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宁夏看世界

◎苏宁

宁夏作为古丝绸之路东段北方道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历史上曾为东西部交通贸易的重要枢纽。宁夏文化多样，文学传统内涵丰富。同四川一样，宁夏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居住于黄土高原的宁夏人民，始终追求着道德与内心的洁净。宁夏民族历史悠久，文学历史渊源流长，中华远古文明发祥地的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说明早在3万年前这里就曾有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痕迹。宁夏至今仍存有最古老的秦长城遗址，秦朝始皇帝一统中原之后派兵在宁夏境内延伸修筑秦长城，并兴修秦渠，从此开创了引黄河之水灌溉万里良田的历史。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登基为帝，史称唐肃宗。北宋宝元元年，党项族的首领李元昊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形成独特的西夏文化，影响深远。历史上，宁夏文学对现实有多维度的解读，其中包含宗教，也有来自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传说、花儿的丰富资源。贺兰山岩画更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努力回望与追溯。古老的文化与传统是精神书写的根基。宁夏民间文学中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谣门类众多，让我们对这片大漠的文学土壤充满想象。宁夏的山花儿，曾把“西部歌王”王洛宾的魂儿收了。1936年，王洛宾、萧军、洛珊赴西北参加战地服务团，途经六盘山下，由于迷恋花儿唱家五朵梅的山花儿，放弃了赴欧洲深造的机会，一头扎进西北，采集民歌。他当年搜集整理的大批山花儿作品多已散失，仅留下一首典型的山花儿《眼泪花花把心淹了》。

宁夏的人文自然地域风情与风俗，既是特定的题材范畴，其镜像也包含着独具神韵的民族志、心灵史。宁夏以其缤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形成中国文学中独特的一脉。从张贤亮到部分中青年作家，“西海固”作家群，郭文斌、石舒清、李进祥、马金莲、查舜、单永珍、曹海英、了一容、阿舍、马占祥、郎伟、金瓯等宁夏当代作家，是中国作家队伍中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同时，他们也是当下宁夏地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拥有特定的民族身份（回族、东乡族、维吾尔族等）。一些作家、作品获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进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还有宁夏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开始发表在全国重要的文学期刊上，并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又被各种选刊和年度选本频频选中。

这些作家作品反映了宁夏人民特殊的生存景观和精神世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渗透着宁夏人民坚定而执着的精神追求。很多关注本民族命运的作品，也将目光投向了人类命运，文风雄浑而苍凉，富有想象力，艺术风格鲜明。总体来看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逐步“放弃”对现代性话语的疲惫追随，以“退守”的姿态回归本民族文化。在纷扰复杂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的世俗现实情境下，构建着一种“用灵魂说话，用生命发言，用良知面对世界，超越世俗道德判断”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叙事伦理。在“现代化演进”与“民族性自守”之间努力寻找定位。如，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马金莲的《长河》、李进祥的《女儿的河》，石舒清创作的《清水里的刀子》《果院》《黄昏》等小说，在对当地人民普通生活的生动描绘中，细心发掘着其独特的精神世界，并试图以坚定、执着、纯洁的信念之力，对社会心浮气躁的“现代病”进行一番疗救。从发展趋势看，宁夏等后发展的西部地区文学，与现代主义意识将构成奇特的关系：既保持着西部地域创作的古老、质朴，也将在客观上对接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前沿。四川作家阿来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其二，积淀着西部地方文化基因。这使宁夏小说创作勇于探索，也使宁夏文学创作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选材领域和地域风格。民俗风情无论有多么特殊，都须经过一个充分的文学化过程。宁夏的文学精准地表达出地域文化所积淀下来的精神价值。它是由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构成的。宁夏文学并不是一种风格，每一位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一样，叙述方式也不一样，但他们共同表现出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对黄土高原精神气质的坚守。如与宁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张承志，他的作品悲壮而决绝地走着属于他的理想主义道路。但最后他“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他有强烈的归乡情结，在黄土高原和宗教信仰当中，以一个黄土地儿子的责任感和宗教使命感归乡。在其一系列作品如《黄泥小屋》等中，探讨着苦难的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一过程是在归乡的过程中开始并结束的。又如季栋梁小说《军马祭》，石舒清的短篇小说《借人头》等。

其三，神圣感。宁夏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怀有一种宗教情怀，他们以一种虔诚的姿态对待写作，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充满了神圣感，自然、人民、土地、生命——这些足以令人敬畏的内容自然就成了他们描写的主要对象。宗教的情怀使他们的心灵变得纯净、澄清。他们往往是怀着一种善意去面对世界的。他们的风格往往与此有关，如了一容小说的晶莹透明，漠月小说毫不雕琢的诗意。宁夏作家更多的是以一种氛围、一种情调来构筑他们的文学世界。有评论家说：宁夏的作家不太热衷于写长篇，或者说他们不太善于写长篇，尤其是当今流行的长篇。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中短篇上。好像有种观点，认为自张贤亮以来，宁夏的作家们写苦难太多，写乡村太多，应该从苦难中走出来，把注意力放到城市上。这种建议显然是符合现代化的要求的，但宁夏的作家不应该丢失掉苦难和乡村书写。宁夏的作家写苦难是不一样的，他们更多的不是从社会的层面去写苦难，而是从哲理的层面、神圣的层面去写苦难，比方郭文斌的《剪刀》。他们超越世俗表象层面，进入到本族民众群体的灵魂深处，不断挖掘着宗教信徒对宗教精神的追求和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并将之转化为文学叙事，使之产生了一种境界的提升与飞跃。清洁的乡土世界才是他们漂泊心灵的归宿，清洁的心境才是疗治游子创伤的精神抚慰。石舒清、李进祥等同样将“清洁精神”融入进文本的叙事伦理中，凝聚成观察社会的眼光，感悟人生的心理。在“清水河”系列小说中，人性的“清洁”成为其主题，尤其是在面对城乡抉择的两难困境时，主人公往往都在“清洁精神”的召唤之下，义无反顾地告别喧嚣，集体性地表现出对乡土生活的坚忍与诗意心灵的皈依。保持宁静的心灵，是宁夏作家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所做出的一种道德与精神的选择姿态。

宁夏许多作家集体性地将目光转向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深邃的文化之中，试图从对民族精神的深入开掘中，反思民族生存，实现民族复兴，重铸民族精神。他们从宁夏看世界——在古老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撞击和融合中进行提升。他们以民族群体的精神文化、心理意识为底蕴，将民俗故事化、情节化，揭示这种撞击和融合必然经历的痛苦，开掘人物的文化心理。这种拼撞和互融互渗中焕发出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识与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彰显了宁夏文学的特殊品质。对于宁夏作家而言，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秀质素，激活地域文化积淀的当代活力，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弘扬，在“现代化演进”与“民族性自守”之间定位好叙事平衡点，是立足本土资源而走向审美现代性的必由之路。

苏宁，北京人，哲学博士，美学研究专家、文艺评论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原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社科院文艺美学优长学科带头人。曾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2项，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省“五个一工程奖”1项。专著有《三星堆的审美阐释》等16部。主持《巴蜀文化通史·艺术卷》《藏羌彝走廊文化资源调查·文学卷》《道家精神与成都休闲文化》等省部级课题12项，兼任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