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今天》创刊15周年

《今天》编辑部主任、旅美作家王渝上周从纽约打来电话，约我为《今天》创刊15周年写篇短文，随便谈点什么。《今天》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一代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是公认的，就我个人而言，尽管我迟至1992年夏天才开始向《今天》投稿，但自15年前《今天》创刊之初起我就从未停止阅读《今天》。现在看来，我对早期《今天》的阅读作为一种历史行为是相当单纯的，我当时基本上是把《今天》当作启示录、写作范本来阅读的。经验证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定时刻往往需要某种新的话语方式（如果不是某种事件的话）来使某一年龄阶段的人确信自己的不满是至关重要的，并进而表明某种事后被证明是意义重大的、开拓性质的决裂。早期《今天》为我们这一代人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话语方式。那时的《今天》作者们经历了自身感情与某种理想色彩相当浓厚的人文倾向的结合，其作品（主要是诗歌）是激进、兴奋、激动人心的，深具感召力量。我个人认为，食指、北岛、芒克、江河、杨炼、多多等早期《今天》诗人在当时扮演了带来启示、带来异端思想和带来怀疑精神的青年宗师这样一种历史角色，尽管他们在本质上是诗人而不是哲人，尽管他们除了作为先驱性诗人所处理的主题别无其他主题——但当时他们的主题在思想感情和操作技术两方面都代表了我们共同的话语命运，因而获得了现实感和丰富性。早期《今天》诗人之间的差异是以后才在诗学理论和不同的写作方向这两个层面上变得引人注目的，《今天》创刊之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作者们的一致性——我指的是他们对写作和阅读的公认方式的偏离、反对、颠覆，这恐怕是早期《今天》的活力的主要来源。

不少人已经注意到在本土出版的早期《今天》与在海外出版的近期《今天》的不同之处，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这个问题有其复杂的一面。我倾向于认为《今天》整体风格的变化是明智的，因为这一变化不过是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去看待汉语写作的进程，并且印证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知识阶层的种种深刻变化而已。很难想象按照15年前的原貌来编辑出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怀旧吗？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乡愁吗？坚持青春期写作的浪漫立场吗？我想，《今天》难以回到过去有两个基本的原因。其一是外部的，早期《今天》的真实感、崇高性及号召力所赖以产生的真实世界与文学语言之间的类比关系正在消失。其二是《今天》自身的原因，早期《今天》首先是一个先锋文学团体，其次才是一份杂志：一份非正式出版的（这在当时为其增添了传奇色彩和挑战性）同人性质的杂志；而现在的《今天》则主要是一份杂志，一份自身的风格特征和同人倾向既得以保留又受到削弱的、持肯定差异性的开放态度的、置于个人语境与公众语境的双重语言背景之中的广义的文学杂志。这也许不无遗憾，但无论是对于早期的还是新的《今天》作者，也无论是对于宽容的还是挑剔的读者、批评家，为《今天》的变化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一切有待于时间的证明。

在一个连作家、诗人，以及知识界的专家们都只想通过定期出版的杂志来把握事态本质的时代，一份像《今天》这样的纯文学杂志是如何处理诸如时间深度、异质声音、地域特征等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公正地、负责地办好一份杂志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份够格的文学杂志在本质上只能是话语差别的表演，它由两个隐秘的过滤阶段构成：首先它是排除事件、现象、财政状况、人际关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之后的一个编辑过程、技术操作过程；其次，它进而还应该是排除了编辑和操作过程之后所剩下来的孤零零的差别——它们是原质的，通常是不透明的、不可读的。但实际情况是，上述两个过程不大可能被排除。几乎所有在当代读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文杂志，其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两个过程决定的。《今天》也不例外。早期传奇色彩逐渐消失后，《今天》的声望和影响力主要是建立在编辑素质与写作界、知识界的良性联系上的。至于《今天》的编者能否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保罗·德曼曾经说过的“可怕的对称”，能否使编辑运作过程成为对写作和阅读的既吸取又抵制的重叠过程，这恐怕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策略问题。假如抵制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的、深思熟虑的，作为《今天》的作者和读者，我所关心的是这种行为能否将《今天》纳入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写作处于文学性、精神性、微观政治领域等多种观照之中，处于指涉物和意义衍生被置换的症候之中，从而赋予话语的历史成长以摆脱指涉限制（权力的或是出于功利和伪事件考虑的种种指涉限制）的可贵自由，并使话语的运用不再为二元对立的简单化的价值判断标准所支配。换句话说，一份纯文学杂志在编辑的具体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视野和活力，较其明确表达的趣味和见解更为重要。

据此，我想对以后的《今天》提几点具体的仅供参考的建议。《今天》在1993年第3期推出的“当代汉语诗”创作和评论专辑，以及此前推出的“小说专辑”、“当代华语电影现象专辑”，都是积极的、有魄力的。我个人认为这种出专辑的编辑构想是相当有效的，可以集中讨论某些问题，并在较为开阔的视野集中展示某一文学体裁的创作实绩。我的建议是今后在推出此类专辑时可考虑确定一个相对具体的注意点，目的在于赋予专辑本身以潜在的整体思路、讨论的聚焦点、可能的深度。例如刚才提到的“当代诗专辑”，其编后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坦然、宽容、敏感但又保持清醒判断力的编辑风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涉及当代诗写作中的“精神性”、“后现代主义倾向”等相当重要的问题，编者并对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如果该专辑能够围绕上述问题展示不同倾向的作品、发表观点相异的讨论文章，恐怕效果会更为集中、更切近现实。另外，在形式方面，也可再活泼些，综述、对话、座谈纪要、随笔、书信往来皆可刊登，只要是有助于将注意力引向幽邃之处。我的第二个建议是针对《今天》理论部分的（包括诗评）。《今天》的评论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只是建议今后的评论编辑工作能否兼顾微观研究领域，重视具体文本的分析和批评。提这个建议一方面是考虑到批评界的批评行为越来越远离当前的写作，远离具体文本，而仅仅面对自相指涉的理论进程这一普遍趋势，另一方面是考虑到《今天》目前的历史处境。《今天》改为海外出版后，面临与本土出版的早期《今天》大不相同的母语语境。这肯定会带来新的挑战，因为《今天》是同时向海外和本土这两个不同语言格局敞开的。微观批评所关切的文学性问题说到底是个语言问题，“词的流亡”也首先是一个语言命运问题。对身居海外的作家、诗人、批评家来说，“词的流亡”也许只是针对母语变形这一更为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提出的一个见证，而母语变形问题对于本土和港台文学界同样存在，作为某种深刻的冲突它主要是在官方语言、民间语言、行业语言、方言及外来语等多种语境的对比中发生的集体现象。但是，我仍然想强调，应该将对混杂在集体母语变形中的个人声音的倾听视为有价值的批评行为，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分辨出两种基本的取向：一方面它意味着某种内心挣扎，某种保存乡音、保存过去的感情上的要求，意味着社会的和历史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激进文学倾向所要求的非人格化的一以贯之，标志着母语国际化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上述两种取向，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保守的或革命的声音、理论的或经验的声音、权力的或个人的声音，其历史分野并不明确，这正是挑战之所在。此外，我建议重视微观批评还有一层用意，即确立一个较为落实的话语分析出发点，使批评切合实际、言之及物，避免成为行话性质的描述。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希望《今天》能在更为广阔的文学领域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尤其应该在出版文学作品及评论著作方面做些真正有眼光、有魄力的事情，还应该与关心中国文学现状和前景的学术机构共同开展某些活动——如学术讨论会之类。当然，这些都需要钱。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奇迹，并对与此相关的政治局面备加关注。而汉语文学的状况如何则始终只是少数人的事。几年前，一位西方学者在谈到经济成长时期的某些日本人时说了这样一句尖刻的话：“他们穷得只有钱。”如果我们不愿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未来中国人身上，我们就不应该放弃文学的事业，尽管这一事业将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政治的，经济的，流行文化的。

无论如何，我祝愿《今天》能有一个明亮开阔的未来。

199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