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活阎罗”董卓带给了人间地狱酷刑与兵燹之祸。董卓最终被王允与吕布合力铲除。据《三国志》与《后汉书》等史籍的记载，董卓死后被老百姓点了天灯，而被董卓迫害的袁氏门生故吏又将其挫骨扬灰。

李傕、郭汜攻陷长安后将董卓剩余的骨骸收敛下葬(笔者按：如果《后汉书》记载属实，则董卓骸骨几乎无存，董卓墓葬或为衣冠冢)，但天公却降下狂风骤雨，雷霆震碎了董卓的墓穴，雨水冲毁了董卓的棺椁，《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与史书基本一致，以此表现董卓的天怒人怨。这天降正义也算是对董卓盗掘汉代先帝陵寝，惊扰亡灵，以及将何苗开棺戮尸等恶行的惩戒与报应。

董卓虽死，但其余党仍在。此时本篇主角李傕、郭汜便要闪亮登场了。这里，笔者不妨参照《水浒》模式，给二人取下绰号——“催命判官”李傕与“丧门神”郭汜。李郭二人是汉末臭名昭著的恶棍型军阀，其凶狠残暴比起他们的领主董卓来，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傕、郭汜起初在董卓女婿牛辅帐下为校尉，董卓死前，李郭与张济一同被牛辅派往陈留、颍川等地劫掠。等到他们“凯旋而归”时，匪首董卓、牛辅等人却皆已败亡，西凉军群“狼”无首，沦为丧家之犬。但由于“两头蛇”贾诩的计谋，董卓的地狱军团死灰复燃，东山再起，李郭从王允、吕布手中重新夺回了长安与汉献帝。

昔日董卓把持朝政之时，尚知选贤任能为自己装点门面;而此时掌控权柄的李郭，却是一味滥发淫威，倒行逆施，荼毒生灵。

李郭二匪残害的对象与董卓一样，上至皇帝朝臣，下至黎民百姓。他们甚至为了争权夺利而反目成仇，自相残杀。

李傕、郭汜在反攻长安之前，因为诛杀董卓的主力王允(太原祁人)与吕布(五原郡九原县人)都是并州人，所以迁怒于并州人，将军中并州籍的数百男女尽皆戕害。

二匪杀入长安之后，首先做的就是杀害他们的死对头王允——毕竟他们是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集结起来的，而且当初也是王允的零容忍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在小说情节中，杀王允是由李郭二人共同操刀;而根据史籍记载，此事的主导者应当是李傕。

除了诛杀董卓的主谋王允之外，死于此次兵燹的公卿还有：太常卿种拂、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其中，种拂是桓帝朝司徒种暠的儿子;城门校尉崔烈出自博陵崔氏，汉灵帝卖官鬻爵时，崔烈曾耗资五百万钱捐得三公司徒之职，被儿子崔钧讽刺“满身铜臭”。董卓掌权时，崔烈就曾因崔钧联合袁绍起兵而被下狱(根据《新唐书》等资料记载，崔钧就是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后来官拜曹魏河西太守，但这种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

后来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益州牧刘焉之子)、前凉州刺史种劭(种拂之子)、中郎将杜禀等人联结马腾，欲为内应助其攻伐李郭。马腾兵败事泄后，这些人也无一幸免。这些事体与情节，在相关的史籍与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述。

值得一题的是，《三国演义》为了衬托曹操乱臣贼子的奸邪形象，将马腾马超父子塑造成了忠臣孝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腾与韩遂此行的目的也不是小说回目中所说的勤王。

马腾、韩遂二人早年曾在凉州参与叛乱，董卓掌权后，向同为西凉人的马腾、韩遂伸出了橄榄枝，而马腾韩遂也想要依靠董卓的权势。历史上的马腾既没有参与讨董联军，也没有参与后来的衣带诏事件，他此次来到长安是想朝见董卓的。

而马腾之所以攻伐李傕，《后汉书》给出的原因是：马腾有私事求李傕帮忙，但李傕没有答应，于是马腾心怀怨愤，联合了上文所举不满李傕暴行的众人，想要里应外合搞个大事件。笔者认为，《后汉书》这一记载，符合马腾、韩遂、李傕、郭汜等人好勇斗狠、反复无常的一贯作风，可信度较高。

身居高位的百官逃不过李郭的屠刀，身处底层的百姓命运自然更加悲惨。李傕、郭汜、樊稠分片管辖下的长安城，盗贼蜂起，白日掳掠;同时他们的手下的兵痞们又素有侵扰凌虐百姓的“优良传统”。《后汉书》在描述当时长安地区的情形时写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樍，臭秽满路。

献帝被迁往长安时，三辅地区尚有数十万户口，而在经过了李郭制造的浩劫之后，百姓中年轻力壮者大都背井离乡逃往外地，剩下的则在两年间“相啖食略尽”。天子东归之后，长安成了空城，曾经富庶的三辅区也化为人迹罕至的死亡地带，“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小说《三国演义》中，李傕郭汜在董卓迁都时就负责领兵驱赶、催促百姓前行，但凡有走得慢的，就被手执白刃的兵丁手起刀落，填于沟壑。而小说家为了突出李傕、郭汜的灭绝人性，在第十三回还设置了这样的情节：其时李傕、敦汜但到之处，劫掠百姓，老弱者杀之，强壮者充军;临敌则驱民兵在前，名曰：“敢死军”。这一段细读之下令人汗毛倒竖，出现得也较为突兀。笔者并未在史籍记述中找到李傕郭汜的这一“光辉事迹”，后来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国的征战过程中，倒是用过类似的手段。《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大致在元末明初，所以这很有可能小说家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将蒙古军的行为移植到李傕、郭汜的身上，以便更加直观地塑造李郭二人浸染边鄙之气，凶狠暴戾的性格特点。

不仅是官员与百姓，即使贵为天子，在两个凶神恶煞的挟持下，也时刻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李郭二人后来反目成仇，在长安地区大打出手，以致数以万计的官民死于非命。李傕认为天子是个重要的筹码，所以劫持了汉献帝，但提供给皇帝大臣的食物都不足以果腹，甚至是腐败变臭、无法食用的劣质食品。

郭汜带兵前来劫夺汉献帝时，射出的箭矢与汉献帝近在咫尺，他后来又将汉献帝派往劝和的群臣扣留作为人质。此时的汉献帝与群臣生活在饥馁与惶遽之中，境遇比董卓专权之时还要更加悲苦险恶。

《三国演义》中李傕、郭汜甚至数次想要杀害汉献帝。第九回攻下长安之后，李郭二人就寻思道：“既到这里，不杀天子谋大事，更待何时?”第十三回天子东归后，意欲劫驾的郭汜被杨奉、董承等人击败，害怕关东诸侯再来讨伐，性命难保，恰好在回师途中碰到李傕，李傕提出了“合兵一处，至弘农杀了汉君，平分天下”的建议。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重新狼狈为奸，一路上烧杀抢掠，这才出现了上文提到的“敢死军”的情节。

行文至此，想必读者朋友们可以明白笔者为何称李傕为“催命判官”——在史籍与文学作品中，残虐、杀害皇帝、官员及百姓的主导者都是李傕。一催汉君之命、二催公卿之命、三催草民之命，甚至摧垮了整个东汉王朝气数，这个“催命判官”可谓名副其实。

李傕身上贴合“催命判官”名号的事迹还有一项——他主导了当时最著名的“鸿门宴”之一。《献帝纪》载，李傕因为猜忌樊稠，所以请樊稠赴宴，并让外甥胡封趁着樊稠酒醉将其杀死。而《九州春秋》则说李傕邀请樊稠参加会议，并在坐席间将其杀害。小说中结合了两种记载，并安排贾诩充当计谋的策划者，但历史上的实际策划者应是李傕无疑。至于樊稠被杀的原因，一来是因为其“果勇而得众心”，二来则是因为樊稠放跑了帮助马腾攻伐李傕的韩遂，所以才在李傕的猜忌之下招来了丧身之祸。

水浒中的催命判官李立虽然也是杀人越货，双手沾满鲜血的黑道刽子手，但与李傕相比，其凶残程度实属小巫见大巫。

至于郭汜“丧门神”的名号，一来因其凶残与李傕实属一丘之貉，故冠之以煞神绰号;二来“丧门神”指的是给人带来晦气的人，而碰到郭汜的人的确够倒霉，一般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上文提到李郭二贼大打出手时，劝和的百官就曾被郭汜劫持。郭汜不仅给他人带来灾祸，他自己也够晦气。他与李傕反目成仇的关键原因就是樊稠之死，以及妻子因猜疑妒忌而吹的枕边风让他怀疑李傕要谋害自己。后来郭汜疑心生暗鬼，到李傕那里饮酒归来后大醉，怀疑自己中了毒，被灌下“人中黄”后才吐了出来，可谓丑态毕露。

比较巧合的是，历史上郭汜的出身与水浒中的丧门神鲍旭可能也比较接近。郭汜还有个名字叫“郭多”，据说是西北盗贼、响马出身，李傕曾经就对郭汜表示过鄙夷：“郭多，盗马虏耳，何敢乃欲与吾等邪?”水浒中的丧门神鲍旭是山大王出身，一生只要杀人，后来是书中第一杀人机器李逵的副手;而汉末的郭汜则与同时代最凶狠的两个杀人魔王有着密切的联系：既做过“活阎罗”董卓的小弟，又做过“催命判官”李傕的副手。

小说中李郭二匪被曹操击败后，逃窜到了山中落草。而在演义蓝本《三国志平话》中，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出场时的身份就是西凉黄巾军匪酋，被称为“四寇”，这一段故事就是董卓征四寇。四寇被打败后归附董卓，自此便成为了董卓的爪牙。可以说李郭二人从出场到结束，几乎一直都是强梁悍匪，落草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不错的归宿，毕竟业务娴熟。

当然，恶贯满盈的李傕、郭汜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郭汜最终死于其部将之手，李傕则在建安三年四月，被朝廷派遣裴茂率领关中诸将讨平，并被夷灭三族。其首级被传至许都，高悬示众。而在讨伐李傕的队伍中，就有贾诩曾经投奔过的西凉系将领段煨，可见李傕被全天下深恶痛绝，乃至其乡党都耻与为伍。

《三国志》对于董卓的评价是：“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相比之下，李傕郭汜二人可能更符合这条评价，他们不仅是那个时代最为凶狠残暴的恶棍，放之整个历史长河中也不多见。李傕郭汜是当时西凉系乃至边地人物人性之恶的典型代表，这些人物身上所有的野蛮特质，诸如吕布的好勇斗狠、见利忘义、反复无常、马超的强而无义、董卓的滥行杀伐等，几乎都能在李傕、郭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两人反攻长安之后的暴行，将董卓制造的灾祸推向了极点，给三辅之地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也几乎成为了压垮东汉王朝这匹羸弱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