有完者都传，又有完者都拔都传，“拔都”是忽必烈赐给完者都的雅号，意为勇士，而修史者把完者都拔都误作另一人，致使一人二传。重喜已附传于塔不已儿传，又另立传，如此等等，重复立传的例子还有好几个。再如，把扬州附近的瓜洲误作甘肃的瓜州，把南平王秃鲁误作兀鲁，此类地名人名的错讹就更多了。过去旧史家批评《元史》不合史例，失于疏漏和冗繁，是有一定道理的。

尽管《元史》有这些错误和缺点，但它仍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宋濂等修史时对全书各篇都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凡例》)；加上时间仓促，对史料来不及进行较多的修饰，基本上是照抄照搬，只是略有删节而已。因此旧史家批评《元史》多碑志之语、案牍之文；因仍旧文，“并无溶范”，等等。现在看来，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优点，因为它基本上保留了元朝原始史料的本来面貌，比较接近实际。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八月，元朝末代皇帝顺帝北遁沙漠，明徐达军进入大都(今北京)，尽得元朝“金匮之书”，成为编修《元史》的主要史料来源。《元史》本纪除顺帝纪外，基本上是照抄元代各朝实录，而这些实录早已失传。志、表，除顺帝朝部分外，绝大多数取材于元文宗时修的《经世大典》，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它的许多内容唯赖《元史》各志保存下来。列传除取材于实录外，还取材于元代历朝的后妃功臣列传，这些官修传记是根据家传、神道碑、墓志等编撰的，所以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元史》于洪武三年刻印的本子称洪武本，也就是祖本。此后，明嘉靖年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时，依洪武旧版修补重刻《元史》，称为南监本。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时，重刻《元史》，称为北监本。到了清代，又有乾隆时依北监本重刻的武英殿本，道光年间重刻的道光本等。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以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最接近于祖本。1976年4月，中华书局以百衲本为底本，参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出版了新标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元史》错讹和缺漏较多，即使是明初受命编修《元史》的人也感到不满意。例如，曾参与史局编修《元史》的朱右，在编完《元史》后就曾作《元史补遗》一书。此书虽已散佚，但从书名也可看出，《元史》缺漏太多，修史者自觉遗憾，所以要来补遗了。有明一代，尽管许多学者对《元史》不满，但因为是太祖朱元璋下令修的，所以谁也不敢推翻重修，而只是做些正误、续编、补遗的工作。明永乐年间胡粹中编了一部十六卷本的《元史续编》，就是一例。

《元史》多错讹疏漏，人名不划一，与《金史》、《宋史》不符处也甚多，所以，清人汪辉祖撰有《元史本证》五十卷，专论《元史》缺点。另有《辽金元三史同名录》，也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