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的经济发展颇不平衡。西汉时中原经济已相当发达，而江南绝大部分地区还处在火耕水耨、没有开发的落后状态。至六朝时期，各方面的社会条件才有了显著变化。北方战乱频繁，从东汉末到刘宋初一百多年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总数在二百万以上，主要徙居荆、扬二州，其次为交、广，再次为闽中，给历来地旷人稀的江南地区补充了大量劳动力。随着北方衣冠士族和下层民众的南渡，也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而且，东晋南朝政权建立，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第一次南移，郡县设置更加广泛，如交、广地区由西汉的七郡五十五县增为晋的十七郡一百二十一县，汉代东冶县至东晋析为十五县，江南有效行政管理范围显著扩大，官府实施一系列劝督农耕的政策，也有很大促进作用。此外，蛮、越与汉人的民族融合，战乱无多、比较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温暖湿润、灌溉方便的自然地理环境，都是有利于南方经济迅速上升的重要历史条件。江南地区生产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孙吴时期，江南大族已经拥有相当强的经济力量，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僮仆成群，闭门为市，但一般局限在三吴地区。东晋时期，田园、庄墅一类封建大地产更加普遍化，土地兼并出现了争占山川湖泽的新趋势，小农破产加剧，纷纷成为大地主的佃客、部曲，成为私属人口，农业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日渐深化。宋孝武帝在大明年间(457－464)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僚地主各依品级占山，山泽私有已经合法化。整个南朝，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农奴制的封建生产关系从平原地带拓展到广大山区。谢灵运、孔灵符、萧子良等等，都拥有含山带水、自给自足的大庄园。在这种生产经营形态下，人民的负担加重了，而江南的开发也加强了。六朝时期江南农业有长足的进步。大量荒地垦辟成为肥田沃壤，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中心的丹阳地区，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的淮海地区，以江陵(今属湖北省)为中心的荆州地区，以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为中心的鄱阳湖流域，以至交广地区、闽江流域，都得到开发，南方再没有大片的空白区了。农作物的产量，提高幅度颇大。三国时稻亩产已达五石，南朝时出现了亩产二十斛的最高纪录。而且，已经显示出多种经营的特点，除了稻、麦、菽、豆诸粮食作物外，蚕桑、茶、药材、果木、渔猎等，都是民众的谋生之道。农田水利设施也推广开来，有溉田千顷以上的乌程(今属浙江省)狄塘、吴兴塘、曲阿(今江苏丹阳县)新丰塘，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苍陵堰等；有对江湖自然水系加以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浙江长湖沿湖开六十九所水门，调节它的蓄池灌溉功能；还有主要用于防止灾害的长江的江陵大堤、钱塘江的捍海塘、沪渎的防沙垒等。江南手工业提高很快，吸收了北方的先进技术，发展了南方特有的工艺部门，主要是冶炼、纺织、瓷器、造船和造纸。把生铁液灌入熟铁以提高含炭量的“灌钢”技术，轻薄如烟气的罗谷，一年四熟乃至八熟的桑蚕，胎质实、釉层厚、纹饰美丽的青瓷，快捷如风电的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