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是名列正史的人物，于《明史》有传，但《明史》编者不把他列入文苑传，而是作为政治人物与李管合传。按万历十九年时神宗皇帝借天文现象敕令群臣反省修德，又下诏斥责言官无一喙之忠。时任南京礼部主事的汤显祖从邸报中看到上谕，随即上《论辅臣科臣疏》，以官场、科场各种腐败为切入点，矛头直指首辅申时行并涉及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引起最高统治阶层的愤怒。神宗谕示内阁说：汤显祖以南都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国事攻击元辅。本当重究，姑从轻处了。汤氏随即被降徐闻县典史。而李管是在万历二十年因表奏申时行十条罪状，兼弹王锡爵，也遭削籍处分。作为史家的互见笔法，《明史艺文志》著录了汤显祖的《玉茗堂文集》。此外，《文苑传序》有云：

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

《明史》这项记载中所说亦各争鸣一时流于含混，实际上汤显祖的文学活动时间主要在万历年间，那时李梦阳、何景明等已逝去，李攀龙也已辞世。

汤显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嘉靖朝历时45年，继之建立的隆庆朝只历时6年，汤显祖在隆庆五年即他二十一岁时考中举人。次年又改朝换代进入万历时期，是年他22岁。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中了进士。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去世。汤显祖一生的主要政治、学术和创作活动都在万历时期。

汤显祖两岁那年，在成化、弘治文坛荣光一时的前七子（以李梦阳和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都已去世。汤显祖二十岁那年，后七子首领人物李攀龙去世。前后七子都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主体主张，也以此为主体号召。前人谓之复古，今人称之为复古运动。

前七子主要活动在成化、弘治年间。到了嘉靖中期，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后七子继之而起，把复古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个运动持续约百年之久，影响很大。《明史李梦阳传》中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古人推崇秦汉古文和盛唐诗歌，主要注重在它们格调高蹈，而又气韵沉郁。就明代前后七子共十四人这一范围而论，他们的创作实践并不一致，乃至在具体主张上有所抵牾。但他们的领袖人物中的李梦阳的复古实践，明显具有模拟倾向，缺乏创造性。李攀龙的诗文也有追求形式模拟之弊，王世贞称赞李攀龙作品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之前，实际上正是弊端的呈现。王世贞论诗文原与前七子有一脉相承处，而在后七子中他较李攀龙年轻十二岁，李攀龙殁后，他还生活了二十年，俨然以盟主自居。但他晚年在主张和实践上都有所变化。这时，公安三袁崛起，并已开始对前后七子模仿习气和复古主张的批判了。

公安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都是湖北公安人，世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是中坚人物，他标举性灵说，批评复古派。江盈科《敝箧集叙》中记袁宏道曾有云：

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雎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而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

袁宏道的文学主张实也受到李贽的影响。李贽的著名文章《童心说》有云：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太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并非愈古愈好，文学在变化和发展中不断地改换形式和出现好作品。他还把小说和戏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厢记》和《水浒传》同列入古今至文。李贽在《童心说》里还对道学大加攻击，甚至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在当时的条件下，童心说无疑起了反复古及反道学的积极作用。

汤显祖在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后来更抨击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当下学界大都认为，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对宋诗、元诗弊病和明代台阁体的反拨诸方面也自有其历史意义，但他们在言论上表现出来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上表现出来的模拟倾向，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复古派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复古派相抗衡。

如果把汤显祖的文学主张的特点与李贽、公安派的艺术主张联系在一起考察，或许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受了王阳明心学的影响，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主观唯心主义（区别于朱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而言），实际上是要求绝大地高扬人的超越精神，同时也就要求绝大地高扬人的自我意识，而文艺作品尤贵主体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创作与心学哲理最易合拍。关于这个命题，进入21世纪后的研究界越来越关注，研究业绩渐多，也就渐趋深入了。

王阳明心学可上溯到南宋陆九渊的明心之学，它是宋代理学中的一个派别。宋代理学本是正统儒学派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岀现过多种名称，由于理学人物也注重万物的天赋和禀受也就是性和命的研究，宋元时人也称之为性命之学。清人又称宋代理学为性理之学。元人编《宋史》，设置《道学传》，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等理学大儒都入传，于是道学一语在明代大行，实际上就是指理学。汤显祖曾有强烈的道学向往，并有这方面的文字实践。他与王阳明之间也有传统所谓的师承渊源，因为他13岁时曾拜罗汝芳为师，罗汝芳是王艮的再传弟子，王艮则为王阳明的门生。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书中没有汤显祖的位置。黄氏同时代人王夫之是极力推崇汤显祖的，他在《姜斋诗话》中诋李贽以佞舌惑天下，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钟惺、谭元春等人方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还抨击茅坤、唐顺之等人论古文之陋，乃至说有八大家文抄而后无文，而被他推重、赞扬的人中，汤显祖几乎什么都好，绝句好、书法好、经义好、长行文字好、艳诗也好。推重的核心则是灵警、脱俗、亭亭独立，甚至又说：非此字不足以尽此意，则不避其险。用此字已足尽此义，则不厌其熟。言必曲畅而伸，则长言而非有余。意可约略而传，则芟繁从简而非不足。如此评论，也可称无微不至。

黄宗羲和王夫之是被晩近以来学界看重的几乎齐名的人物。黄宗羲于理学宗北宋二程，王夫之则以程、朱为堂奥，尝力排王阳明心学。在黄、王二氏眼里，汤显祖或许不属理学人物，而是文坛巨子。

上文提及，《明史》把汤显祖看做政治人物，不入《文苑传》，也不入《儒林传》。这样的人物定位虽非完全离开事实，却正属片面安排。

从现知文献资料，人们知道，在汤显祖撰写戏曲传奇作品之际，就有人说他过耽绮语，而以大道相属，见之于他的《答罗匡湖》书信和《负负吟》诗序。汤显祖去世后不久，就有更多关于他因写戏曲传奇而受师友规劝，他却并不领情的传闻。冯梦龙《古今谭概》中说：张洪阳相公见《玉茗堂四记》，谓汤义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讲学？汤曰：此正吾讲学。公所讲是性，吾所讲是情。张洪阳即张位，与汤显祖有师生之谊。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则记张位对汤显祖说：而逗漏于碧簘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世称士子为青衿，青青子衿语出《诗经》。这颇合张位曾任国子监司业的身份，汤显祖游学国子监时，与张位有师生之谊。看来这个传闻流播甚广，即使是由实事渲染而成，也并不构成汤显祖不是理学人物的根据，只能说明汤显祖全部著作中存在着深刻矛盾。从他的那些涉及理学内容的文字看来，他并不一般地歧视讲性（即讲理），他在尊重正统理学的前提下，对宋代理学的大师式人物有所亲疏，大致亲二程而疏朱熹，这也不失他作为王学系统人物的本色。

现代学者大抵认为，理学包含哲学和伦理纲常两大部分，理学家的主要任务实是用他们的哲学义理论证伦理纲常，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但这是就整体而言，作为个别的理学人物，在具体议题和观点上时有差异。从汤显祖的若干文章看来，作为理学人物的他还是要维护当时社会的人伦秩序、道德规范，但他在《牡丹亭》中宣扬的至情却是对此类秩序和规范的冲击。不妨说，这就是深刻矛盾。王阳明心学张扬主体精神和维护世道纲常这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但作为心学接受者的个体人，却可以在这二者的制约中有个别、局部的挣脱和突破。

与汤显祖曾有交往的李贽，被汤氏称为畸人，他实是正统儒学的异端。正史中把汉代卓文君改嫁司马相如称为失身，李贽却说是获身。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写《卓文君》话剧，呼唤个性解放，尊卓文君是叛逆的女性。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也堪称封建社会叛逆女性的艺术形象。

清初戏曲家李渔《闲情偶寄》中说：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俱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尺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对李渔此论，学人尝评为偏执。李渔卒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至今三百三十多年。李渔在文中发问道：况后代乎？可称预言。是的，后代学者可以把汤显祖作为理学人物来研究，但就后代普遍接受与影响情状而言，汤显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了无疑义。由于他与莎士比亚同年逝世，在世界范围内，他的名声也就与莎翁并驾齐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