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生于公元506年(北魏宣武帝元恪正始三年)，卒于公元572年(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年六十七岁。魏收经历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王朝。北魏灭亡时，他已二十八岁，经过东魏的十七年，到北齐时，他还生活了二十二年。在北魏时，历任太学博士、散骑侍郎、中书舍人等职。从东魏到北齐，由于他文才出众，逐渐得到高欢父子的赏识，官职步步高升，从中书令、侍中，直到尚书右仆射等。

早在北魏末年，经贾思同推荐，魏收就主持撰写起居注和修史的工作。到东魏时，继续担任史官。御史中尉崔暹向高澄说：“国史重事，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接受了崔暹的意见，将修魏史的任务，一直交给魏收承担。公元550年，文宣帝高洋灭东魏，建立北齐，改元天保元年，第二年，即诏魏收撰写魏史。魏收也向高洋表达自己的志向，愿意专心从事修史工作，以期早日完成《魏书》的编撰。当时并命平原王高隆之任总监，房延祐、辛元植、眭(suī虽)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乾等六人参与其事。高隆之署名而已，其他诸人也不长于史才，因此全书的编撰，主要成于魏收之手。到公元554年(天保五年)三月，就完成了本纪列传一百一十卷，到同年十一月，又完成十志二十卷，全书一百三十卷，全部写成。

在魏收以前，撰魏史的已有多家。北魏时有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是记北魏前期的史事的。以后，崔浩等在邓书的基础上，撰成《魏书》三十卷，是用编年体写的。这部书因反映了拓跋氏某些愚昧落后的情况，且刻石于通衢大道，触犯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忌讳，崔浩因而被灭族。稍后，李彪认为崔浩之书太简略，打算用纪传体从新编写，未能完成。此外，曾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已写到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续写，直到孝明帝元诩时为止。《隋书·经籍志》载有《后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未记撰写人姓名，大概就是邢、崔等人的作品。还有元晖业的《辨宗室录》三十卷，以及《隋志》所载《后魏仪注》五十卷，《大魏诸州记》二十一卷等。以上诸书，为编撰《魏书》提供了某些材料。

《魏书》有帝纪十二篇，分为十四卷，记述从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魏国开始，到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于公元550年灭亡止，共十四个皇帝，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是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而有的名号。同时，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邺(今河南安阳市)，是为东魏。后来宇文觉夺取西魏政权，建立北周。高欢的儿子高洋，夺取东魏政权，建立北齐。魏收为高氏父子所信任，在东魏、北齐尉身居显职，所以他修《魏书》时，把东魏作为直接继承北魏的正统，将东魏孝静帝列为本纪，而不承认西魏政权，对子西魏文帝元宝炬不仅不列于本纪，而只附见于列传中，并且记载十分简略。因此在《魏书》中，有关西魏的历史，基本上缺载。清人谢启昆，作《西魏书》二十四卷，以补《魏书》之缺，可供参考。帝纪的第一篇是《序纪》，叙述道武帝拓跋珪建立魏国以前的世系情况，从中可以大略窥见拓跋氏发展的源流。这样既可以与帝纪相区别，又可以照顾到对其先世的记载，是一种比较好的处理办法。在十二篇帝纪中，有两篇分为上下两卷，一是太武帝拓跋焘，一是孝文帝元宏。这两个皇帝是北魏诸帝中比较杰出有为的帝王，前者取得统一北方的胜利，后者进行改制，主张汉化，迁都到洛阳，改姓拓跋为元。最后一篇是孝静帝元善见纪，他是东魏的皇帝，魏收以东魏为正统，所以也列在北魏诸帝一起。

列传九十二篇分九十六卷。前面的十篇传，是集中记载皇后和皇室诸王的。后面从第八十三篇起，是记载十六国和南朝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其中称东晋为“僭晋”，宋、齐、梁为“岛夷”。魏收出使到南朝梁时，见沈约的《宋书》把魏列为《索虏传》，于是针锋相对，把南朝名之为“岛夷”。《魏书》列传中，类传名目较多，前史有的，大多周备。著《水经注》的郦道元，载于《酷吏传》，传文叙政事较详，记著书原委较略。南北朝诸史列传多采用附见法，即在某人传后，把有关亲族需要记载而又不必单独立传者，附载于后。这样既可减少传目，又可扩大记事范围，本来是可取的。但《魏书》运用这种方法过滥，不免走向烦琐芜杂。如《李顺传》，附见者竟有数十人之多，把子孙及族人都一一附在一个传内，不管其是否必要记载。这种家谱式的史传，实在价值不大。

十志二十卷，今本编在纪传之后，本来写成也晚一些，所以在编排的时候，也就摆在最后。诸志中以《食货志》、《官氏志》、《释老志》三志为最重要。《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关于“均田制”的记载，为研究我国田租赋税制度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材料。《魏书》的《官氏志》，他史称《职官志》或《百官志》，魏收之所以改称“官氏”，因志中不仅记载官制，这是主要的，但也记有拓跋魏姓氏的变化情况。从其改姓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释老志》是魏收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新增的一个志目，不仅前史所无，以后的史志中也没有这个名目。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在北魏进一步得到发展，两教之间，斗争也很尖锐。《释老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关于佛、道两教的源流和消长，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像的建造等，志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是研究我国宗教史的重要材料。

总的看来，《魏书》在南北朝诸史中，还是比较好的一部史书，不仅史料价值比较高，而且编撰体例也有可取的地方。唐初史家李百药、李延寿等人，对《魏书》的评价，基本上也是肯定的，虽然也指出它的缺点。但当《魏书》刚编撰完成时，在北齐士大夫中间，却引起过一场大争论。肯定这部书的人认为它可以传之万古；否定的人则目为“秽史”。原因在于魏收的为人和修史态度所引起。魏收在当时既为北齐最高统治者所信任，而又恃才傲物，借修史作为酬思报怨的手段。他当时公然那么说：“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干的。那些与他有亲有故的人，传文多减恶增善，相反，其他的人，不是不载入史传，就是没有褒美之词。这样，就得罪了一些门阀士族子弟，于是众口沸腾，前后投诉的就有一百多人。高齐统治者只得下令，魏史暂时不发行，要魏收更为研审。经过两次修改，还是不能尽惬人意。魏收因修史而得罪的对象，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到北齐灭亡时，竟把魏收的坟也挖了，并抛其尸骨于外。

由于魏收所撰《魏书》，不甚为人所满意，所以隋文帝开皇年间，乃命著作郎魏澹等重撰《魏书》。澹为魏收之族弟，成书九十二卷，无志。该书以西魏为正统，因隋是从西魏、北周直接相承的，不得不如此。但这部书还赶不上魏收的《魏书》，以后也没有流传下来。隋末唐初还曾两次续修过魏史均长成功，结果还是魏收的《魏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魏史最原始的著作。

《魏书》到北宋时已有残缺。宋仁宗时，命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等校勘《魏书》，据说已亡失三十卷。经他们仔细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在卷末加以说明，而且在目录中也注明那一卷缺或不全。中华书局在1974年出版点校本《魏书》时，又再次进行了校勘，共计全书各卷全缺者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共为二十九卷。原书目录上标缺或不全的篇卷，其实内容并不缺，因后人已取《北史》等书补足了所缺或不全的文章。因此点校本在目录上不标缺而标补，这样更合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