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作。此书原本当为五十回，惜未传；又有五十五回本，亦未见。通行者为嘉庆八年刻五十六回本(此本末回似是他人所补)。光绪年间又有六十回石印本(末四回也是他人补作的)。《儒林外史》大约完稿于吴敬梓50岁以前，是吴敬梓晚年的作品，当时正是清乾隆时期。

《儒林外史》产生于清王朝兴旺繁荣的“乾隆盛世”。当时封建制度的腐朽被“盛世”的假象掩盖着，一般的人还看不出这种社会发展的畸型状态，吴敬梓却用他的犀利的笔锋揭开了“乾隆盛世”的伪装，对不合理的封建社会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盛世写衰”，《儒林外史》批判的锋芒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儒林外史》的题材内容以作者吴敬梓“自所闻见”的社会现实为基础，许多人物有真实人物的模特儿，吴敬梓通过艺术概括的方法把具体的真实的人物典型化，通过艺术形象达到批判社会弊端、表现改造社会的理想的目的，这使《儒林外史》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理想主义的色彩。

《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它从各种不同角度、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其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和摧残，对社会风习的浸染；揭露了其培养和造就了愚蠢而残酷的官吏，造成了封建吏治的腐败。周进、范进、王惠、汤奉等都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就出来的读书人和封建官吏，他们尽管经历和表现状态有所不同，但从他们身上却都可以看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对他们的毒害和摧残，可以看出他们在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培养下变得何等愚拙、虚伪、凶狠与贪婪。《儒林外史》细致描绘了严贡生和严监生的封建宗法家庭关系，描写严贡生虽是个“忝列衣冠”之人，口称“大礼都是差不得的”，却干出了赖船银、夺家产的卑鄙勾当；写严监生虽有十万家私，却为点了两茎灯草而死不瞑目；写口称专在纲常上下工夫的王德和王仁，在得了严监生的银子后便亲自出面在王氏未断气时主持将赵氏扶做正，都暴露了封建宗法制家庭关系的虚伪和冷酷，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欺诈、吝啬和无耻，暴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儒林外史》还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名士”、“高人”的形象和一些冒充风雅的社会渣滓，他们无聊地活着，行径卑劣，灵魂肮脏，他们的存在，也正说明社会在腐烂。在乾隆盛世，《儒林外史》却对封建时代一些令人心醉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加以痛切抨击，揭开了封建社会已经腐朽的现实，显示了《儒林外史》强烈的批判精神。

《儒林外史》开篇便描写了一个体现历史上所谓“贤士”传统精神的理想人物王冕，借以提出臧否人物的标准，作为“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人物，作品提出“文行出处”作为理想的人格，借以否定讲求“功名富贵”的科举荣身之路。又塑造了杜少卿、萧云仙、沈琼枝等正面人物和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真儒”形象，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理想的新的人格。最后又塑造了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等四个“市井奇人”，对他们淡泊名利、自食其力、朴实善良的品格加以赞许。这些人物的塑造表现了作者对新的人格、新的生活的向往和探索，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理想精神。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虽然腐朽，但尚未达到最后瓦解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虽有所发展，但尚属微弱，人民的反抗斗争正处于低潮，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吴敬梓不可能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制度的主张和社会理想。他仅仅是用理想化的儒家思想来批判腐败的现实，这种批判的思想武器是虚弱的，吴敬梓理想的社会和人生也无法实现。《儒林外史》真实地反映出吴敬梓理想不获实现的痛苦心情。泰伯祠大祭“当日盛典之所，如今已是灰尘满目”，“这些贤人君子”，也都风流云散，盖宽重游泰伯祠深感“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社会依旧黑暗，人们依旧贪恋功名富贵，而作者理想的“文行出处”却无人讲究。社会更加腐朽，作者深感痛惜；儒林令人失望，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市井底层。《儒林外史》在封建王朝被一片盛世表象掩盖之时，不仅揭开封建社会盛世伪装，而且努力探求新的理想的人格和生活，表现新的社会理想，显出了吴敬梓眼光的敏锐，思想的深刻。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体现吴敬梓人生和社会理想以及深切的现实感受的书，也是一部真实反映了18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现实特点的书。

《儒林外史》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讽刺传统，形成了讽刺艺术的鲜明特色和高度成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与作品所表现的深刻的思想内容、严肃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具有更犀利的锋芒、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强大的生命力。作品虽对封建社会的许多方面加以批判和讽刺，但描写最细、讽刺最为出色的乃是封建时代科举制度毒害下的读书人。“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体现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独特成就。《儒林外史》的讽刺委婉含蓄而又深刻恰当，善于用富于悲剧性的故事情节取得令人发笑的艺术效果，也善于通过委婉的方式表现丰富的讽刺意向，真正做到了“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形成了独特风格。《儒林外史》能公正而纯熟地运用各种讽刺手法，对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讽刺。特别善于选取日常万目共见的事实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通过白描、对比、夸张和细节描写等方法达到讽刺目的。《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独特风格和高度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文学达到了新的高峰。

《儒林外史》的结构也有突出特点，全书“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全书无中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但全书有明确的思想线索，“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儒林外史》“闲斋老人序”)，使整个作品结构完整严谨，同时富于灵便性和适应性。这种结构是吴敬梓继承《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书的结构特点而又加以精心创造而成的一种新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的出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晚清谴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一部富于理想主义特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它的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和结构体制的独特创造，对晚清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与《红楼梦》一起标志着18世纪中叶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