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方法与欣赏角度

文学批评方法种类繁多，本书从欣赏实践出发，选择了几种学生能够理解并且有实际运用价值的批评方法加以讲解。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角度

一、理论知识

社会历史角度是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基本角度和核心概念。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是西方19世纪最主要的批评方法之一，是我国文学批评界长期使用因而也最为读者熟悉的批评角度。

（一）历史沿革

社会历史批评是产生较早、影响较大的一种批评方法，几乎伴随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进程。据学者考证，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源于 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维柯从古希腊的社会历史、生活、风俗等方面来考察荷马史诗和它的作者，认为荷马史诗是集体的创作。最早自觉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研究文学的是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斯达尔夫人注重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丹纳提出文学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的着名观点。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将社会历史方法广泛运用于批评实践，创造了文学批评史上的辉煌业绩。20世纪以来，社会历史批评得到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有前苏联时期的卢那察尔斯基、匈牙利的卢卡奇、法国的戈德曼。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近代传入我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十分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鼓吹“小说救国”，甚至把文学的作用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的程度。“五四”以后，鲁迅、茅盾、瞿秋白等人将社会历史方法运用到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推动和指导了中国现代文学活动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历史方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有成绩也有教训，一度被“极左”思潮庸俗化。

（二）基本理论

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理论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文学源于社会生活，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注重文学作品的内容，特别是社会历史内容。

（2）强调文学批评应该把作品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

（3）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4）注重对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评判标准主要是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

二、欣赏示例

（一）恩格斯从巴尔扎克作品中看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是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 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视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马克思等，1972）462-463

（二）列宁从《安娜·卡列尼娜》中看到了俄国历史的变动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时代，在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里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这个时代。诚然，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以前开始，在这个时期结束以后结束的，但是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正是在这个时期完全形成的。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质，产生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

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托尔斯泰借康·列文的嘴，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世纪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

“……关于收成、雇用工人等等的谈话，列文知道，通常都认为是一种很庸俗的事情……现在对于列文，却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了。‘在农奴制下，或者在英国，这也许是不重要的。在这两种场合，条件本身已经是确定了的；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时候，这些条件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就是俄国唯一重要的问题了。’”列文这样想道。

“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对于 1861——1905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是每个俄国人都非常了解的，至少也是很熟悉的。这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却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刚刚开始安排”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象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的确是一个吓人的怪物，对于这个“英国”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点，这种制度同资本的统治、金钱的作用、交易的出现和发展等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托尔斯泰是根本不想弄明白的。他象民粹派一样，闭着眼睛，不愿意正视和考虑在俄国“开始安排”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制度。

（列尼，1959）32-33

（三）雷达从《国家干部》中看到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提示：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2004）主人公夏中民是一位一心为民、立党为公、深受广大老百姓拥护的好干部，但却和当地的既得利益者发生了极大冲突，因而受尽打击和迫害。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前社会生活面貌，深入触及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中的诸多重大问题，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评论家雷达从社会政治角度对作品作出了如下评论。

《国家干部》的冲击与震撼

——评《国家干部》

读罢张平的《国家干部》，浮上心头的评价是这样的一串词语：广阔，博大，尖锐，复杂。其触动的矛盾之深，揭示的问题之广，给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之强，确乎罕见。它虽只写了一个县级市，却几乎触及了当今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别看它只是围绕提拔一个好干部重重受阻的故事展开，那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足以让我们看到深隐在社会生活深处的某些矛盾有多么尖锐；别看它只是勾勒了嶝江市里的形形色色“国家干部”的面孔，但每个人都有其代表性、类型性，他们共同上演了今天的“人间喜剧”。《国家干部》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反贪小说”，也不是那尔虞我诈的“官场小说”，它思考的问题甚为巨大。它直面因改革深化而日益尖锐的干群矛盾；它质疑干部选拔机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它从根本上研诘干部身份、干部体制、干部文化，追问作为“国家干部”应负的义务和责任，到底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它真实而又骇人听闻地写出了在宗法文化背景下地方势力的可怕能量，写出了既得利益群体和关系网络一旦形成，就会怎样顽固地、不择手段地抗拒政治民主化进程，甚至使局部地区的政权性质发生变异。如果说，在《抉择》中，张平率先提出了集体腐败的惊人现象，那么在《国家干部》中，他又提出了国家干部中的某些既得利益群体，怎样激化干群矛盾，严重阻遏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如此丰富的、尖锐的政治文化主题，在当代中国文学的长廊里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曾经触及。

张平称自己的这部作品是“一部现实小说，一部政治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一部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小说”。他给自己的这一定位是饶有意味的。在作家们普遍以远离政治而自诩的情况下，张平却自称他的小说是“政治小说”，这需要勇气也需要胆识。要说当代中国文学有何阙失，依我看，正是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创作薄弱，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文学走向博大和深邃。事情正如张平在后记中所说，我们的文学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并不真正熟悉，对当今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政治形势并不真正了解，老百姓想什么，老百姓中间正在发生什么，也并不真正清楚，甚至对当今的政治架构和政治模式也知之甚少。由于不了解政治，不了解社会，自然也就无法描写政治和社会，恶性循环的结果，只能距离政治越来越远，距离现实越来越远。应该说，他的这一描述是符合事实的。对文学而言，没必要所有的人都去写政治，研究政治，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在整体上远离政治，完全放弃从政治的大视角去解析社会人生，那将是可悲的偏废，那样的文学是断难成大气候的。

《国家干部》对我的触动，首先来自于小说所揭示的深隐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某种危机，它是那样的触目惊心。说穿了，这种危机也就是干群关系中深层次错位。在作者看来，国家干部倘若脚不沾地，脱离群众，那就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群体，这群体有自己的思维、秩序、利益和运转方式，人民的声音被日渐隔绝，人民的权力会变成一纸空文。于是，人民最拥戴的人，很可能是这个既得利益群体最不喜欢的人。小说中的夏中民，有魄力、有才干、能吃苦，长期泡在基层，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是罕见的政治人才，焦裕禄式的优秀干部，但他是外派的，他的廉洁奉公和原则性让很多“干部”反感，于是他的提拔不断受阻，终至于竟在最合法的党代会选举中落选了，连普通委员也没选上，对方企图就此断送他的政治前途，把他赶出嶝江。可见斗争何等激烈。这种既得利益群体，往往又是以地方宗派势力的形式存在着。前市委书记刘石贝，退而不休，遥控着嶝江的政治经济命脉。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爱琢磨人，会琢磨人。以他为中心，织成了一张大网，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他阻止夏中民进入权力核心，并非出于某种恩怨或某个具体利益，而是为了“保着整个嶝江的干部队伍，保住嶝江的形势”，也就是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允许不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掌权。小说中，流氓无赖齐旭昶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后得意忘形，借着酒劲教训兢兢业业“没明没黑地死受”的老秘书马韦谨说，不是我占了你的位置，是他们非要让我占你的位置，不仅是我需要他们，他们更需要我。像你这样的人，真的没什么用，你已经是这个社会的最后一拨了，再也不会有你们这样的人了。真是妙语惊人，无耻而透彻。他口口声声的“他们”，其实指的就是这个群体。

《国家干部》的新意还表现在，它跳出了反贪小说的格局，有力地写出了现在的群众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他们正在觉醒。这是一种政治文明意识的觉醒，这种普遍的觉醒正在同一种僵化的东西进行抗争，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矛盾。人民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党多年努力的成果。夏中民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被“选”下去了，群众怒吼了，全城罢工了，十多万人包围了党代会。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在作者笔下显得慷慨悲壮。尽管又有人扣上“非组织违法行为”的大帽子，但作者的倾力歌颂是毫不含糊的。小说最后以省委会的从善如流，伸张民意，以正压邪而结束。

（雷达，2004）

思考练习题

1．什么是社会历史批评？

2．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的特点是什么？

3．试从社会历史视角解读自己正在看或刚看过的文学作品。

第二节　道德角度

一、理论知识

道德是道德（也称伦理道德）批评方法的基本角度和核心概念。道德批评是以一定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规范为标准，坚持用伦理道德观点观察文学现象，采用道德尺度来评价作品的批评方法、批评模式。

（一）历史沿革

道德批评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评价《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就是说其中的思想感情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纯正无瑕。对于音乐，孔子称赞《韶》乐尽善尽美，而认为“郑声淫”，因而他极力推崇韶乐而竭力排斥郑声（“逐郑声”）。这就是最早的道德批评。《毛诗序》对诗歌提出的要求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重要标准提出来，而且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文以载道”一直是主流观念，这里的“道”的内容丰富，但毫无疑问包括伦理道德。

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最早看到了文学对道德的影响，明确提出文学要“模仿德行”，他提出德行的四个基本方面是：智慧、公正、节制和勇敢。这四种道德至今仍为西方人所奉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十分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效果。他在着名的《诗学》中提出，悲剧作为一种文艺活动，其创作和演出要有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使观众的情感得到“陶冶”，使人获得生活的教训，获得美感和道德净化。古罗马诗人兼批评家贺拉斯提出了着名的“寓教于乐”的口号。他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可以说，道德教化效果是《诗艺》所有论述的核心，是贺拉斯艺术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他的基本宗旨。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此类论述源远流长，影响深远。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甚至说“文学批评时常是一部伦理学概论”。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影响。

（二）基本理论

1．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

中国古代从先秦起，一直以道德教化作用为评价文学作品高低优劣的尺度，把道德教化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亦然。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里用四分之一篇幅讨论文学，对于当时的文学作品几乎逐章逐句加以审查。结果发现，史诗、悲剧、喜剧都不合他的标准。他认为这些作品亵渎神明、贬低英雄。神和英雄被写成浑身都是毛病，人所具有的邪恶品质在他们身上表现无遗。他们本应成为人类模仿和崇拜的对象，现在却成了坏榜样，只能引人学坏。柏拉图还认为当时的文学作品不是用理智去教育人，而是迎合人的情欲，放纵人的一切欲念，使人失却理性的控制，这样不利于培养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正义的品格。基于以上原因，他主张把他认为效果不良的诗和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而欢迎“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的作品进来。用现在的眼光看，柏拉图文学观的偏激和偏见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他那奴隶主贵族立场以及由此衍生的评价作品的标准。抽掉这些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从文学社会作用角度审视，他看到文学对国家对社会的巨大作用，并大力倡导文学的积极作用，力图消除文学的消极作用，这一思想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2．注重文学作品道德意蕴的阐释和评价

受教化论文学观的影响，作家创作注重道德倾向，批评家的批评自然也注重作品中的道德内容。中外皆然。

3．注重考察作家道德与文学作品的关系

孔子说“有道者必有言”（《论语》）；王充说“德高而文炽”（《论衡》）；写作学中的口头语是“做文必先做人”、“文如其人”。这些论述给人的感觉是有德者必能文，德高者文章一定也会好。事实并非全然如此，“文”和“人”肯定有内在联系，但没有必然联系。但这些理论如此流行，说明了注重道德与创作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4．道德批评容易产生的偏颇是道德标准的守旧与偏执

例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其思想与艺术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封建时代却被思想观念陈腐僵化的道学家们齐声斥之为“淫”。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处处描摹痴男女性情，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

再如，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是有定评的伟大的戏剧家和音乐家，在世界文学史、音乐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列夫·托尔斯泰却不喜欢他们，对他们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为什么呢？这是由托尔斯泰的道德观念决定的，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品必须具有正确的道德态度，而所谓正确的道德态度即现代宗教意识，即“全人类的兄弟般的友爱团结”，说到底是关于博爱的道德说教。托氏以此衡量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他认为他们缺少的正是这个，所以他彻底否定了他们。根据这种观念，托氏还否定了但丁、歌德、拉斐尔等大艺术家，而且还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自己。他把自己毕生的创作成果都归入失败的艺术一类，只剩下两篇小故事除外：《天网恢恢》和《高加索的俘虏》。托尔斯泰评人评己都很严格，但他的道德观念却是偏颇的，因而坚持标准越是严格越显出他的眼光狭隘。

二、欣赏示例

王蒙谈文学的道德力量

文学最动人的力量，文学最震动人类灵魂的力量，文学最能说服人的力量，我觉得是它的道德力量，是它的道德激情。当然，文学也是非常美丽的，这种美好的东西会让我们欣赏，让我们陶醉。文学也能给我们很多的知识，那些知识让我们赞美，让我们丰富。但是更震动人的，是它的道德上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呢，首先表现在忏悔救赎上。

这个在国外的一些作品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说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公爵。这个公爵呢，曾经在他姑妈家与他姑妈的侍女很轻率地发生了关系，使这个女孩怀了孕。最后这个女孩丢了工作，当了妓女，而且还牵扯到一件冤案之中。聂赫留朵夫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非常地痛苦，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很彻底的忏悔。从此他要办一件事，就是帮助这个女孩子，甚至陪着这个受冤枉的女孩子去流放。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来救赎自己的灵魂。当然，这个观念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基督教文化认为，人类本身都是有罪恶的。《圣经》里边还讲，你们没有权力攻击别人的罪恶，因为你也有罪恶；你没有权力用石头去砸那些淫乱的人，因为你自己也有可以让别人用石头砸的罪恶。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们可以另外去讨论，但是西方确实有这么一种信念。至于聂赫留朵夫这样的，放弃了自己一切，遭遇了各种苦难，就是为了忏悔自己对别人做下的错事，这一点是非常感人的。

再比如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这个冉阿让本身有过偷窃的行为，因为他姐姐的孩子太苦了，他为姐姐的孩子偷面包，被判了刑。在监狱里，他惦记着他们的家，又越狱回到家去，因为越狱而被加刑。他出狱以后，住在一个神父家里面。他偷了人家的银器，是白银的器皿，被警察抓住了。他没想到结果那个神父出来作证说，他没有偷我的东西，这是我送给他的一些小纪念品，这完全由我负责，你们不能带他走。于是，冉阿让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他忏悔自己的罪恶，从此，他变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隐姓埋名，到了一个城市，在那个城市他为大家办事，最后被选为市长。这个时候呢，一个密探捉到了一个失业的工人，那个失业的工人长得和冉阿让特别像，所以密探就把那个失业的工人当作逃犯冉阿让，要把他抓走。在这个关键时刻，冉阿让挺身而出，说我才是冉阿让，于是他重新进了监狱。当然，这是非常夸张、非常强烈的一种描写。这种对忏悔的描写，对救赎灵魂的描写，有时候让人看得非常感动。

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应该说也有。比如说“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说是周处的家乡有三害，一个是猛虎，一个是蛟龙，他把这两害都除了，可老百姓说我们还有一害，就是你，周处。因为周处力气很大，不学习，爱打架，动不动就伤人、害人。他听了以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纠正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变成了一个好人。中国还有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有一个孩子名字叫天宝，在寒冷之中读书冻僵了，被王员外所救。王员外见他是个读书人，被冻僵在寒风大雪里，就救了他。结果他在王员外家里有不良的表现，被王员外赶出门外。最后天宝改邪归正，有了成就，把他欠王员外的钱还给了王员外，而且自己考中了举人。

但是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周处也好，天宝也好，中国这一类的故事里，主人公改邪归正以后，或者做了官，或者有了钱，是从个人的前途出发。而欧洲的故事中描写的那两个，一个聂赫留朵夫，一个冉阿让，他们的表现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良心平安。只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你的良心才能不受谴责，你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方面的描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复活》里对那个姑娘玛丝洛娃的描写常常让我联想到一个中国的故事，我联想到什么呢？你们猜？《玉堂春》，苏三的故事。因为苏三是一个妓女，《复活》里玛丝洛娃也是一个妓女，她们俩——甚至还可以加上窦娥——都是被错怪的，冤枉她们毒死了别人。苏三有这个命运，窦娥有这个命运，《复活》里的玛丝洛娃也有这个命运。但是我们对比一下，《玉堂春》对故事的处理是喜剧化了，尤其是王金龙，和聂赫留朵夫一样——聂赫留朵夫是作为陪审员出现在法庭上，王金龙是作为主审官出现在法庭上。但是很遗憾，《玉堂春》的故事被喜剧化了，而聂赫留朵夫的故事是极大的悲剧。《窦娥冤》也是极大的悲剧，但是《窦娥冤》的故事并没有集中在一个忏悔与救赎的灵魂上，而是主要表现那个时代的权力的不合理、审案者的昏聩。它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的控诉，这些是不一样的。

和忏悔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观念，就是宽恕。因为你只有允许一个人忏悔，允许一个人救赎他的灵魂，他的一切忏悔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才能够表现出来。于是就要有宽恕。同样是雨果，他60岁以后写的一部很有名的长篇小说，叫做《九三年》。1793年，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叛军首领抢了三个儿童做人质，让革命军把他们放掉。革命军方面坚决不能放他。叛军首领逃跑了，跑的时候呢，他们这边正在着火，火快把那三个小孩子烧死了。他听到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撕肝裂胆的哭声，心里太痛苦了，赶紧跑回来把这三个孩子放了，不然这三个小孩子就要被火活活烧死了。但是他跑回来的结果，就是被这边的革命军的司令给抓住了。革命军的司令非常受感动，说你是为了三个孩子才跑回来的，算了，我也把你放了。可是这样一来，他就违反了纪律。按照规定，这个释放敌军首领的司令要被处决。可是所有的人都来为他说情，说他是因为对方救助了三个儿童才把他放走的。这本书啊，写得是跌宕起伏。雨果写怎样把这个司令释放，然后他又说，这些都是幻想，不可能把他释放，只能把他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种断头机，还不是绞刑，那个断头机就像铡刀似的，从上面咔嚓下来，就身首异处。那个负责处决他的官员也是他的恩师，在下令处决他的同时，这个人也自杀了。写得非常之令人震动。尽管里边的描写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说，未必是正确的，但是这里透露出来的道德的力量，有它的震撼人心之处。

说到这种忏悔和救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提到巴金老人在他的晚年所写的《随想录》。巴金老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了许多侮辱和迫害，但是他写的《随想录》呢，并不仅仅是控诉，他也讲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如何胆怯，如何盲目，如何有私心。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那一份道德责任，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中国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场运动来了，大家都跟着起哄，都跟着闹；等闹完之后大伙都跟着骂，说这错了那错了，都是别人错了，谁也不说自己有什么错。历史有曲折，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历史也都有那么一点点责任。巴金正视了这份责任。

至于劝善惩恶，这在中国有很古老的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啊，就希望文学作品要有劝善惩恶的作用。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文以载道”；还有一个说法，文学作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就是如果你的作品不能帮助人们起善心，不能改善风气，不能够起教化的作用，那你写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中国有大量作品，尤其是那些相对通俗的作品，都承认一条，就是好人好报，恶人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个也跑不了。坏人做了坏事，总是有报应的。中国大量的故事都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式，就是清官最后要战胜贪官，忠臣最后要战胜奸臣，诚信的人最后要战胜骗子。有无数个这样的故事。包括很多断案的故事，都是告诉你被委屈、被诬蔑、被冤枉毕竟是暂时的，早晚会沉冤得雪。而坏人会受到社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方面的故事也很多。

谈到这个惩恶劝善，刚才我介绍了基督教的某些观点在欧洲文学作品里的一些表现，我也介绍了一些中国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个观念，值得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就是佛教的一种观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说是释迦牟尼在舍卫城发现了一个力大无穷的汉子，叫央哥马罗。这个央哥马罗啊，他信奉一种邪教。这种邪教宣扬说，你要杀够一千个人，死后就能升到天上。于是央哥马罗见人就杀，而且把杀过的人的小手指头——听着很可怕啊，对不起啊，但是这是佛教里面的故事，不是我编的——做成一个圆环，扣在头上。但是手指头得凑够一千个。杀到九百九十九人时，他母亲来叫他吃饭。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琢磨怎么样去杀他的母亲。啊，这可真是恐怖。这时，释迦牟尼来了。释迦牟尼看他的神情不对，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呢？他回答了。释迦牟尼就跟他解释，不能这么干，哪有靠杀人成正果的呢！靠杀人变成一个好人，或者变成一个神仙，这怎么可能呢！说你只有放下屠刀，从此好好地学习佛法，才能达到修炼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叫做极而言之，就是说得比较极端，实际上这里边也包含着悖论。一个人别说是杀九百九十九个了，就是杀一个，起码也该判刑了吧，甚至该判死刑了吧。怎么可能在你杀完九百九十九个以后还成了佛呢？那些被杀的人肯定是不服气的，被害人的家属肯定也是不服气的。但是我们要从惩恶劝善这个层面上来解读这个故事。

这些道德化的小说里头，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道德首先是用来要求自己的，而不是只用来抨击别人、抨击社会的武器。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先从自己做起，这是很多文学作品给我们的启示。

（王蒙，2009）36-41

思考练习题

1．什么是道德批评？

2．道德批评的特点是什么？

3．从伦理道德角度解读当下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或电影、电视剧。

第三节　人生角度

一、理论知识

与社会历史、伦理道德等角度一样，人生也应该是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独立角度。从人生角度解读文学，借助文学透视人生，即以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为资源，挖掘其中人生意蕴，汲取人生智慧，提高人生境界，是人生视角的基本宗旨。

（一）人生视角和社会历史视角有什么不同

把“人生”作为解读文学的一个独立视角，似乎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常识性问题。因为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是合二为一混为一体的，人生问题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即人生问题，于是，“社会”遮蔽了“人生”，“人生”淹没于“社会”的汪洋大海中。

其实上述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既相互交叉又相互区别。就其交叉来说，任何人都在特定的社会中生存，其人生也在社会生活中展开和完成，离开了社会，人失去生存环境，也就无所谓人生；而社会是由众多人组成，社会（生活）也就是众多人的活动，离开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人生，也就无所谓社会（生活）。

就其区别来说，“社会”具有特定的时空性，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地域）内人的生存活动构成特定社会的生活内容，时空变迁，社会生活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仔细想想，一百年来我们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经历了多少转折，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化如苍狗”。

而“人生”问题则不受特定时空的限制，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如生老病死、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人生困境、人生命运等；再如恋爱婚姻家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矛盾，追求个人幸福与遵守社会规范的道德困境，知足与不知足的两难选择；再如，人的欲望无限而实现欲望的能力却有限，欲望和能力之间是一个永恒的距离；人与人之间渴望沟通却永远不能彻底沟通，沟通永远是相对的而隔膜则是绝对的，所以才有“理解万岁”的呼唤；人都不想死却又不得不死，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诸如此类，都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它超越时代、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职业、超越贫富贵贱、超越男女老幼，换句话说，只要是人都不得不共同面对的问题即人生问题。人生问题具有永恒性、超越性、普遍性，人生问题与生俱来与生俱去，只要人存在，人生问题就与之共在。“人生”与“社会”的关系，打个比方说，人类的生存是一张网，这张网的经线是“人生”，纬线是“社会”；经线永远贯穿始终，而纬线却不断变换色彩，这就有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个人各不相同的生命内容。

艺术作品中的人生意蕴内涵是丰富多样的，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人生趣味，人生况味，人生经验，人生智慧，人生哲理，终极之美。

（二）基本理论

1．“文学是人学”是 人生视角解读文学的基本理论根据

关于“文学是人学”的着名命题，学术界至今尚未找到准确的出处，观点多多，这里不一一列述。本书认为，谁最先提出这一命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命题所蕴涵的基本观点已经被广大读者和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它对于读者和研究者解读、分析、阐释文学作品有重要意义，对于纠正传统文艺理论过于突出、强调、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价值具有纠偏作用。这一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至今都没有过时，而且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有限，实践能力有限，因而仅仅依靠自己的人生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需要放宽自己的视野，借助文学作品体验古今中外各种各样人的生活，从中汲取人生经验和人生智慧，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

2．文学作品是作家人生经验的对象化

从人生视角解读文学，目的是要借助文学透视人生。那么，文学有这种价值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文学的性质。关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理论家有无数精彩议论，这里没必要向非专业的读者旁征博引各家观点，而只是综合各家思想介绍一个文学方面的共识。这就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作为一种为人而存在的创造物，它与其他精神产品（如社会科学理论等）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人类对自身生命体验的产物，是人类对自身生活体验的直接对象化，是以感性形式呈现于人面前的人生感悟和体验。正如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她的《艺术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一切艺术样式，从深层看，无不是人生体验的形式化、符号化，艺术作品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形式”，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模式与人的生命形式相对应。如绘画、雕塑、建筑是以“虚幻的空间”的模式，音乐是以“虚幻的时间”的模式，舞蹈是以“虚幻的力”的模式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对应、相契合；而以语言为材料的文学和戏剧，是艺术家按照对生活的体验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经验和历史，因此是以命运的模式来与人生经验、人生过程相对应。总之，在苏珊·朗格心目中，艺术无处不是人的标志，无处不是为表达人生体验而发展了的可塑形式。

既然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人生经验的对象化，是作家、艺术家人生体验的符号形式，那么，读者也就应该从人生视角解读作品，读者对作品的欣赏与接受，其实质也就是借助艺术作品对人生的透视，对人生的体验。

3．注重挖掘文学作品中的人生意蕴

人生意蕴在作品中的存在有两种形态。一是作品本身就是讨论人生哲理的，对这种作品的解读，毫无疑问应当从人生角度，如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宿命》等。第二种形态是包孕在社会历史和其他各类内容中，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人生视角出发，把人生意蕴从社会历史等内容中提炼出来。

例如，托尔斯泰的名着《安娜·卡列尼娜》，目前国内外国文学史教材和论着一般都是从社会历史视角加以解读，称安娜是一个坚定地追求新生活、具有个性解放特点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安娜无法在这个虚伪冷酷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只能以死来表示抗争，用生命向那个罪恶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控诉。安娜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由那个罪恶的社会造成的。安娜行动的社会意义，一方面是反对旧的封建礼教，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向贵族社会的虚伪道德挑战。用社会历史视角分析作品，这些论断应该说是准确的，笔者对此不存疑议。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即从人生视角解读，就可以读出完全不同的意蕴来。例如，作品中19世纪俄国统治者沙皇已经死了，农奴制也烟消云散了，也就是说书中的社会政治内容已经时过境迁，只具有历史意义而不具有现实意义了。然而其中反映的人生问题，如追求个人幸福与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两难困境；跟着感觉走（安娜）和跟着理念走（卡列宁）两种生活态度的冲突；爱是非理性的但又绝对离不开理性；相爱的情侣或夫妻之间仅仅有爱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解和宽容；爱需要执着但不可偏执，偏执就走向专制，让双方失去自由；如此等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人生问题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贯穿古今中外，超越时代和社会，超越阶级和民族，因此也就决定了艺术作品中的人生意蕴与古今中外所有人相通。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古代的、外国的描绘的生活内容距我们非常遥远，让我们感到陌生的艺术作品，为什么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仍然为接受者所喜爱。因为，其中的人生意蕴是人类生活的“公因式”，是艺术品中的“原子核”，永远具有强大的精神能量，是永远能够唤起接受者的“兴发感动”（叶嘉莹语）、让接受者感到温暖贴己的精神元素。总之，人生意蕴是艺术品永恒魅力之源，是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接受者沟通的最佳桥梁。

二、欣赏示例

（一）人生视角解读《包法利夫人》等作品

激情啊，让人沉醉让人疯

——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说起

在人类情感生活尤其是在男女之间的情感生活中，不管主体是否意识得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隐秘的倾向：渴望激情。表现这种倾向的文艺作品多至不可胜数，这里，我们举例性地提出几个作品加以分析。

比较早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恐怕要属于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即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爱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独生女，她自幼在修道院附设的寄宿女校读书，受着贵族式教育。爱玛渴慕虚荣，喜好刺激，她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青草仅仅爱青草遍生于废墟之间，凡不直接有助于她的感情发泄的，她就看成无用之物，弃之不顾。浪漫主义小说和多情善感的性格使她对婚姻充满了诗意的幻想，然而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却与她的想象相距甚远。她幻想中的丈夫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能够启发女人领会热情的力量和生命的奥妙，然而她的丈夫查理·包法利先生却是一个极为平庸的乡下医生。“查理的谈吐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他不会游泳，不会比剑，不会放手枪，甚至没有动过看一场戏的念头。丈夫的平庸让爱玛非常失望，婚后的生活凝滞、呆板，百无聊赖，沉闷空虚。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期待意外发生，期待偶然事件的出现改变生活，期待她认为人生应当经历的疯狂爱情。“可是上帝有意同她为难！她就什么事也碰不到”。

后来，爱玛渴望的“疯狂爱情”终于出现了。她丈夫看她整日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为了解除她的烦闷，从偏僻的小城镇迁到较繁华的永镇居住。在这里，深谙风月的土地主罗道耳弗看到爱玛年轻漂亮，便向她调情，她经不住诱惑，很快投入他的怀抱。她心花怒放，好像刹那之间又返老还童一样。她想不到的那种神仙欢愉，那种风月乐趣，终于到手。久经压制的感情一涌而出，欢跃沸腾，她兴奋地卷入激情的漩涡，任其漂流。

热恋中的爱玛多次要求罗道耳弗带她私奔，但罗不过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后来终于无情地抛弃了她。她大病一场，病好后依然不甘心平凡的日子，又陷入一场婚外恋情，并为此大肆举债，终至无力归还。高利贷商人一再催逼，爱玛遍借无果，万般无奈之下服毒自杀，为自己的“激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再一个“渴望激情”的典型人物，我想说一说20世纪90年代美国小说《廊桥遗梦》中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卡。

弗氏出生于意大利，后来到美国学比较文学，毕业后到温特塞特地区当了英文教师并嫁给了当地一位退伍军人。丈夫是一位农场主，他不喜欢她出去工作，因此她辞去了工作成为专职农家妇女。她有两个孩子，丈夫对她也很好，应该说她的生活很幸福，但她内心深处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淡淡的遗憾。封闭的乡村生活让人感到沉闷和压抑。这里的生活方式枯燥乏味，没有浪漫情调，没有性爱，于是男女双方在巧妙的互相应对中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人们不谈艺术不谈梦，也不批评使音乐沉默把梦关进盒子里的现实。这里的话题只是天气，农产品价格，谁家生娃娃，谁家办丧事等非常实际的内容。用弗朗西斯卡的话说即“这不是我少女时代梦想的地方”。她与环境格格不入。在家里，她喜欢独处深思，或在厨房里读小说，或坐在前廊秋千上眺望远方。与丈夫之间缺少精神上的沟通和理解。丈夫的观念保守陈旧，反对一切变革。他对浴室内的妇女用品感到不舒服，用他的话说即“太风骚”；他认为女人戴耳环太轻佻，认为性爱不体面而且很危险。因此在很长时期的夫妻生活中采取不动感情的最简单的方式，而且草草结束。这里没有自然亲密的性爱愉悦，有的只是最原始意义上的性的本能和种的延续的观念。

——这一切让弗氏感到不满足。她感到“在她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骚动，这个人想要沐浴、洒香水……然后让人抱起来带走，让一种强大的力量层层剥光，这力量她能感觉到，但从未说出过，哪怕是朦朦胧胧在脑子里也没有说过”。总之一句话，她厌烦生活的沉闷和乏味，她“渴望激情”。她用叶芝的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到榛树林中去，因为我头脑里有一团火……”

后来，具有浪漫气质，自称是“远游客”和世界上最后一个“牛仔”的摄影家罗伯特·金凯出现于弗朗西斯卡的生活中，一下子点燃了她心中多年封闭着的那团火，于是激情喷发，他们疯狂地爱上了。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天，但弗氏说“在四天之内，他给了我一生，给了我整个宇宙，把我分散的部件合成了一个整体”；罗伯特也庆幸他们的结合，感到“在一个充满混沌不清的宇宙中，这样明确的事只出现一次，不论你活几生几世，以后永不会再现”。

爱玛和弗朗西斯卡“渴望激情”，从客观原因来说，她们都生活于保守闭塞的农村，她们的丈夫文化层次和精神品位都不高，都比较平庸，缺少情趣。那么，生活于繁华喧嚣、文化生活丰富、时时处处都充满了新鲜刺激的城市，尤其是现代城市，而且丈夫或妻子都有很高文化及精神品位的人，就不“渴望激情”了吗？未必！这里有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恰好就叫《渴望激情》（皮皮着，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讲的就是现代城市文化人“渴望激情”的故事。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男的叫尹初石，报社摄影部主任；女的叫王一，大学教授。夫妻二人都很善良、文雅，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双方都在尽力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每天早上王一起来做早饭，这让尹初石感到隐隐的不安，心存某种感激。王一呢？每天上班下班，做饭洗衣服，孩子出生后更是如此，她从没觉得尹初石不关心她，他很周到也很体贴，更重要的是在夫妻生活中他很讲道理。他们从不吵架更不打架，他们的家庭平稳和睦，生活安定而宁静，连一点小的冲突也没有。平静的生活将他们的情感分别掩埋着，他们已经不了解对方的内心情感，因为情感没有碰撞就产生不了火花，彼此就不能互相感觉到。其实，在和睦和安定之中，两人都模模糊糊地感到似乎是缺了点什么。正如尹初石有一次向情人小乔说的那样：“我们结婚十几年了，她是个非常好的女人，无论做妻子还是做母亲，她都没什么过错。可悲的是我们的性情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只能那样，像一潭不流动的水。我……我……我总觉得缺点儿什么。”缺点儿什么呢？简单说，缺点儿激情，缺点儿男女生活中的热烈情感。

对于这一点，夫妻双方在发生婚变之后都意识到了。尹初石说：“我需要感情激情碰撞，我需要别的女人填补这块空白，王一不需要么？也许她跟我在一起才使得生活死气沉沉，也许换个男人，她也会发现另一种生活，也许她更喜欢那种生活。”妻子王一在婚姻即将破裂前与丈夫的一番深谈中也同样省悟到了这一层：

“其实我一直很高兴嫁给了你。你是个好人，我觉得这比别的更重要。但是我也知道我们的生活中一直缺点什么。”

“缺什么？”尹初石问。

“你没发现，我们彼此间已经好多年不说‘爱’字了？”王一问。

“是么？”尹初石心里有个小小的震动。

“我应该承认，我知道我们缺的是什么，可我从没刻意去追求这种东西，尽管我也有机会注意别的男人。我一直以为女人在婚姻中不能什么都有，我有安宁和安全，这让我满足。我想，我可以从书上、电影里欣赏别的男女间热烈的情感，而我不需要。”

“可你从没对我说过这些。”尹初石说。

“因为我觉得悲哀，我从没激发起你的热情。你从没为我发疯。”

尹初石沉默着，他想说声“对不起”，但又觉得此时此刻表示歉意不妥。

“认识康迅以后我才明白，”王一接着又说，“我才明白，这么多年里，我并不是不需要这种热烈的情感，只不过是没有适合的人引发它。”

——事实正是如此。他们之间有尊重有关怀有谅解有忍让，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激情。所以当他们遭到“激情”袭击的时候，他们无论谁都未能躲开，都做了“激情”的俘虏：首先是尹初石有了婚外恋，极大地伤了王一的心；然后是一个外籍教师真诚而痴迷地爱上了王一，王一也接受了他的爱情。一个和睦的家庭终于解体了。

从以上三部作品四个人物我们看到，无论中国和外国，无论城市与乡村，无论性别与职业，无论文化层次高与低，走进恋爱与婚姻圈子里的人，在情感方面一个普遍的共同要求是——渴望激情。激情使人热烈奔放、神魂颠倒，充满生机与活力；激情让人的生命力得到尽情扩张与释放。激情是一首调子高昂激越的抒情诗，激情永远富有魅力。但是，就生活的一般规律而言，激情是感情激烈爆发的异常状态而非平常、正常、经常的所谓常态。人可以一时处于激情状态，但不可能永远处于激情状态；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可以间或出现激情状态，而不可能时时都出现激情状态。激情是对常情的一种补充，也是对常情的一种冲击或颠覆。激情的冲击力量往往是很强大的，必须用很强的理智力才能加以约束和控制，否则容易越轨，直至酿成人生大错。这样的悲剧，无论是在文艺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很常见的。

在我们叙述过的几个人物中，弗朗西斯卡处理得比较好。在她那里，激情冲决了闭塞的心灵闸门而又没有泛滥成灾。当她与罗伯特疯狂地爱了四天之后，罗伯特提出要带她走，但她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即为了责任，终于没有走，她牺牲了感情保住了家庭。但也因此注定了三个人几十年间刻骨铭心的痛苦：她与罗伯特之间的思恋之苦，她丈夫感觉出来后的嫉妒和歉疚之苦。至于爱玛就不用说了，她的激情完全失去控制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即使如精神修养很高自制力很强的尹初石和王一，激情冲击的结果也让他们始料不及：尹初石的激情之源——情人小乔因受不了情感折磨之苦准备自杀，后因误会在激怒之中死于车祸；王一呢，面对情人、孩子、丈夫，无法选择，受尽心灵撕裂的折磨；尹初石被人痛打一顿几乎丧命，后来因无颜面对妻子和孩子，只得放逐自己，独自出走。不仅如此，他们的情变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灾难冲击波：小乔父亲受不了女儿之死的打击，一气之下中风去世；他们的女儿小约因受不了父母离婚的打击，小小年纪发誓要去当尼姑；痴爱王一的那个“老外”，眼看无法抉择的王一，只得黯然离去。伤害造成了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

人啊，情感生活过于平淡、静如止水会让人感到空虚沉闷，了无趣味，因而“渴望激情”；“激情”让人沉醉让人幸福，但其盲目的力量往往难以控制，因而容易造成对自身对别人的伤害，引发始料不及的后果，也挺可怕。于是就有人劝还是回归平凡平淡的好，有道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可是平淡了又渴望激情。这就形成一个怪圈：平淡——激情——平淡，像狗咬着自己的尾巴一样绕圈转。这就是说，平淡之美不是平淡中人体会出来的，而是被激情冲击得晕头转向的人体会出来的；反过来也一样，激情之美也不是被激情冲得晕头转向的人体会出来的，而是生活平淡乏味的人看出来的。看来这又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有没有走出这一“围城”的途径，即既享受激情的欢愉又不致让激情摧毁了生活，这恐怕是人类需要在生活实践中永远不断探索的问题。

（胡山林，2005）88-94

（二）人生视角解读《一生》

“人生从来不象意想中那么好，也不象意想中那么坏”

——读莫泊桑的《一生》

众所周知，莫泊桑是短篇小说的圣手，殊不知他的长篇小说也同样精彩。他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一共写过六部长篇，《一生》是其中最早的一部，也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作品一经发表立即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从此名扬天下。

《一生》（盛澄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写女主人公约娜“一生”的故事。约娜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父亲德沃男爵高雅善良，崇拜卢梭，热爱大自然，尊重宇宙间一切生命的自然规律，主张人的自由发展。他希望自己的独生女约娜成为一个幸福、善良、正直而温柔多情的女性，从 12 岁起把她送进圣心修道院。为了让她远离人间丑恶，在修道院里，他让她过严格的幽居生活，与外界彻底隔绝，不让她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丑恶，甚至不让她享受任何世俗的娱乐。他希望在 17 岁上接回来时她仍然童贞无邪、一尘不染，然后由他诗意地灌输给她人世的常情，让她在田园生活中自然成长。就这样，约娜在封闭的环境中按照父亲的意愿一天天长大。

作品开头，刚从修道院回家的约娜，第二天就冒着大雨，急不可待地与全家来到了濒临大海的白杨山庄。在美好的大自然里，约娜欣喜若狂，开始憧憬温柔浪漫的爱情，开始猜想自己的前途，设计自己的生活，满脑子关于未来幸福生活的美梦。不久，一位失去双亲的年轻贵族于连走进了她的生活。于连长相俊美、温文尔雅、礼路周全、风度翩翩，很快赢得不谙世事的约娜的芳心，交往不到半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

约娜夫妇外出旅游度蜜月。蜜月期间，于连对约娜温柔细腻的情感世界一点也不关心、不理解、不尊重，逐渐暴露出贪色、粗暴、自私、专横、吝啬等一向掩盖着的性格弱点，让天真纯洁的约娜深感失望。蜜月归来，于连进入这个家庭攫取了掌管财产的大权，从此趾高气扬，对人傲慢无礼、凶狠暴躁，他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刻薄吝啬地对待家人和仆人，把约娜父母气得离开白杨山庄回了城里。从此约娜心灰意懒，对爱情对生活失去热情，整天忧郁愁闷。她痛苦地想，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吗？难道一生就这样了吗？

后来，一向和约娜亲如姐妹的女仆萝莎丽突然生下私生子，约娜无比惊诧，问她和谁生的，女仆死不肯说。一天夜里，约娜感到自己病得快要死了，急忙去找于连，发现于连正和女仆睡在一张床上，约娜痛不欲生，发疯一般跑到海边想跳崖自杀，被冻昏在冰天雪地里。约娜大病一场，神智昏迷好多天，醒来后拷问女仆，才知道于连第一次到他们家，就和女仆有了私情。好心的男爵以价值二万法郎的土地作陪嫁，把萝莎丽嫁给了一位老实能干的青年农民。

约娜生了孩子，于连不但不高兴，反而表现出苦恼、冷淡，总之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不愿做父亲的那种漠不关心。由于对丈夫的失望，约娜把所有心思放在孩子身上，母爱表现得特别狂热和盲目。孩子在全家人的呵护，尤其是母亲的过分溺爱中一天天长大。这期间，丈夫于连又与邻村贵族夫人发生暧昧关系，贵夫人丈夫知道后怒不可遏，乘他们在山上能活动的小木屋约会时，把小木屋推下了山，一对偷情男女粉身碎骨。这之后，约娜母亲、父亲、姨妈相继去世，饱经命运打击的约娜一下子头发全白，成了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在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亲人就是她的儿子啦，她所有的人生乐趣和希望统统寄托在儿子保尔身上。但儿子特别不争气，从小讨厌学习，长大不务正业，整天和妓女厮混在一起，日子过得昏天黑地，只知吃喝玩乐，尽情挥霍。约娜苦苦思念儿子，日夜盼望他归来，但儿子置若罔闻，从不予以理睬，只知一次次大笔大笔地索要钱财，直至把母亲榨取净尽，卖掉庄园另觅住处。

就在约娜孤独寂寞，将要失去独立生活能力时，旧时女仆萝莎丽感念约娜一家的恩情，得知约娜的处境，毅然回来照顾她。约娜到城里找儿子遍寻不着，反倒为债主所逼，只好回家。回来后忽然见到儿子一封信，告诉她他的情妇刚生下一女孩，马上就要死了，请求母亲代为抚养这个孩子。女仆立即赶往城里抱回了孩子，而且告诉约娜，她的儿子在安葬完情妇之后即回家来和母亲团聚。怀里抱着可爱的小孙女，屡遭命运残酷打击的约娜，重新感到了人世间的一点温暖，有了一点活下去的乐趣和勇气。这时，女仆萝莎丽忽然很有感慨地对约娜说：“您瞧，人生从来不象意想中那么好，也不象意想中那么坏。”

有资料说，约娜形象中有作者母亲的影子，是作者以自己母亲的不幸命运为素材而加工创造的，所以整个作品写得温柔细腻、情意绵绵、感伤动人。读者的心很容易随着作家的笔触沉醉于故事情境中，深入人物心灵，分享人物情感，关心人物命运，在幸福的“沉醉”中感悟生活，思考人生。

通过约娜的“一生”，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换个角度，读者从阅读中想到了什么呢？当然，作者想告诉我们的和读者从作品中想到的，肯定很多很多，这里，笔者想着重谈以下几点。

一、约娜的生活幻想，作者既同情又批评

人生在世，人人都有向往幸福追求幸福的权利，尤其是青年人，他们的人生正待展开而尚未充分展开，面前呈现着无限可能性，因而人生的千般美好万般灿烂都会成为他们的诱惑，成为他们憧憬和向往的对象。约娜就是这样的青年人。她在封闭的修道院生活若干年，对人世间的一切全不了解，所以走出修道院的约娜就像一只刚刚放飞的笼中之鸟，看一切都新鲜，对一切都感兴趣，对未来充满幻想——“在这柔和的月夜里，她感到神秘的东西在颤栗，不可捉摸的希望在悸动，她感到了一种象幸福的气息似的东西。”她开始幻想未来的爱情，开始想象未知中的那个“他”。他是谁？她当然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会忠心耿耿地崇拜他，而他也会一心一意地喜欢她。在这样的夜里，在星光下，他们会一同出去散步。他俩会手牵着手，脸偎着脸走去，能听得见两颗心的跳跃，能感觉到紧贴着的肩膀的温暖，他俩会把自己的爱情和夏夜柔和的月色交织在一起。他们是那样地结合成一体，只凭相亲相爱的力量，就能渗透彼此内心最隐秘的活动。”她对自己未来的现实生活的构想是：“她要和他一起在这里共同地生活，住在这俯瞰大海的安静的庄园里。她一定会有两个孩子，男孩给他，女孩子给自己。她想象孩子们正在那棵梧桐树和菩提树之间的草地上跑来跑去，做父母的得意地瞧着他们，互相交换着甜蜜的目语。”

面向月光下的大海，约娜越想越激动，一直想到黎明。黎明的光彩使她目眩，约娜欣喜若狂，在这光辉壮丽的大自然面前，一种醉人的快乐，一种无限的柔情，淹没了她那软弱的心。这是她的日出！她的黎明！她生命的起点！她希望的再现！她用双臂伸向光辉灿烂的空间，想要和太阳拥抱；她要说出、她要大声高呼象这黎明一般神圣的事物；但她只是木然凝固在这股无从表达的热情中。于是，她感觉两股热泪夺眶而出，她用双手抱着头，如醉如痴地哭了。

约娜对未来的构想和激情，令人感动！谁能说这是不应该的呢！这是一个少女应有的权利啊！写到这一节时，莫泊桑用的是饱含激情的抒情笔调。很明显，在少女天真烂漫的幻想面前，莫泊桑也感动了！

然而，幻想毕竟是幻想，不管你是多么合情合理，多么美妙动人，都必须经受现实的考验。而现实却往往是坚硬的、冷酷无情的，它决不因为你的单纯可爱而对你稍有照顾。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约娜一接触就碰壁了。在结婚初夜，约娜还不明白结婚意味着什么，她只想的是温柔的爱抚，结果却被野蛮粗暴地占有了。看着得到满足后仰天大睡的他，“她从心灵深处，感到了绝望，这和她梦想中的爱情是多么不同啊！多年来的希望被打碎了，幸福成了泡影”。

接下来是蜜月。蜜月期间，她对他无休止的肉欲要求感到嫌恶，对他从不顾及她的感情感到愤怒，“她感到她和他之间隔着一层帘子，横着一道屏障，她第一次发觉，既然是两个人，就永远不能从心底里，从灵魂深处达到相互了解，他们可以并肩同行，有时拥抱在一起，但并非真正的合二为一，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会永远是感到孤独的”。

爱情和婚姻让她失望，婚后的家庭生活同样让她失望。丈夫暴露出了更多的恶劣，最后竟至于为他的恶劣而命丧黄泉。对丈夫彻底失望的约娜，后来把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但儿子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比父亲更邪恶，带给母亲的仍然是一连串的痛苦和烦恼。约娜可怜极了，自结婚之后就没有过好日子，灾难和不幸接连不断，使她蒙受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现实生活与她对生活的幻想之间，有着极大的反差。

莫泊桑设置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是在表明，对约娜的生活幻想，他既充满理解和同情，但同时又给以嘲讽和批评；也似乎是在告诉读者，你可以对生活抱有幻想，但千万要知道，幻想只是幻想而不等于现实。现实往往不象幻想那样完美，现实中肯定会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不如意，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你都必须接受它；对此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否则，一旦碰到灾难和不幸，就会像约娜那样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那么，是不是莫泊桑过于“残忍”，为约娜安排的灾难和不幸太多，以致于让她显得如此悲惨如此可怜呢？当然，可能是这样！作为个案，约娜的命运或许有其特殊性和偶然性，调整一下情节安排，她的命运就可以不这么悲惨。但是，与理想、幻想、梦想相比，现实中存在着更多意料不到的不幸和灾难，却是生活的铁律、生活的必然。理想、幻想、梦想是主观的，随“意”的，是空的、虚的、软的，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而现实却是客观的、实在的、坚硬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想、幻想与现实从根本上说不同“质”，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把二者相等同。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约娜的悲剧又是必然的。因为她对现实人生中冷酷的一面太缺乏起码的认识，太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