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
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
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
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
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
悬知②君能诗，寄声求妙语。
---苏　轼

这是两首题画诗。鄢陵，即今河南鄢陵县。主簿，官职名。王主簿，生平不可考。折枝，花卉画的一种表现手法，花卉不画全株，只画连枝折下来的部分，故名折枝。

第一首从诗画创作理论谈起，由大处入笔，然后层层推进，最终归结到王主簿的折枝画。第二首与此相反，它以王主簿折枝画为描写对象，至篇末才以诗代简，表示愿意听到王主簿对写诗作画的妙语。这组诗虽然分为二首，但围绕以诗题画，由画到诗，再由诗到画，最后仍然归结到诗，离中有合，体现了作者构思的精密。

第一首结合王主簿折枝画，抒写诗人对于形似论的意见。他认为，以形似作为论画的标准，和以为写诗只有写得形似才算好诗，都是错误的。他主张在天工与清新中赋咏事物之神韵。他所以推崇王主簿此画，叹羡它能用一点红寄无边春，正是因为这幅画虽然着墨不多，没有在纤毫毕肖上下工夫，但画家善于捕捉事物的精神韵态，所以更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做到了以少胜多。

苏轼精通诗、画，这里阐述的有关形似的艺术见解出于他多年的创作实践，在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数百年来对苏轼的这首诗产生过种种误解。《韵语阳秋》卷十四云：欧阳文忠公诗云东坡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或谓：二公所论，不以形似，当画何物？曰：非谓画牛作马也，但以气韵为主耳。谢赫曰：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雄杰。其此之谓乎？陈去非作《墨梅诗》云：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后之鉴画者，如得九方皋相马法，则善矣。《升庵诗话》卷十三也说：东坡先生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原文如此引者注)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晁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否定苏轼，说他是在主张画牛作马，当然是没有根据的。称许苏轼，以为他主张作画应如九方皋相马那样，虽不辨牝牡骊黄，只要能识得千里马就行，同样有违本意。对苏轼毁誉参半，像晁以道那样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亦无必要。诚然，苏轼在否定论画以形似的同时没有专门论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不过苏轼是在写诗，不是作科学论文。何况诗中说论画以形似，指的乃是把形似当作论画的唯一标准。赋诗必此诗是指只有形似，死于句下的诗。再说，第二首诗中对王主簿折枝画的描写是那么逼真、生动，也说明了苏轼赞许的是既能形似更能传神的作品，他否定的只是没有意趣、没有韵味的形似之作而已。

从章法上看，第一首诗的前四句分别阐述论画、赋诗的标准。见与儿童邻、定非知诗人二句斩钉截铁，表明了作者在深思熟虑之后的明晰认识和坚定态度。五、六句诗、画总提，正面标出观点。边鸾两句对理论来说是例证，对王主簿来说是对比与反衬，对本篇的行文来说又是从说理到咏画的过渡。边鸾，唐代画家，所画花鸟极精美，据说他画的孔雀跟活的一样，好像能鸣叫。赵昌，宋代画家，善画折枝花卉，人谓他能与花传神。最后四句归结到王主簿所画折枝。有了边鸾、赵昌作铺垫，再用何如二字褒贬，王主簿此画的地位已十分清楚。疏淡指用笔不多，着色清淡。精匀指精巧匀称。前面的边鸾两句意为互文，谓边、赵二人的绘画既能刻画工致，写物如生，又能揣摩意态，用笔传神，此类画已属形神兼备。这里，诗人用疏淡含精匀进一步置王画于边、赵二家之上，采用的是同类相比法。

第二首诗咏画，特点是精当、形象。说它精当，是因为其中出现的画面图象正可用来印证前首所述的艺术理论；说它形象，是因为诗中对王主簿的折枝画描写得如此生动，可给读者以优美的艺术享受。一、二句写竹用瘦，写花用幽，已颇具情致，同时再用幽人比竹、处女比花，则进一步状出了竹与花的风韵，这自然是诗人以神似论画、赋诗的结果。三、四句写雀。低昂二字再现构图的照应配合，摇荡二字传达画中生物呼之欲出的神态，正是于疏淡含精匀、天工与清新中表现内在情味的妙句。双翎句再写雀。决，急速。《庄子逍遥游》：决起而飞。决将起，指将起而未起。众叶纷自举，再写折枝。纷字、举字，显示出叶片争欲挺出的神气。这两句所揭示的是意念中的动作，是画家传神的结果。七、八句描写细腻，连蜂儿股上的清蜜也分明可辨。这应该是苏轼并非全盘否定形似的明证。总观画面，不过一丛竹、数枝花、两头雀、一只蜂，却带来了盎然春意。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既是对画家技艺的总评价，同时又呼应前首，点明王主簿以一点红、寄无边春的艺术功力。最后两句别出新意，与题画的主题似断似续，正是苏轼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这样一种写作方法的体现。

这两首诗是苏轼用诗歌形式评论文艺作品的名篇，其中关于形似的见解颇受后人注目。写作方法上，前首几乎全用议论，又是苏轼以议论为诗的一首代表作。宋人喜在诗中说理，不过，如不将哲理融于情景之中，难免理障，令人读来淡乎寡味。但苏轼此诗，不但议论中肯独到，而且与情景描写配合有致，故能摇曳多姿，不愧是诗歌园地里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