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的重要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苏李的时代更不会产生在枚乘的时代最早的五言诗民歌与民谣《古诗十九首》等两篇伟大的五言叙事诗：《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蔡邕、郦炎、孔融等乐府古辞相和歌辞《汉铙歌》

一

五言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个大进步。《诗经》中的诗歌，大体是四言的。《楚辞》及楚歌，则为不规则的词句。楚歌往往陷于粗率。而四言为句，又过于短促，也未能尽韵律的抑扬。又其末流乃成了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等等的道德训言。五言诗乘了这个时机，脱颖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诗，代替了楚歌，而成为诗坛上的正宗歌体。自屈原、宋玉之后，大诗人久不产生。五言诗体一出现，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诸大时代。曹操、曹植、陶潜诸大诗人便也陆续地产生了。诗思消歇的汉赋时代遂告终止。

五言诗产生在什么时候呢？钟嵘《诗品》托始于李陵。萧统的《文选》也以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几篇为李陵之作。徐陵选《玉台新咏》则以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诸作为枚乘之诗。如果枚乘、李陵之时，五言诗的体格已经是那么完美了，则他们的起源自当更远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诗是当与汉初的《楚辞》及楚歌同时并存的。然而，在汉初，我们却只见有大风起兮云飞扬、诸吕用事兮刘氏微、力拔山兮气盖世，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即在武帝之时，也只有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东方朔歌），凤兮凤兮归故乡（司马相如歌），秋风起兮白云飞（武帝《秋风辞》）；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那么，枚乘、李陵的良时不再至、西北有高楼等的至完至美的五言诗，难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诫》、穆罕默德的《可兰经》似的从天上落下，由上帝给予的吗？像这样的奇迹，是文学史上所不许有的。

我们且看，主持着李陵、枚乘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有提出什么重要证据来没有。

钟嵘、萧统皆以李陵为五言之祖。然钟嵘他自己已是游移其词：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选》，先录《古诗十九首》，题曰古诗，并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钟嵘尝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诗十九首》中。钟氏既疑其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萧统却反列于李陵之上。可见这两位文艺批评家对于这些古作的时代与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满肚子抱了疑问的。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此语最可注意。《汉书？艺文志》选录歌诗，最为详尽，自高祖歌诗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无不毕录。假如李陵有如许的佳作，《艺文志》的编者是决不会不记录下来的。又《汉书》传记中，所录诗赋散文，至为繁富。李陵传中，亦自有其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是苏武还汉时，李陵置酒贺武，与武诀别之诗。所谓李陵别苏武诗，盖即此诗而已。别无所谓良时不再至诸作也。这诗乃是当时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当时的情绪与气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这三首别诗，诚极缠绵悱恻之至，然岂是李陵别苏武之诗！又岂是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泣下数行，遂与武决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艺文类聚》中，又有李陵的《录别诗》八首，有鸟西南飞、烁烁三星列等，则更为不足信了。

苏武亦传有结发为夫妻、黄鹄一远别诸诗，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诗之上。像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诚是一篇悲婉至极的名作，却奈不能和苏武这一个人名联合在一处何！又有武《答李陵诗》一道，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别李陵诗》一首，见《初学记》。则更为显然的伪托。

为什么钟、萧诸人定要将这些绝妙好词抬高了三个多世纪而与李陵、苏武发生了关系呢？可能的解释是：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沦没，衣冠之家不东迁则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苏、李的境况，常是他们所亲历的。所以他们对于苏、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于这样的同情，六朝人士便于有意无意之中，为苏、李制造了，附加了许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便是这样动机伪作出来的。将许多无主名的古诗黏上了苏、李的名字，其动机当也是这样的。

至于五言诗始于枚乘之说，则连钟嵘、萧统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一说，较之始于苏、李的一说为更无根据，更无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他以《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为枚乘作，更加了《兰若生春阳》一首。大约硬派这九首古诗于枚乘名下的，当是相沿的流说，未必始于徐陵。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已说起：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徐陵好奇过甚，以此或称，径见之著录了。

总之，五言诗发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说，是绝无根据的。在六朝以前没有人以五言诗为始自景、武之世，也没有一首五言诗是可以确证其为景、武之世之所作。虞美人答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歌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见《史记正义》）以及卓文君给司马相如与之决绝的《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见《西京杂记》）固与苏、李、枚乘同为不可靠的。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敛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作于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时者，刘勰且以为疑，《文选》李善注也以为古词。则西汉之时，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诗，实是不可知的。颜延之《庭诰》说：李陵众什，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苏东坡答刘沔书说：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诗，有江汉之语，而萧统不悟。（《通考》引）洪迈《容斋随笔》说：《文选》李陵、苏武诗，东坡云后人所拟。余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盈，惠帝讳。汉法触讳有罪，不应陵敢用。东坡之言可信也。顾炎武《日知录》说：李陵诗，独有盈觞酒，枚乘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又《文选旁证》引翁方纲说：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河梁之事。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则此日月弦望为虚辞矣。翁氏又说：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也说：七言至汉，而《大风》、《瓠子》，见于帝制；《柏梁》联句，一时称盛。而五言靡闻。其载于班史者，唯邪径败良田童谣，见于成帝之世耳。要之，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由此可知以《古诗十九首》等无主名的五言诗为枚乘、苏、李所作，是有了种种的实证，知其为无稽的；固不仅仅以其违背于文学发展的规律而已。

那么五言诗，应该始于何时呢？五言诗的发生，是有了什么样的来历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诗，是《汉书？五行志》所载的汉成帝时代的童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
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及班固的《咏史诗》：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这些五言诗，都是很幼稚的。可见其离草创的时代还未远。又《汉书》载永始、元延间（公元前16前9年）《尹赏歌》：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后汉书》载光武时（公元2555年）《凉州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后汉书》又载童谣歌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崔氏家传》载崔瑗为汲令，开沟造稻田，蒲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锡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溉灌，决渠作甘雨。常璩《华阳国志》载太山吴资，孝顺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为巴郡太守，屡获丰年。人歌之云：习习晨风动，澍雨润禾苗。我后恤时务，我人以优饶。其后资迁去，人思之，又歌云：望远忽不见，惆怅当徘徊。恩泽实难志，悠悠心永怀。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五言诗的草创时代，当在离公元前32年（成帝建始元年）不远的时候。在这个草创时代，五言诗似尚在民间流传着，为民歌，为童谣，虽偶被史家所采取，却未为文人所认识。班固的《咏史》却是最早的一位引进五言诗于文坛的作家。同时的傅毅，虽有人曾以《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首，归属于他，而论者也往往以为疑。张衡的《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也与《咏史》一样，正足以见草创期的古拙僵直的气氛。直至东汉的季叶，蔡邕、秦嘉、孔融出来，五言诗方才开始了他的黄金时代。

二

五言诗之所以会发生于成帝时代的前后，似乎并不是偶然的事。在这个时候（公元前32年），中国与西域的沟通，正是络绎频繁之时。随了天马、苜蓿、葡萄等实物，而进到中国的，难保不有新声雅乐，文艺诗歌之类的东西。五言诗的发生，恰当于其时，或者不无关系吧。或至少是应了新声的呼唤而产生的。最初是崛起于民间的摇篮中。所谓无主名的许多古词、古诗，盖便是那许多时候的民间所产生的最好的诗歌，经由文人学士所润改而流传于世的。因为论者既不能确知其时代，又不能确知其作者，所以总以古词、古诗的混称概括之。其播之于乐府者则名之为乐府古辞。这些古诗、古词，气魄浑厚，情思真挚，风格直截，韵格朴质，无奥语，无隐文，无曲说，极自然流丽之至，刘彦和所谓：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文心雕龙》）在此都足以见其为新出于硎的民间的杰作。

在最早的那些古诗、古词里，有一部分是抒情诗，又有一部分是叙事诗。而这两方面都具有很好的成绩。抒情诗自当以《古诗十九首》为主。在这十九首之中，作者未必是一人，时代也未必是同时。内容亦不一致。有的是民间的恋歌，有的是游子思归之曲，有的是少年怀人之什，有的是厌世的旷达的歌声。或曾经过文人的不止一次的润饰，或竟有许多是拟作。钟嵘《诗品》，以为旧疑以为曹、王之作。或者这些诗，竟是到曹、王之时，才润饰到如此的完备之境的吧。在这十九首中，情歌便占了十首。或出之于自己的口气；或出于他人的代述。类多情意恳挚，措辞真率，不求乎工而自工，不求乎丽而自有其娇媚迷人之姿。我们看《诗经》的陈、郑、卫、齐诸风中的许多情诗，我们看流行于六朝时代的乐府曲子，如《子夜》、《读曲》之属，便知道这些情诗乃正是他们的真实的同类。其中最好的像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第二首《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第六首《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都是写得很娇婉动人的。而第八首《冉冉孤生竹》：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罗云云，颇使我们想起了希腊人的葡萄藤依附于橡树的常喻。第十八首《客从远方来》，则弹着另外的一个恋歌的调子：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除了这些情歌之外，便是一些很浅近坦率的由厌世而遁入享乐主义的歌声了；但也间有较为积极的愤慨的或*自励的作品。这种坦率的厌世的人生观，是民间所常蟠结着的。遇着世纪末更容易发生。《十九首》中自第三首《青青陵上柏》，第十一首《回车驾言迈》，第十三首《驱车上东门》以至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疏》，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都是如此的一个厌世调子。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便是其中一部分厌世的享乐主义者的共同的供语。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坦率的厌世主义者，便往往是只求刹那间的享用。又第四首《今日良宴会》，第七首《明月皎夜光》都是愤懑不平的调子。

于《十九首》外，更有好些抒情的古诗。这些古诗，其性质也甚为复杂，但大都可信其是民间的坦朴的作品。如《藁砧今何在》的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高田种小麦》的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都是极为淳朴可爱的。《采葵莫伤根》的两首古诗，更是最流行的格言式的歌谣，意义直截而浅显：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贪人还自贼。像《步出城东门》：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及《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等等，也都是很深刻、莹隽的诗篇。

民歌常因了易地之故，每有一首转变于各地，成为好几首的，也常袭用常唱常见的语句的。这在许多古诗、古词里都可以见到。又我们如果仔细地读了那许多古诗、古词，便知道她们虽或经过了好几次的文人的改作，或竟是文人的拟作，却终于扑灭不了民歌的那种淳朴的特色。民歌的天真自然的好处，往往是最不会丧失了去的；而一到了文人的笔下，也往往会变成更伟大的东西。失去了的乃是野陋，保存了的却都是她们的真实的美，且更加上了文士们的丰裕的辞囊。

三

五言的叙事诗，在这时候，并不发达。叙事诗的构成本比抒情诗为难。抒情诗可以脱口而出；叙事诗则非有本事，有意匠，有经营不可。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诗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二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而这两篇，却都是很伟大的作品；结构都很宏丽，内容也极动人，遣词也很隽妙。民间叙事诗，假定在那时已经发达的话，这两篇却决不是纯然出于民间的，至少也是几个杰出于民间的无名文人的大作，而经过了几个大诗人的润改的。这两篇大作便是：《悲愤诗》（相传为蔡琰作）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先说《悲愤诗》。

《悲愤诗》共有两篇，一篇是五言体，一篇是楚歌体，更有一篇《胡笳十八拍》，其体裁乃是这时所绝无仅有的类似以音乐为主的弹词体。这三篇的内容，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叙的都是蔡琰（文姬）的经历。由黄巾起义，她被掳北去起，而说到受诏归来，不忍与她的子女相别，却终于不得不回的苦楚为止。（琰为邕女，博学有才辩，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陈留董祀。）这三篇的结构也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全都是用蔡琰自述的口气写的；叙述的层次也完全相同。难道这三篇全都是蔡琰写作的吗？如此情调相同的东西，她为什么要同时写作了三篇呢？以同一样的恋爱的情绪，在千百种的幻形中写出，以同一样的人生观念，在千百个方式中写出，都是可能的；却从来不曾有过，以同一个故事，连布局结构都完全相同，乃用同一种叙事诗的体裁，在同一个作家的笔下，连续表现三篇之多的。《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卖唱的人的叙述，有如白发宫人弹说天宝遗事的样子，有如应伯爵盲了双目，以弹说西门故事为生的情形（应事见《续金瓶梅》）。难道这样的一种叙事诗竟会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笔下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问题的是后人的著作；且也显然可见其为《悲愤诗》的放大。此外，尚有两篇《悲愤诗》，到底哪一篇是蔡琰写的呢？楚歌体的一篇《嗟薄祜兮遭世患》比较写的简率些，五言体的《汉季失权柄》则比较的写得详尽些。《后汉书》谓：琰归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则此二章，五言体的与楚歌体的，皆是琰作的了。但所谓二章，未必便指的是不同体的二篇。或者原作本是楚歌体的；成后，乃再以当时流行的五言体重写一遍的吧？不过细读二诗，楚歌体的文字最浑朴，最简练，最着意于练句造语；一开头便自叹薄祜遭患，门户孤单，自身被执以北；以后便完全写她自己在北方的事。没有一句空言废话。确是最适合于琰悲愤的口吻。琰如果有诗的话，则这一首当然是她写的无疑。琰在学者的家门，古典的习气极重；当然极有采用了这个诗体的可能。至于五言体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先之以董卓的罪过，再之以胡兵的劫略，直至中段，才写到自己。且琰的父邕原在董卓的门下，终以卓党之故被杀。琰为了父故，似未便那么痛斥卓吧！诗中叙述胡兵掳略人民的事：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大似韦庄的《秦妇吟》。像这样的诗，虽用第一身的口气写之，实颇难信其为作者自身的经历。最有可能的，是时人见到了琰的《悲愤诗》，深感其遭遇，便以五言体重述了出来。后人分别不清，便也以此作当为琰之作的了。五言诗体到了这时，正到运用纯熟之境，作者们每想以这一种新成熟的新诗式，来试试新的文体，而五言体的《悲愤诗》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两大名作，便是他们的伟大的试作的结果吧。

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颇有许多意见与问题。但其为中国古代诗史上的一篇最宏伟的叙事诗，却没有一个人否认。此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归愚以为是古今第一首长诗。叙的是一个家庭中的悲剧。其著作的时代似较晚，当是五言诗的黄金期中的作品。序文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话，此诗也是汉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时人所著的了。然论者对此，异议尚多。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翻译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但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中国的叙事诗，并不是突然而起的。在汉人乐府中，已有了好些叙事诗，如《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等皆是。蔡琰的《悲愤诗》也在汉末出现。又魏黄初（约公元225年）间，左延年有《秦女休行》。在这个时代（公元196225年）的时候，写作叙事诗的风气确是很盛的。所以《孔雀东南飞》之出现于此时，并无足怪。五言诗在此时实已臻于抒情叙事，无施不可的黄金期了。

四

有主名的五言诗的早期作家，有蔡邕、秦嘉、郦炎诸人。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为五言诗中最隽妙者之一，然或以为系古词，非他所作。他的《翠鸟》一作，其情思便远没有《饮马长城窟行》那么隽美了：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仕郡上计，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当他为郡上计时，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他赠诗有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深情缱绻，颇足感人。然已离开民间歌谣的风格颇远。

郦炎（郦炎见《后汉书》卷二百十）的《见志诗》二首，其一：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赵壹（赵壹见同上）的《疾邪诗》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及执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以及孔融的《杂诗》：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都是以五言的新体来抒写他们的悲愤的。五言诗在此时，已占夺了四言诗及楚歌的地位，而成为文士阶级所常用的诗体了。五言诗到了这个时代，渐渐地离开民间而成为文人学士的所有物了。自成帝（公元前32年）至这时（公元219年）凡二百五十年，五言诗已由草创时代而到了她的黄金时代；已由民间而登上了文坛的重地了。

五

当五言诗在暗地里生长着的时候，其接近于音乐的诗篇，则发展而成为乐府。唯乐府不尽为五言的。《汉书》卷二十二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同书卷九十二又说：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又同书卷九十七上，说李夫人死，武帝思念不已，令方士齐人少翁招魂。武帝仿佛若有所遇，乃作诗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因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在这些记载中已可见所谓乐府，不外两端，首先是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其次，是自作新声，为新词作新谱。然自制之作，本未足与民间已有之乐曲争衡，而庙堂祭祀的诗颂虽谱以新声，却更不足以流传于当时。世俗所盛行者，总不过是所谓郑、卫之声而已。《汉书》卷二十二又说：是时（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然皇帝的一封诏书又怎能感化了多年的积习呢？所以乐府官尽管罢去，而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雅乐不要说不制，即制作了，也是万万抵抗不了俗曲的。已死的古乐怎敌得过生龙活虎的活人的歌曲。一时的提倡，更改革不了代代相传，社会爱好的民间乐府。所以《晋书？乐志》说：凡乐府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世荀勖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然而被于新声的调句与古辞已很有异同。有一部分，我们现在只能知其新词而忘其古辞，这是很可惜的。但有一部分，则古辞幸得保存。《唐书？乐志》说：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张永《元嘉技录》说：有吟叹四曲亦列于相和歌。又有大曲十五篇，分于诸调。惟《满歌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云。他们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特别是以平、清、瑟三调为周房中曲之遗声的一说。《晋书？乐志》的并汉世街陌谣讴一语最得其真相。我们一看那些古辞，便可知其实出于街陌，而非古代遗声。

大抵汉代的乐府古辞，可分为相和歌辞、舞曲歌辞及杂曲歌辞的三类。所谓杂曲歌辞，连《孔雀东南飞》亦在内，所包括的只是一个杂字而已。舞曲歌辞则大都为舞蹈之歌曲，文辞绝不可解者居大多数，我们现在所最要注意者唯相和歌辞及杂曲歌辞。

相和歌辞凡六类，又附一曲《满歌行》，据张永说是无可归类的。第一类相和曲，我颇疑心她们真是相和而唱的。《公无渡河》、《江南可采莲》以及《薤露歌》、《蒿里曲》都有相和相接而唱着的可能。《鸡鸣高树颠》、《乌生八九子》、《平陵东》也可和唱。唯《陌上桑》为第三人叙述的口气，不像相和之曲。然《陌上桑》全文都为纯美的五言诗体写成，与其他相和曲完全不同。或是误行混入的吧。第二类吟叹曲，今只有《王子乔》一曲，且还是魏、晋乐所奏，非是本辞。全文似为祝颂之辞，如令我圣朝应太平之类。第三类平调曲，今存者有《长歌行》三首，《君子行》一首，《猛虎行》一首，这几首都是五言的。《君子行》一首亦载《曹子建集》中。第四类清调曲，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文字较为简洁，似当为本辞。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燕门太守行》、《双白鹄》、《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这是很可注意的。像《东门行》、《孤儿行》及《妇病行》都是很好的叙事诗；在当时，大约是当做短篇的史诗或故事诗般的唱着吧。第六类楚调歌，今所传仅有三首。《皑如山上雪》，共二首，一为本词，一为晋乐所奏。《皑如山上雪》即相传为卓文君作的《白头吟》。大曲中，只有一篇《满歌行》，但有二首，一为本辞，一为晋乐所奏。其情调与《怨歌行》及人生不满百等皆甚相同。

在杂曲歌辞里颇多好诗。《伤歌行》的昭昭素明月诸语，大似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悲歌》虽只是寥寥的几句，却写得异常的沉痛：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枯鱼过河泣》似只是一首很有趣的儿歌：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相教慎出入。

更有郊庙乐章，为朝廷所用的雅乐，其辞大都是出于词臣之手。深晦古奥，甚不易解，大似舞曲歌辞。但也有极佳之作。此种郊庙乐章也可分为二类：郊庙歌辞（《汉郊祀歌》十九首）及鼓吹曲歌辞（《汉铙歌》十八曲）。《汉郊祀歌》者，盖即《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词臣应制所作的东西自易流于古奥。

《汉铙歌》十八曲，中多不可解者。崔豹《古今注》曰：短箫铙歌，军乐也。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沈约谓：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耳。沈约之说最为近理，但也未必尽然。当亦有窜乱，或古语本来难知者。其中最好者像《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而《有所思》与《上邪》二首，也皆为绝好的民间情歌。所可怪的是，在郊庙乐章的鼓吹曲辞中，为什么竟有这些绝不类庙堂之作的民歌在？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是民歌侵入《铙歌》的范围中去；第二是《铙歌》的曲调普及于民间，民间乃取之以制新词。

参考书目

一、《全汉三国晋南北六朝诗》 丁福保编，有医学书局印本。

二、《古诗源》 沈德潜编，有原刊本及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三、《文选》 有汲古阁刊本，有胡氏仿宋刊本，有《四部丛刊》影宋本。

四、《玉台新咏》 有坊刊本。

五、《汉诗研究》 古层冰著，启智书局出版。

六、《古诗十九首解》 金圣叹著，有唱经堂刊本。

七、《汉铙歌释文笺正》 王先谦著，有长沙王氏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