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文化之《寄青霞馆弈选续编》成书时间辨疑在线阅读

　　《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两部丛谱，是清末棋谱编印家王存善的大著，共收入清代对局848 局，黄龙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拟谱76 局，日本、琉球古棋37局，被公推为集清代棋手对局大成的代表作。然而，两书的成书时间俱在光绪丁酉年。一年之中赶出两部卷帙浩繁的丛谱，到底有无可能呢？

正编跋文

《寄青霞馆弈选》及《续编》成书始末

　　关于王存善，对围棋古谱稍有涉猎的读者应当不会陌生，知道他是晚清丛谱《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的作者。然而，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王存善除了雅好围棋、并辑录围棋书谱之外，他的正式身分是清朝的官员，并被盛宣怀保举至道员（正四品），具备了知州领郡的资格；而且他出身于一个“世有藏书”的书香门第，颇有家学渊源。

　　据李玉安、陈传艺《中国藏书家词典》1989 版，王存善字子展，今浙江杭州人。早年随父至广东，光绪中署知南海，官虎门同知，并管理广州税局。与梁鼎芬、杨锐等关系密切。1900 年迁居上海，因善于理财而受盛宣怀赏识，主持招商局并担任汉冶公司董事，擢保道员。其家世有藏书。1911 年编有《知悔斋存书总目》。辛亥革命后，又出巨资购得众多流散的图书，殿本、明本、抄校本数百种。1914 年又编《知悔斋检书续目》，藏书共达20 余万卷。古本精椠亦多，如宋刻明印本《圣宋文集》、卢文弨（音超）校本《宝剑丛编》、钱泰吉校本《苏子美集》，均为镇库书。他亦喜校书，主要有《南朝史精语》、《辑雅堂诗话》等。辛亥革命前后，藏书有所流散。子王克敏，字叔鲁，于1917 年继承藏书，并购新书益多。惜王克敏无心经营，投靠汪精卫，任伪要职。1927 年后，藏书一部分被北伐军充公；在杭州所藏，拨交给浙江省立图书馆，达432箱，50,615册。

　　已故围棋文史家赵之云曾经撰文，称王存善早年探访过海宁施定庵的故居，访问周围高年邻里，并看见施宅尚保存棋谱十六册，其中对子、受子纪录不下千局。后来，由于多年时局动荡不定（鸦片战争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两江之地屡遭摧残），当王存善再次到海宁查访时，发现所有棋谱已荡然无存。这一重大损失令他扼腕不已，深深感到妥善保存资料的重要意义，这可能是促使他有志于编印棋谱的原因之一。

　　光绪二十三年（1895 年），王存善在广东刻印了《寄青霞馆弈选》正编八册，计五百三十余局，这在当时已是收集相当全面的棋谱。此后，鲍鼎又支援王存善一批资料，使他有条件继续刻成《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八册。全书共采摭清代棋谱四十余种，合计清代对局848 局，黄龙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拟谱76 局，日本、琉球古棋37 局，并附有谭其文所撰“弈选诸家小传”。被当时公认为是集清代棋手对局大成的代表作。《寄青霞馆弈选》及《续编》印数多，刻板精致，流传较广，它的出版，使古代围棋爱好者开扩了眼界。直到今天，《寄青霞馆弈选》及《续编》仍是全面了解清代围棋的重要书籍之一。

两书俱成于光绪丁酉间的可能性分析

　　王存善在正编刻印之际，写了一篇序言，交代了编印棋谱的缘起，该文作于“光绪乙未正月”。乙未年是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待到正编基本刻成，校者谭其文写了一篇跋文，谈到了成书之后的感想，该跋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八月”。

　　以上两个时间，都跟正编成书的时点有所关联。因为两个时间有先有后，间隔两年零七个月，依常理来看，并且考虑到古代刻印书籍相当费工费时，正编的成书当为跋文款识的“丁酉八月”。反过来说，如果以王序的“乙未正月”为成书时间，则书后跋文中出现的“丁酉八月”，显然就难以解释了。当然，正编成书的时间略后于丁酉八月，也是很有可能的。

　　正编之后，王存善又有雕刻《续编》的大动作。在筹备后者的过程中，他收到了鲍鼎支援他的一批材料。这个事件在鲍鼎的《蜗簃遗札》中有明确的记载。

　　《续编》第一册刻有牌记，十分清楚，曰“光绪二十三年岁在丁酉刻于广州”。后来的研究者大都以这个时间为《续编》的刻印时间。这固然是一种习惯性做法，无可厚非，然而，具体到这部丛书中，这个时间却是很成疑问的。原因就在于，正编成于丁酉年八月，《续编》也成于丁酉年，由于两者有先有后，则两部丛书最大的时间间隔，也不过区区四个月。因为八月之后，再过四个月，就不再是丁酉年了。两套大部头，其成书时间竟然如此接近，实在有些匪夷所思。这样短的时间，即便另起炉灶，招募来新的工匠，也很难在数月之间，便将《续编》的刻印工序全部完成。更何况，《续编》的篇幅与正编相同，都是八卷册。收录的棋局虽然比正编略少，但也接近五百局。在那时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下，要想一蹴而就，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一谈古代的雕版工艺。雕版，就是在木质的板材上，用刻刀雕出图案，以备刷印。这个工序极其精细，也极其耗时。何况一张棋谱，手数往往有二百手左右。每个黑白子中，除去四个座子是事先摆放，上面没有手数外，其余的都要在中间刻上手数。手数从一而逾二百不等，都要在小小的棋子内予以体现。这个难度，又远大于纯文字的雕刻。是以一部八卷册的棋谱，决不能依靠短时间、高强度的赶工来突击完成。

　　雕刻围棋谱的极其精细，不仅使雕版的难度加大，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这就是增大了出错的概率。而且古人习惯于用一张谱来表示一盘棋，黑白子非常密集，使得难度进一步加大了。那么，出了错，古人会怎么办呢？校对。于是，正编完成雕版后，又有南丰谭其文、无锡徐文渊为之校对。校对的精细与否，往往决定了一部书的精良程度。在校对之后，发现了错误，要想办法修正。即在原来的板上，剜去谬误的地方，用木补足，再行雕刻。在保证了板的正确无误的情况下，才可能大规模刷印。校对，是关乎书谱品质的一个如此精细的工序，显然也要耗费相当时间。

　　那么，古代雕版印刷一整套工序下来，要耗用多少时间呢？从正编的两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可以推知一二。自序时间——光绪乙未正月，应是王存善起意雕刻正编的时间，或是正编的各项准备——如雕版工人、刷印团队，负责校对的人选——皆已就绪，即行开雕的时间。谭其文负责校对。在改正了谬误，确定了板的无误之后，谭其文回顾以前种种辛劳，写作了正编的跋文，表示雕印工作的完成。这一时间可确认为书成的时间。前后两个时间点相差乙未年十一个月，丙申年十二个月，丁酉年八个月，总计三十一个月份，时间跨度两年有半。

　　两年半的时间，制成一部八卷册、近千页的丛书，应当是比较合理的。由于正编与续编的篇幅、卷帙相差不多，如果以正编的人手来继续《续编》的雕印，则所用时间应当不会相差太多。考虑到第一次从事棋谱刻印，雕印团队有适应、协作的调整时间，而第二次从事类似的工作，刻版工人等生产经验的增加，会带来整个工期的缩短，则《续编》所耗用的全部时间，不必同于正编，但也不应少于一年半载。这样来看，《续编》的牌记“光绪二十三年岁在丁酉刻于广州”，其时间点的解释就不外乎以下几种可能：一，二十三年是《续编》第一册开雕的时间，全部成书，则要等到一年甚至两年之后。这样设定，比较容易解释得通。

　　二，二十三年是完工时间，则刻成《续编》的团队，必不能是雕印正编的同批人马，而是王存善另起炉灶，在二十三年之前，也即正编还在雕印工序之时便已开雕。

　　从王存善的财力上讲，不是没有同时开雕这个可能。然而，这会带来一个校对的难题。两部书收录的都是棋谱，如何保证正编的棋谱，不会重复收入到《续编》之中？更何况，在两部书之间，王存善还收到过鲍鼎的一批资料，用来充实《续编》的内容。这个时间差也是需要注意的。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即《续编》的成书时间是牌记所题“光绪二十三年”的后一年或两年。

　　《寄青霞馆弈选》正续编的刻印时间，揭示了古籍整理时要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即如何确定一部古书确切的成书时间。如果没有其他资料的佐证，仅从书的本身来确认，如书的用纸、装帧特点，序文以及跋文的时间，包括牌记等等，能不能靠得住呢？正编幸而标注了序跋的确切时间，而且两个时点不一致，从事理上固然比较容易推断成书时间，但毕竟是后人的推断，事实是不是如此，今天难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另外，初刻和复刻的书，在内文方面是一模一样的。此时，如果复刻者不作特别的说明，那么除了页面清晰与否的判断标准，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来判定成书时间先后呢？想要得出恰如其分、有理有据的结论，应当说，并不容易。

《续编》牌记

刊于《国学周刊》第54期第9版（2014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