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宋史纪事本末》一百零九卷，明陈邦瞻依据冯琦和沈越的书稿增补而成的。它是继《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用纪事本末体记载宋代三百多年历史的史学名著。

冯琦(公元1557－1602年)字用韫，明临朐人。万历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和礼部尚书。他对朝政的种种流弊，敢于上书万历皇帝一一指陈，对宦官充矿税使到处搜刮民财，尤其痛恨。他又明习典故，学有根柢，曾参修《会典》，后撰《宋史纪事本末》以接续《通鉴纪事本末》，没有完稿就去世了。同时，南京的侍御史沈越编有《事纪》一书，内容、体例与冯琦的书稿相仿。后来，冯琦的书稿归了刘曰梧，沈越的书稿为徐申所得。刘、徐二人又商定将这两部书稿都交给陈邦瞻，请他增续订补，将二书合为一书。陈邦瞻对宋、元历史有很深的造诣，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编成二十八卷。据陈邦瞻原叙，本书为冯、沈所撰的约十分之三，陈氏所补为十分之七。后陈邦瞻又撰写了《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

陈邦瞻(?－1623年)字德远，明高安人。万历年间进士，历任南京大理寺评事、吏部郎中，浙江参政，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广西、广东巡抚，总督两广军务，户、工、兵部侍郎。从以上开列的简历可以看出，陈邦瞻不是一个伏案书生，而是一位历任中央经济、政治和军事各部门的要员和巡抚一省以至总督数省军务的封疆大吏，于治国理民，颇有经验。而且，他“好学，敦风节，服官三十年，吏议不及”，是属于清官一类的。他的政绩也有几点值得称道：如他任河南右布政使时，分理彰德诸府，曾经“开水田千顷，建滏阳书院，集诸生讲习，士民祠祀之”；后来，他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时，曾经派兵讨平了上林、田州等地土司的叛乱；击退海寇林莘老万余人的侵掠；就是对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勾结汉奸，“时侵内地，邦瞻燔其巢”；甚至对于明熹宗的乳母、无恶不作的客氏，陈邦瞻也敢于上疏熹宗，指责说：“客氏既出复入，乃陛下过举。”这样犯颜直谏，确实是不容易的。

《宋史纪事本末》实际上记载了从宋太祖建国到文天祥和谢枋得被害的整个历史时期，包括宋、辽、金和元初的史实。它所凭藉的《宋史》有四百多卷，内容又极其芜杂，不似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所据的《资治通鉴》网罗宏富，取材精密，有脉络可寻。而且，本书在编纂过程中，还参考了其他几部有关南、北宋历史的书，如王偁的《东都事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这些书也都卷帙浩繁，又非宋代全史。陈邦瞻以其高度的综合、分析能力，把大量错杂的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和集中，用较少的篇幅，流畅的文字，条理清楚地记述了宋朝历史的大概轮廓，以及宋代各国兴衰治乱的种种事迹，对于读者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很是便利。但是，由于引用的史料多根据《宋史》，原书错误、疏漏的地方，没有订正的，也在所难免，这又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另外，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涉及的问题较为广泛，除记述宋朝重要的政治事件外，对于诸如少数民族的活动，典章制度，营田治河，漕渠海运，茶盐，天文，历法，学术思想，以及宋朝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锺相、杨么起义等三次较大的农民起义都有专章记述，从而保存了主要的史料，为了解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线索。在编纂体例上，则是弥补了《通鉴纪事本末》详于理乱兴衰，忽略典章制度等其他方面的缺陷；开创了以后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述典章制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活动的新内容。

《宋史纪事本末》撰成后，即由刘曰梧和徐中校订刊行，刻于公元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分为二十八卷，这个本子，是为原刻本。公元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监察御史黄吉士将本书改为十卷后，与《通鉴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来》合刻。明崇祯年间，张溥取本书逐目加以论正，附于各篇之后，改成以篇为卷，是为一百零九卷。清初以后，二十八卷本与十卷本流传较少，而一百零九卷本则广为流传，以后多据以重刻。清同治年间，江西书局重刻张溥论正本时，曾对原书的一些错误有所刊正，是一个较好的本子。所以，后来广州广雅书局和湖南思贤书局都是据以重刻的。中华书局也以同治江西书局本为底本，并参校有关史书，于1977年出版了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