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整理者按：

王贞平先生，1951年生，四川江津人，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文史大家王利器先生公子，赴美后师从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现执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任日本关西大学COE客座教授。主攻唐代外交制度史、对外经济贸易史、中日关系史。

王贞平《多极亚洲中的唐代帝国》2016年7月4日，王贞平先生在南京大学做题为“多极亚洲中的唐帝国”的演讲，由张伯伟教授主持，童岭副教授评议。本次演讲与王贞平先生2013年底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英文著作《多极亚洲中的唐代中国：外交与战争的历史》相关，讨论的主要范围是唐朝与主要四邻国家在和平与战争时的关系，这些国家包括东北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北方及西北方的突厥、回鹘；西南方的吐蕃和南方的南诏国。本文根据王贞平先生演讲以及童岭副教授评议的录音整理。一、 隋唐亚洲的“多极”与“霸权”

亚洲国际政治的多极性及相互相关性是本次讨论的主要观点。这里最关键的概念就是“多极性”，“多极”一词并不是我所发明，但长期以来，历史学者、国际政治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解释，这就提醒我们在使用一个概念的时候，首先要对它有一个尽量准确的界定。我所谓的“多极性”是指这样一种国际环境：数个国家为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而互相竞争，它们有时为对付第三国而结成同盟，有时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自行其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永远独霸国际政治舞台。因为实力在这些国家中的分布呈现出分散及不均匀的状态。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且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我认为：在6世纪到7世纪的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多极的世界。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基本的史料可以作为证据：隋末存在着多股企图推翻隋廷，建立新王朝的地方势力。李渊及其追随者只是其中的一股势力。北方的突厥是草原霸主，也是中原各种割据势力的太上皇。中原割据的势力纷纷向突厥称臣，并接受突厥头衔，李渊也不例外。不只是唐王朝建立之前，在建立之初也是如此，当时的唐王朝忙于铲除中原的多股割据势力，没有时间精力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事务，所以当时的亚洲维持着一种多极的状态。

李世民在628年铲除了西北的最后一股割据势力，并于630年灭东突厥，唐王朝在亚洲的影响力大增。西北游牧民族首领尊李世民为“天可汗”（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传赞》：“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为天可汗。”）。许多国家向唐廷定期遣使贡方物，建立了“君臣”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唐王朝在此时建立起了在亚洲的霸权。但是我认为，对这种君臣关系的实质应该再做思考，唐太宗与周边国家君臣关系的确立，是否意味着唐帝国取得了亚洲的霸权地位？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这种君臣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唐王朝的官方史料对“中国中心论”的观念多有回护，不难理解的是，这类记载并不可靠，而域外汉籍则显得尤为重要。所谓的朝贡关系更像是一种顶层设计，外国君主虽然在表面上臣服唐朝皇帝，但是在实际上经常设法操纵这种君臣关系，他们力图在中国设置的世界格局之外，为自己寻找符合自己利益的空间。事实上，无论是唐朝皇帝还是外国君主在这个过程中都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朝贡”使团来华主要是为了从中国获取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以实现政治自保、经济自强，而中国皇帝则在礼仪的层面上满足了君临天下的虚荣心，双方达成了某种利益的交汇，我认为，这正是朝贡体系历久不衰的原因。

亚洲的“多极化”趋势是亚洲各国本土文化逐渐发展，在与中国的接触中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之后，自身体制逐渐完善的必然结果。通过为数不多的考古材料，我认为位于唐朝东北方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和位于西南方的南诏均已发展成为以农业、半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政治体制较为健全、稳定的国家。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与唐王朝交往的方式。此外，它们相互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与隋唐之前相比，此时的亚洲地缘政治环境已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多样化。

因此，隋唐时代亚洲国际关系的特点不是唐王朝的霸权，而是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自620到750年间（从突厥被灭到安禄山之乱），唐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因此在与四邻的关系中经常处于优势，但这并非是一个不变的趋势。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亚洲的其他国家，不难看到他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始终三心二意，即便在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唐廷也无法完全控制他们。随着8世纪中叶唐廷实力的下降，一些亚洲国家开始公开与唐廷竞争、对抗，我认为回鹘介入唐王朝的政治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尽管如此，唐王朝和它的四邻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唐廷需要盟友和外部军事援助以应付国内外的挑战，四邻国家也愿意通过与唐王朝的交往获得文化、经济利益。唐廷和四邻国家都认识到，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与对方建立富有积极意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双方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因此这种关系不是“零和”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显著特征就是“多极性”。

二、 古代亚洲世界的“软实力”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一个多极的亚洲世界里，相关国家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以实现本国的目标？（这一问题可参考王贞平《多元利益交叉时空中的唐代对外关系》一文，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谈到国家的实力，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硬实力”（军事力量）和“软实力”之分。我在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定义之上做了相应的修正：“软实力”是一种能力，是指在国际关系中运用非暴力手段引导出双方或各方均能满意的结果。弱小国家正因为缺乏足够的“硬实力”与大国抗衡，所以特别依赖自身的“软实力”与大国周旋，以实现自己的国际战略目标。

向大国表示政治效忠是古代亚洲弱小国家运用自身“软实力”的主要方式，其实不仅仅是亚洲小国在表面上承认中国皇帝的天子地位，李渊也曾经采用这种方式向突厥表示效忠，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关于这一问题，王贞平在《唐高祖、太宗两朝外交思想初探——以“德”“义”为中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载《唐史论丛》第十三辑，2011年）。向大国表示政治效忠对弱小国家来说是一种“低风险”的行为，因为这种“政治效忠”多半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弱小国家对此付出的代价并不高。与此同时，弱小国家要避免与大国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大国表示政治效忠。这样不仅能避免冲突，弱小国家还能从大国获取可观的军事援助以及文化、经济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的效果。唐与新罗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最好实例，“宗主国”提高了地位和声望，而“朝贡国”则获得了保护、援助和物质奖赏。新罗本是朝鲜半岛三国中最为弱小的一个，但是在7世纪，新罗与唐建立了君臣关系，极力拉近与唐廷的距离，并设法使唐廷相信新罗是可以信赖的盟友。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新罗的真德女王曾写下一首《太平颂》并且绣在丝织品上，为唐高宗歌功颂德（《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卷《新罗》：“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济，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织锦为颂以献，曰：‘巨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兴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治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润万时康。幡旗既赫赫，钲鼓何锽锽。外夷违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遐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耀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而唐王朝也希望重新实现像汉代那样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唐王朝最终帮助新罗在660年灭百济，668年灭高句丽，为新罗最终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成书于十二世纪，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卷十二《新罗本纪第十二》是一段很精彩的史料，在这里为大家引用一下：“（新罗）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继不绝。常遣弟子，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仪之邦。由凭王师之威灵，平白济、高句丽，取其地郡县之，可谓盛矣。”这段史料是面对强大的唐王朝，新罗巧妙地运用了自身的“软实力”达到自己目的的生动记载。

另一种弱小国家运用软实力的例子是“多重政治忠诚”，即古代亚洲弱小国家向不同的大国同时或先后表示政治效忠。这些小国地处两个或几个区域性强权国家之间，不得不设法对自身威胁最大国家的实力加以限制、平衡，以求自保。其做法是，有时与一个强权结盟，以抗衡另一个强权的威胁，并随时视情况而调整、改变自己的立场。地处今云南的南诏国就是一例。650至710年间唐廷和吐蕃都试图向云南扩张。在这场角逐中，云南当地的六个主要部落多倒向吐蕃一边。唯一的例外是南诏，南诏是六个主要部落中实力最弱的，但其历代君长一直坚决支持唐廷。712年，南诏多年的“政治效忠”终于有了回报，当年唐廷授予第四位南诏王“台登郡王”称号，公开表示支持南诏。在唐廷的默许及支持下，南诏一一吞并了云南其他部落，于735年建立了南诏国。但不久两国就反目成仇。原因是以今云南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国欲向云南东部地区扩张，而这个地区的一部分当时已在唐廷的控制之下。两国之间随即爆发了武装冲突。为防唐廷的报复，南诏王在751年倒向吐蕃寻求保护。第二年，他接受了吐蕃称号“赞普钟”（意为“统治者”），自认南诏为吐蕃东部的一部分，自称“东帝”，并改唐王朝所订的国号“南诏国”为“大蒙”（《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卷《南诏上》：“开元末……天子诏赐皮罗阁为‘归义’。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归义已并群蛮，遂破吐蕃，寖骄大。入朝，天子亦为加礼。又以破渳蛮功，驰遣中人册为云南王，赐锦袍、金钿带七事……（阁罗凤）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

王贞平《长生不老岛来的使者》

唐王朝也当然拥有相当可观的“软实力”。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发达的政治、法律及行政制度，繁荣的经济、文化以及基于这之上的统治阶级奢华的生活方式。唐廷运用自身“软实力”的方式之一，是极力在外国统治阶层的成员之中培养对唐文化、生活方式的仰慕，以期达到从文化熏陶入手，最终达到在政治上亲近、认同唐廷的目的。唐廷的“软实力”对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及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性的影响，一些当代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唐文化的“世界性”，认为在当时，亚洲形成了一个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圈”。

这一观点固然具有很多合理性，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略各国文化的个性。外国君主仰慕、引进、消费唐文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国际政治中也服从于唐廷，或在国际关系中无条件地支持唐廷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目标。引进唐文化，模仿唐制度只是外国君主提升本国文化水平，构建国内体制的手段，与他们对唐廷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唐廷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简称“权力中心论”（王贞平在《“权力中心论”与“多元开放网络”——古代亚洲国际格局的在思考》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讨论，载《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唐廷一直以此为“软实力”的一部分，去影响外国君主的对唐立场。饶有兴味的是，外国君主在借鉴了“权力中心论”的观念之后，并未接受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而是强化了自身固有的政治意识，使以自身为中心的“权力中心论”在文字表达上更为明确、系统化。这表明，“权力中心论”并不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而是外国君主自身政治意识的一部分。他们在试图完成国内政治统一的进程中，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权力中心论”。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亚洲多极性的特征十分重要。以日本列岛为例，西汉时日本列岛曾有一百多个小国并立；但时至东汉，其数目便减至三十几个。这一数字的变化表明：日本列岛正经历着武力兼并、建立早期国家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各部落集团首领萌发了以自身为基轴的“权力中心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时至5世纪前后，大和（倭）朝廷努力建立中央极权制度，所依据的也是同一理念。在埼玉县和熊本县出土的大刀上有“大王”“治天下”等字样的铭文就反映了这一情形。而高句丽也有类似的例子：高句丽在广开土王（391—412年在位）时进入扩张领土的全盛时期。此后高句丽长寿王（413—491年在位）于414年在今吉林省集安为广开土王建造了“好太王碑”。碑文称高句丽王为“太王”“天帝之子”，还使用了诸如“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王恩普覆”“天下四方”等语句以彰显高句丽自身的政治中心观。

一些东北亚国家还发展出自己的“小帝国”观念。新罗视日本和渤海为自己的“臣属”国。虽然在这些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日本则视高句丽、百济、新罗为“外蕃”，中国为“远蕃”。亚洲国家自身的“权力中心论”深刻地影响了它们的国际行为，特别是与唐王朝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多极化”亚洲政治现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国际事务中，它们不公开在言辞上挑战唐王朝的霸主地位。但也不盲从唐廷，不会执行对自身利益有害的唐廷指令。它们在主动接触唐廷时，主要是满足自身国内政治或对外关系的需要，而不是单纯地向唐廷“称臣纳贡”。这表明，一方面唐王朝力图运用自身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为“软实力”去影响周边国家的对唐政策。另一方面，周边国家以借鉴中国某些政治观念为手段，强化了自身固有的“权利中心论”，并以此来抗衡唐王朝的“中国中心论”。可见，四邻国家与唐廷之间的文化交流或政治制度借鉴其实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政治过程。

三、 评议：西方隋唐史与王贞平先生的贡献

王贞平先生一口气演讲了近2小时，侃侃而谈，诲人不倦。主持人张伯伟教授提到，在两天前的“东亚汉籍研究的学术意义”国际工作坊上，王先生的发言，同样也给当时的国内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早年张伯伟教授在撰写《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时，还通过程千帆先生收到过王利器先生一封论学信函，因此，王贞平先生与南京大学可谓有多层学缘。

此后，由评议人童岭副教授作评议，童岭提到：王先生是我的学术前辈，所以今天我的发言不该叫评议，应该是学习。我今天就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学习体会：第一是从西方唐史的脉络上来看王先生的《多极亚洲中的唐代中国》，另外就是谈谈王先生今天反复提到的“中心”理念，可以分为“权力中心论”和传统“中国中心论”，第三是谈谈王先生书里非常精彩的细节。

推源溯流的话，王先生是王利器先生的公子，对传统的考据非常重视，虽然今天王先生在讲座中没有具体提到，但他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非常严密的考证基础之上。另外王先生在普林斯顿师承北美的三大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刘子健（James T.C. Liu）和牟复礼（Frederick Mote），另外为王先生第一本书写推荐的柯嘉健（Martin Collcutt）先生是哈佛大学研究日本五山禅宗的大家，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先生书中对日本史料非常娴熟的运用。西方关于唐史的研究比较重要的奠基人奠基作有：50年代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蒲立本《安禄山叛乱背景》。Lewis《中国的世界性帝国》

进入新世纪后，如Skaff的Sui 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唐帝国和它的突厥蒙古系的邻居》）和Lewis的Chinas Cosmopoliton Empire（《中国的世界性帝国》），这两部书正好是在2012年出版，也是谈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另外Drompp的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是稍早一些的谈论唐帝国与回鹘的著作。

第二是王先生这次谈到的“多极”这个概念给我的启发也非常多。刚才王先生谈到了南诏，他的著作在这一章用了“Rearing a Tiger in the Backy_{ard： China and the Nanzhao Kingdom”这个标题，意为“在后院圈养了一只老虎”，王先生的书虽然是史学著作，但是仅仅看标题就非常漂亮。王先生刚也谈了“软实力”的概念，我觉得这恰恰和主持人张伯伟老师谈我们今后中国学术的这句话非常匹合，也就是我们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王先生的理念既不孤立于小约瑟夫·奈的概念，但又自成体系，给我的启发非常大。}

第三是王先生书中的细节考证。举个例子，对于“大唐”这个概念，王先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在中古时代，日本运用这个概念其实不是“中国中心”，而是“权力中心”，日本虽然也用汉字书写“大唐”，但是在训读的时候用的却是“もろこし”，这本是中国南方一个地区的称谓，也就是说，日本通过对“大唐”的训读消解了“中国中心论”。这种对细节的解释能力让我想起了王利器先生的《郑康成年谱》，实在是精彩。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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