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诸子

诸子思想已经是深入人心的文化遗产。不管我们自觉不自觉，我们都在这样或那样地用诸子的某些话语、某些思路，去认识世界、想象世界。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不能排除诸子的。文化原创性，需要有原创的根基。天生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他们丰富复杂、异见纷呈的思想，适可以成为我们思想原创的深厚根基和文化出发点。面对诸子，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乃是从心地上立定根基，拂去历史烟尘和迷雾，沟通诸子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深入与诸子的原创性对话，以对话开拓新的原创。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其中的关键，是使这些先驱和朋友真正在场。在场的要义，在于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

要走近诸子、还原诸子，首先要追问：诸子是谁？他们的著作为何如此？这就是研究诸子的发生学。比如庄子是谁？这个问题，两千多年都没有弄清楚。司马迁叙述先秦诸子，对庄子只作附传，附于《老子韩非列传》，非常粗略地指出庄子为宋国北部蒙地（今河南商丘）的漆园吏。细读《庄子》就会发现，庄子的家世蕴藏着三个未解之谜：（1）知识来源的问题。庄子家贫，到了要向监河侯借粟为炊的地步，监河侯推托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庄子就以涸辙之鲋（鲫鱼）作比喻，说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一个就要断炊的人，著书时竟然其学无所不窥，在那个学在官府的时代，博学何从谈起？（2）人生姿态的问题。庄子仅为卑微的漆园吏，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有何资格与王侯将相当面对话，而且衣冠不整，谈吐傲慢，官府也只好听之任之？（3）仕隐进退的问题。《史记》和《庄子》中，三次记述楚王派使者迎请庄子委以要职，庄子都不屑一顾。楚国是当时的一流大国，为何到宋国聘请一个小吏而委以重任，而且这个小吏也无何等政治声望或实用的治国本事？知识来源、人生姿态、仕隐进退，都是认识一个人的要害所在。

由于存在以上三个千古未解之谜，只有对庄子的家族身世进行深入考证，才有可能认识他的文化基因从何而来，为何呈现此种形态。这是我们进行还原研究的根本入手之处。人们往往忽略了先秦的姓氏制度，与汉代以后存在着根本差异。假若对上古姓氏制度作进一步考察，庄子家族渊源的信息就可能浮出水面。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云：以谥为氏。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又在庄氏一条下作注：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郑樵以博学著称，对唐宋以前的文献无所不读，其考证当然有唐以前文献的根据。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如是记述楚国庄氏的渊源：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这就印证了楚国庄氏是以楚庄王谥号作为姓氏的。因此，庄氏属于楚国贵族。然而，庄子的年代（约公元前370～前280年）距离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已经200余年，相隔七八代以上，只能说庄子是楚国相当疏远的公族了。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曾向北扩张势力，破洛水附近的陆浑戎，观兵于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于周室，是楚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楚庄王的直系后裔就是楚国国王；旁系后裔到了孙辈，以他的谥号为氏，也是相当光荣的。

既然庄氏乃楚国疏远的贵族，又何以居留在宋国的蒙地？此事需从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年在位）派使者聘请庄子当卿相入手。由此上推四十余年，即庄子出生前十几年，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任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拓展了楚国的实力和国土；吴起改革弊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当时楚国的一些疏远公族，可能被充实到新开拓的国土上，甚至降为平民躬耕于野，因而对吴起积怨甚深。楚悼王死后，宗室众臣发生暴乱而攻打吴起，追射吴起并射中悼王的尸体。射中国王的尸体，属灭门重罪，因而在楚肃王继位后，论罪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属于疏远公族的庄氏家族可能受到牵连，仓皇避祸，迁居宋国乡野。

通过梳理庄子的家族渊源，可以真切而深入地解开他为何能够接受贵族教育，为何敢对诸侯将相开口不逊，为何楚国要请他去当大官，而他又以不愿当牺牲的牛，作为拒绝聘任的理由。同时，一旦进入《庄子》书，我们就感到楚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在《秋水篇》中，庄子对梁相惠施云：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鸾凤之属），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庄子家族生于南方，他便自居为南方有鸟，而且自拟为楚人崇尚的鸾凤。其家族迁于北方，便说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在鸟由南飞北的叙述中，隐含着庄子家族由楚国迁徙至宋国的踪迹。

庄子笔下的楚国故事有十几个，多有一种归真悟道的神奇色彩，那可能是他的父母、祖父母告诉他的关于那个失落了的遥远故乡的故事。月是故乡明，失落了的那轮故乡月，更是令人心尖儿发颤，激发出无穷的幻想。比如《庄子徐无鬼篇》郢匠挥斤，那是牵连着楚国首都的故事。说是楚国郢都，有一个叫做石的工匠，挥斧快捷如风，能砍掉别人鼻尖上薄如蝇翼的白泥巴，被砍者鼻子不伤而立不失容。楚国首都的这位匠人是如何练就这份绝技的，庄子未作交代。但如果与《养生主篇》的庖丁解牛相比较，约略可知他也经过类乎所见无非牛未尝见全牛直至不以目视而以神遇，因而以无厚入有间的游刃有余的修炼进道的过程。这里讲听而斵之，而不是审视而斵之，强调的是以神运斧，而非以形运斧。匠石的绝技既是了得，那位白垩粘鼻的受斧者（所谓质），也是心神渊静，临危若定，进道极深。千余年后苏轼还神往这份绝技，在《书吴道子画后》说：（吴）道子画人物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楚国幅员广大，到了春秋战国之世，汉水之阴（山北为阴，水南为阳）已是楚国腹地。汉阴抱瓮丈人的故事，也是庄子借以论道的。《天地篇》说：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

浑沌氏之术是楚人的原始信仰。汉阴抱瓮丈人不愿使用方便省力的桔槔，宁可挖一条隧道下井汲水灌溉菜园子。他信奉的浑沌氏之术，如子贡从中体会到的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这完全不同于孔子教人的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机械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推进物质财富的开发。西方世界正是以此为基本着力点，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但处在浑沌思维中的庄子，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在那个时代就超前忧虑于对自然的开发违反了自然的本性，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德全、形全、神全的三全和谐境界。他主张以道德通天顺地，并将这种道德楷模赋予楚地的抱瓮丈人。

此类楚风寓言，自古以来，沁人心脾。如宋朝文天祥极其赞赏：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累丸承蜩，是《庄子达生篇》中让孔子在场见证的楚国驼背老人捕蝉的神奇故事。驼背老人回答孔子：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应该说，驼背老人是形不全而神全。庄子于此，甚至采取损其形而全其神的叙事策略。驼背老人捕蝉之道是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捕蝉也是小事，意味着在庄子心目中，道无所不在。如《知北游篇》庄子回答东郭子，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这里道在蝉翼，郢匠挥斤中道在薄如蝇翼的白垩土，即所谓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凝神之极，唯知蝉翼而不知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这就是庄子借助这位楚国驼背老人所讲的道尚神全的道理。

先秦诸子启用俗文化的智慧，是激发自身原创性的极佳发酵剂。应该看到，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非常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主要面对非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以往未见于文字的民风民俗和口头传统，沉积深厚，一旦被诸子著录为文，精彩点化，就令人惊异于闻所未闻，造成巨大的思想学术冲击波。春秋战国之世彪炳千古的思想原创，与此关系深刻。我们知道，庄子丧妻时的行为很是惊世骇俗：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此则寓言颇受儒者诟病，却与楚国的原始民俗存在着深刻微妙的关系。据《明史循吏列传》：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这就把庄子鼓盆而歌与楚地原始风俗联系起来了。唐宋以后的笔记和地方志，对此类风俗记载甚多，如《隋书地理志》载蛮左的丧葬习俗是：无服，不复魂。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唐人张《朝野佥载》卷二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踏）歌，亲戚饮宴舞戏，一月余日。（注：张：《朝野佥载》（《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合刊本），中华书局，1979，第40页。）这种古俗到明清时期犹存楚地，说明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出自家族风俗记忆。从庄子向惠子阐述其为何鼓盆而歌来看，庄子已将古俗哲理化了。在反省人间生死哀乐之中，庄子提炼出一个气字，从而把冥冥漠漠之道与活活泼泼之生命，一脉贯通。他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对生死一如的生命链条作了这种大化流行的观察之后，庄子得出结论：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看透了人之生死只不过是天地之气的聚散，通晓了万物皆化的道理，所以，在鼓盆而歌的行为中，便自然蕴含着见证天道运行的仪式。

相较而言，庄子写其祖籍地楚国与居留地宋国的态度和手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写楚国，他灵感勃发，神思驰骋，心理空间似乎比宇宙空间还要无际无涯；写宋国社会则似乎回到地面，描绘着各色人物的平庸、委琐、狭隘，甚至卑劣。《逍遥游篇》记述，宋人到越国去卖殷商时期样式的章甫（士人礼帽），可见宋人闭塞到了连蛮夷之地的服装、礼仪习俗与中原不同都不明白。另一个故事为：宋人有使手受冷水浸泡而不皲（龟）裂的好药秘方，却世世代代用来漂洗丝绵，甚至将秘方卖给异方客人。于此还可以进一步深思：庄子在写鲲鹏图南，以南冥为精神家园的时候，为何一再地谈论宋人的笨拙呢？从这种对比性的叙述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流亡后的庄氏家族，虽然已经四五十年了，但并未融入宋国社会。如果进一步考释，就会发现宋人的愚拙与宋国政治的封闭性有关，梳理《左传》对列国政治的记载，可知宋国始终以自家的公族执政，不接纳客卿。这种以专权而排他的政治结构，周旋于大国之间而求苟存的做法，造成游动于列国间的诸子对于宋人之闭塞、愚拙和刻板，多有反感。庄子当然感到切肤之痛，其余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韩非子》的守株待兔，都是著名的宋国故事。

地理也能为诸子学说的发生，提供思想形式创造的基地。庄子留居蒙泽湿地，他的文章携带着湿地林野的物种的多样性，清新、奇异和神秘，是文人呼吸着湿地林野空气的适意悟道的写作。庄子寓言写树大多辨析有用无用，写动物则涉及世相百态、道术百端。树木无言，动物有性，它们都是那位蒙泽湿地少年沉默的或调皮的朋友。作为流亡贵族后裔，少年出游无伴，遂与鸟兽虫鱼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最喜欢的动物似乎是鱼和蝴蝶，往往用之自喻，庄周梦蝶，濠梁观鱼，成了尽传庄生风采的千古佳话。对于猴子，庄子多加捉弄、嘲笑，说它不知礼义法度，像猨狙衣以周公之服，定会撕咬毁坏；说群狙见吴王登山，逃入树丛中，一狙自恃巧捷，在人前显摆自己，以色骄人，终致被执而死；又说狙公给群狙分发橡实，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其聪明被玩弄于有名无实的三四个手指之间。猴性活泼而浮躁，总是上当吃亏。人性不能取法猴性，应该有一种万物不足以扰心的定力。他是推许用心若镜，不取于心猿意马。

虽然对动物有喜欢、有嘲笑，但庄子对之浑无恶意，更多亲切、平等的感情。庄子有一个广阔而繁盛的动物世界，他似乎喜欢独自漫游山泽林间。自小就因出身流亡家族而缺乏邻居伙伴，因而他对林间百物是如此知根知底，知性知情，随手拈来，喻理证道，恰切、灵动而别有一番机趣。人们仿佛听见少年庄生在山泽林间的欢呼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块蒙泽湿地，使庄氏家族获得了避开政治迫害的生存避风港，也使庄子思想获得了一个有大树丰草、有蝴蝶、有鱼、有螳螂、有蜗牛的梦一般的滋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