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难进易退我不如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

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

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

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

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

《鹤叹》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因继位的宋哲宗只有十岁，就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保守派的支持者，她执政后立刻启用反对变法的人物，苏轼也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

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上任宰相后，废除了王安石所有的新政，为此苏轼在朝堂之上和他吵了起来，回家后仍气愤不平地称之为司马牛。苏轼认为王安石新政有可取之处，不可以全废。后来等司马光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迟了。王安石在金陵知道新法全部被废后，悲愤离世。不久，司马光也操劳过度病故。

司马光病逝的那一天，宋哲宗率领百官在南郊祭祀神灵，安放宋神宗的灵位。祭祀结束后，百官们前去吊唁司马光，被主持丧事的程颐阻拦。程颐是理学家，他阻止的理由是：《论语》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也就是你们刚参加过吉礼，嘻嘻哈哈的，不适合再参加丧礼，这不符合礼仪。

苏轼看不惯程颐的古板僵硬作风，就挖苦道：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鏖糟陂指的是汴京郊外一处污泥烂草、肮脏不堪的沼泽地。这句话意思是说，程颐是从京郊污泥脏水里爬出来的冒牌叔孙通，讥讽他是拘泥小节、不识大体、没见过世面的假学者。

司马光丧礼的哀悼现场本该是庄严肃穆的，但是苏轼却勾勒了这么个滑稽、漫画式的程颐形象，大伙听了禁不住哄堂大笑。程颐恼羞成怒，从此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结下深仇大恨，也为后来的政坛引出无穷后患。

司马光病逝后，朝政仍被守旧大臣把持，他们对苏轼反对司马光尽除新法很不满，就弹劾他谤讪先朝，又有人利用苏轼和程颐的矛盾，说苏轼不可信任。一时间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一齐朝苏轼扑来，形势比当年的乌台诗案还要猛烈。

苏轼厌倦了这种尔虞我诈的朝堂生活，尽管高太后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他还是再三上书，请求外放。后来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续妻王闰之去世，继而高太后薨逝，苏轼深感国之将变，宋哲宗又派他出守边远重镇定州。苏轼是宋哲宗的老师，但宋哲宗对这位老师是一贬再贬。

在定州期间，苏轼写了这首《鹤叹》。他借鹤感叹自己命运的多舛、身世的飘零。鹤品行高洁，清高孤傲，却不为人所理解，自己的处境不就像鹤一样吗？然而鹤能进退有余，可自己在朝堂之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

定州是古代中山国所在，由于燕云十六州陷于契丹之手，所以它是北宋王朝的北方边防重地。苏轼到了定州，看到的是一片腐败黑暗的情况：军政不严，边备松弛，营房毁坏。军队中贪污盗窃案件层出不穷，禁军日有逃亡沦为盗贼。军民赌博，不法将校放债取息。下层兵士生活极苦，十有六七赤身露体，饥寒交迫。对此苏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饬军纪。他修建了营房，严惩贪赃枉法的首犯。

此外，他还曾修弓箭社。沿边禁军虽然被整饬过，但是并不能大用。将骄卒惰由来已久，如果对他们加以严训，恐会引起契丹惊疑，招来战争。多少年来，宋朝沿边的禁军只是做做样子，根本不能上战场打仗，所以国门相当于没有把守。

面对定州边防的现实情况，宋王朝拿什么去抵御北方敌国的入侵？朝堂之上，只晓得签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只晓得用纳贡称臣以取得短暂的安宁。好在大宋的臣民是有血性的！老百姓自发组织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每户出一人，推选出武艺高强的人为首领。他们自立赏罚，严于官府。他们平时劳作，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他们一面耕田劳作，一面防备边防，而且还分番巡逻。遇到紧急事务，鸣锣敲鼓集合，顷刻可组织千余人。面对这样的一支纪律严明，又有战斗精神的民间组织，契丹人对他们很是惧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宋朝的边防主要是靠边地的民众自发守卫的​​​​​​​​​​​​​​​​​​​​​​​​​​​。

一个帝国，国防已经松懈到要老百姓自己守卫，这样的王朝不亡国才怪！这让人想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广州北郊三元里的民众却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入侵。

历史是何等的相似！

可惜的是在熙宁年间，由于推行保甲制度，弓箭社曾一度被废除。苏轼认识到，民间弓箭社才是边防真正的保证。为了确保边关不再被契丹入侵，他重修弓箭社，增设了条约，这支民间队伍最后达到了三万多人。在抵御契丹入侵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宋朝重文轻武，以文官制约武官，但能带兵打仗的文官却不多。苏轼在定州时的举措，足以证明他的领军能力也是值得赞许的。事实上，苏轼在定州也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爱戴，只是他在定州任上只有半年多，还没有来得及大展拳脚，就被宋哲宗以谤讪先朝的罪名贬任英州。

苏轼每到一处都能为民做实事，可惜宋哲宗并没有看到他的一片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反而视他为异己，也难怪苏轼会在《鹤叹》中说：难进易退我不如！是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他无法像鹤那样进退自如，他的心中还有追求，他无法不挂念他的百姓。他只能服从朝廷的安排，从这个人生渡口匆匆奔赴下一个人生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