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五四运动的真精神)

罗家伦

“五四运动”，的确有一种大成功。这种成功却不是拒签德约①，也不是罢曹、陆、章②;何以故呢·因为德约虽然拒签，而山东问题还未见了结;曹、陆、章虽罢免，而继任曹、陆、章者为何如人，国人自能知之。所以斤斤以此为我们的成功，所见未免太小。我们的成功可以分精神、实际两方面说。

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当时我在二十三期的《每周评论》上(五月二十六日出版)做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其中就声明我们运动的价值，并不仅在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其实这两句话，是在我五四早上所做的宣言中造成的);我们运动的实在价值之所托，在乎三种真精神。这三种真精神就是中国民族存亡的关键。现在不敢惮烦，可以把这番意思略略重述一道：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缩头缩颈。不但比俄国的学生比不上，就是比朝鲜的学生都要愧死了。惟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愿未达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原素!第二，这次运动，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从历史上看起来，无论那种民族，苟欲维持不敝，则其中必有一种社会的制裁;而当政治昏乱，法律无灵的时候为尤重。请出世界上的大历史学家出来，都无法否认这句话的。当今中国的政治昏乱，法律无灵极了!一班蠹国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点国民在眼睛里。惟有这次运动发生，不但使他们当时累累③若丧家之狗，并且事后政府也不能不罢免他们。不但使他们知道社会制裁的利害，并且将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也从此打破。第三，这次运动，是民众自决的精神。世上无论那种的民众，都是不能长受压制的。可怜我们中国人，外受侵略主义的压制，内受武力主义的压制，已经奄奄无生气了!这次运动中，大家直接向公使团及国外人类表示，是中国民众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避艰险，直接问罪，是中国民众对内自决的第一声。所以这次运动是“二重保险的民众自决运动”。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三种伟大的精神。精神是原动力，所以是不能不说的。至于实际方面，也有绝大的影响：(一) 思想改革的促进　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明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就是那许多不赞成青年运动的人，为谋应付现状起见，也无形中不能不受影响。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其中内容虽有深浅之不同，要之大家肯出来而且敢出来干，已经是了不得了!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人写写;五四以后则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都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而其影响还有大的，就是影响及于教育制度的本身。在五四以前的学生，大都俯首帖耳，听机械教育的支配;而五四以后，则各学校要求改革的事实，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采取的手段，我不能承认学生方面都是对的，要之此日的学生的确是承认自己是自动的，不是被动的，也是能发的，不是仅能收的。而其主要冲突的原因，就是学生想极力表现自己的个性，而职员偏极力去压制他们;学生起了求知的欲望，而教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平情而论，教职员固是最大多数不对，而学生方面也不免稍稍操切，然而这种现象，不能不承认为教育革命的惟一动机。五四以前那有这种蓬蓬勃勃的气象!(二) 社会组织的增加　这也是五四以来绝大的成绩。请看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④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从前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那个学校的教职员也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尸居余气⑤的教育会，穷极无聊的恳亲会;现在居然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会。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种种机关。从前商界也是一点组织没有的，所有的商人，不过仰官僚机关的商务总会底鼻息;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同业公会是本行本业的商人联合拢来的，马路联合会是由本街本路的商人联络拢来的。而各马路联络会的制度，尤见灵活，尤易实行。譬如上海有商店的马路共五十二条，每条马路的商人联合拢来，就成了五十二个马路联合会，再成立了一个总会。现在不能不推为上海商界最有实力的机关。而且各马路的联合会设了各马路的商业夜校，教育本路的商人学徒;各马路的联合会设了公益机关，管理各路卫生清洁;近来于百废俱举之余，并且向租界的外国资本家力争到一部分市民权了。这岂不是商界惟一的觉悟吗·所以我前次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商人对我说：“我们前次罢市真不值得;罢了七天，损失了两千多万，仅仅罢免了曹、陆、章。”我说：“先生，错了!你们上次罢市的价值，断不在拚⑥了曹、陆、章;若是你以为曹、陆、章果真罢免了，则请再看一看继任他们的人再说。我们的牺牲，代价决不在此。请问没有上次的运动，你们从那里得着许多金钱买不到的觉悟·没有上次的运动，你们从那里能有许多良好的组织·就其最切近的而言，没有上次运动，你们从那里知道市民权·”这位商人低头想了一想，也不能不连声说“是”。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会明白。(三) 民众势力的发展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众的势力，不能不说是一天一天的发展。许多的束缚，从前不敢打破的，现在敢打破了;许多的要求，从前不敢提出的，现在敢提出来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当局的无论如何麻木，等到“众怒难犯”的时候，也不能不表示退让;在人民的方面无论如何牺牲，也总觉得至少有我们自己的位置和权力;在他国看起来，也常常觉得中国的管家婆虽庸懦可欺，而中国的主人翁自未易侮。老实说，这一年以来世界各国对于我们的观念，的确是改变过了!看各国报纸的通信，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我们学生运动的注意。就是日本大多数舆论，也都攻击政府国民外交的失败。所以日本的外交官芳泽谦吉到中国来也要访访学生代表。这次代表英、美、法三国到中国来组织新银行团的拉门德君，也费了许多时间，征求中国各民众团体的意见。老实说，现在的当局一方面要外人借款，一方面又要摧残学生和市民，实在是最笨的事。因为现在各国的舆论，都是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于他们不利的。而摧残中国学生和市民的人，是中国国民最生反感的人。他们借款帮助中国国民最生反感的人，中国国民对于他们也就发生反感了!统观以上精神上和实际上的种种现象，“五四运动”的成绩，也就可以想见。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

原载1920年6月《新潮》第2卷第4号

〔注释〕　①德约：即《凡尔赛和约》。《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战胜国英、法、美、日、意等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1920年1月20日生效。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和约却规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中国政府未签字。　②曹、陆、章：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五四运动期间，这三人被国人斥为卖国贼。学生痛打了章宗祥，还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③累累：憔悴颓丧的样子。　④部落：聚居的部族，这里指同乡人。　⑤尸居余气：人的躯壳虽在，但仅存余气，形容人或团体的暮气沉沉，无所作为。　⑥拚：同“拼”。〔鉴赏〕　原文标题为《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因过长故选录了其中的第一节“成功的方面”。从标题来看，作者主要是探索五四运动成就与失败，并提出了学生运动将来应采取的方针。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1920年以后赴美、英等国留学，后成为教育家，曾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他在青年时期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1918年，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为响应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创办《新潮》月刊。主张以白话文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宣传自由民主的观念，要求挣脱传统的束缚，解放思想。他是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被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他经历了这场学生运动的全过程，亲身感受到发动群众的种种艰难，深知其成就与不足，在运动爆发一年后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写下了这篇文字，对这场伟大的运动做出自己的总结。尽管后来罗家伦作为一个改良主义的信奉者写了一些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但当时他还是一个富有朝气、有志于革新的热血青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看到五四运动的本质，揭示其真精神所在。这明显表现在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即“成功的方面”。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抗议列强拿中国的主权做肮脏的交易，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罪恶行径。正如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的口号所说：“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深入考察这场运动的社会、思想背景和开展的全过程，就可以看到它是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追求启蒙精神的新文化运动。罗家伦在运动爆发不久，就意识到它的不寻常之处。他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就指出，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局限在爱国上，而在于他所说的“三种真精神”，即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众自决的精神。一年后发表的这篇文章，对这三种精神作了更清晰、更充分的说明。“学生牺牲的精神”，就是青年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就是反抗黑暗、腐朽的社会势力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就是群众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对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反映其对这场运动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他强调了以下几方面：第一，这场运动是“新思潮运动”，促进了思想改革，使新思想在青年中成为一种潮流，完全改变了以往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作者以大量的事例生动地描绘五四运动引发的新思想春潮澎湃、生气勃勃的可喜景象。如五四运动前，谈文学革命的只有五、六家报纸期刊，到五四运动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第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作者认为这是“五四以来绝大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不仅写到全国的学生联合会和商会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而且特别提到“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种种机关”。对工人组织起来表现了喜悦之情，这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如此热情地称赞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的联合，可能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因为他在文章中特别推荐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说看了此文就会对民众联合的重要意义“一定更会明白”。第三，民众力量的发展，他们敢于打破束缚，表达自己的要求。在奋起的群众面前，反动势力“不能不表示退让”，而外国列强也有所顾忌。罗家伦对所有这些现象有一个精彩的总结，他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这一总结是非常准确的，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作用，但是却一点也不夸张。通过这些论述，文章更清楚地显示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及其意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胡适在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中更多地突出思想解放的意义，如在其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输入西方的新观念和学理、重新估定过去的一切价值。就此而言，罗家伦这篇文章更深刻地触及了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当然，他还不能看到，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史的最伟大的两个意义：一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二是开辟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罗家伦在1920年秋赴美留学，后又到欧洲学习，到1926年才回国，从此与激进的学生运动相脱离。他终其一生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但是由于他亲历了五四运动，对革命的性质有切身的体验，所以他的总结能够触及这场运动最宝贵的东西，并且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是“我们运动的实在价值之所托”，“是中国民族存亡的关键”，这些卓越的看法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认识，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功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