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读通鉴论》三十卷，是明末清初之际玉夫之撰写的史论名著。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他的别名很多，有买姜翁、一瓠道人等十多个。晚年长期隐居在故乡湖南衡阳的石船山下，所以，又自号船山老农、船山遗老，学者尊称他船山先生。王夫之，湖南衡阳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关心政治形势，注意研究历史。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中壬午科举人后，本打算去北京参加会试，因农民起义路阻未能成行。第二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湖南，他拒绝张献忠的召请，隐居读书。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军进攻衡阳，王夫之和管嗣裘组织武装反击南下清军。兵败后，投奔肇庆(今广东高要县)参加桂王政权，任行人司行人介子。后不久，被王化澄陷害，几乎被杀，又赴桂林投靠瞿式耜。1660年(顺治十七年)清军又攻陷桂林，瞿式相等牺牲后，南明政权江河日下，国事已不可为。王夫之决心隐遁，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于是，变姓名、易装束，辗转于湖南的郴、永、涟、邵等州，匿身徭峒间，并自号徭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身。他的重大著作，大多是在这期间整理完成的。公元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原投降清朝这时又发动叛乱的吴三桂，逼迫王夫之上拥戴他称帝的“劝进表”，他坚决拒绝，再度逃往深山，始终以亡明遗臣自命。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一生著述很多，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主要著作：经学方面有《易》、《书》、《诗》、《春秋》、《四书》的《稗疏》、《考异》等二十四种；文字学方面有《说文广义》；史学方面，有记载南明桂王政权事迹的《永历实录》和《大行录》，地方志有《莲峰志》，史论有《读通鉴论》和《宋论》等；诸子方面有《老子衍》和《庄子解》等五种；文学方面，有创作的诗词、辞赋、杂剧及注释、选评等。综合表达他的哲学和社会历史见解的，还有《黄书》、《噩梦》和《思问录》等。此外，关于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和佛学等方面也都有著作，共八十八种，三百九十一卷。在《船山遗书》中，只集录了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

《读通鉴论》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史论名著。王夫之研究历史是为了总结几千年来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为了总结明朝覆亡的原因，从中寻找出民族复兴的道路，以巩固人们反清斗争的信心。

《读通鉴论》对我国秦汉以来的历史分卷予以评述。包括秦史一卷，两汉史八卷，三国史一卷，两晋史四卷，南北朝史四卷，隋史一卷，唐史八卷，五代史三卷。每卷根据《通鉴》所列帝王系统分为若干篇，每篇又选择这个时期的几件历史史实，加以评论。王夫之在评论中反映出了他的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倾向，至今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王夫之能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提出了“理势合一”的进步历史观。他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叫做“势”。王夫之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地发展着的，而且它的发展规津，表现在它的趋势之中。他还把这种理势合一的理论，贯串在对整个历史过程的一系列具体看法之中。如他评论说，秦始皇废分封制、行郡县制，是历史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郡、县制能推行到全中国，正是由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符合了“理”的缘故。又如，王夫之还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批驳了所谓“三代盛世”的传统谬说。他指出上古时代人类还处在未开化的原始状态，由于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都还很落后，人民生活很苦，哪里还有什么“盛世”可言?“世益降，物益备”，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王夫之就是以此为武器，对宋、明理学复古、倒退的历史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表现出了顽强的斗争精神，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王夫之还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理论，认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而且，“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在他看来，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制度和法令，总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有些东西，在三代时候，是合理的，可是，到了今天，就不一定合理了；有些东西，在三代时候，是有利的，在今天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了。他坚信，只有“趋时更新”，因时变法，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会兴盛。那些“循三代之制”的复古主义者，是“贼民病国”，只会徒乱天下。

对于农民和农民起义问题，王夫之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史学家，当然不能从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予以说明。但是，由于他亲身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深感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王夫之对农民起义是抱不合作态度的。当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占领衡阳时，留住了王夫之的父亲朝聘、哥哥介之，邀请他参加起义，他却用毒药涂在脸上、手上装病。不久，他们父子三人一同潜逃了回去。但是，即使这样，王夫之对于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还是进行了历史的探索。他指出“赋敛无度”，“迫民于死地，民乃视之如仇雠”。他钦佩汉光武帝在天下大动乱之后，不过十年就使天下晏然的治术，而反对申、韩的苛察法术。他还肯定农民起义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他们在推翻暴君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很可贵的。

王夫之的著作，在他生前均未刊行。直到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才由他的七世孙世全开始在湘潭雕版印刷，陆续刊印了《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十八种。不久，版又毁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同治初年，曾国荃在南京刻成五十八种。《读通鉴论》的通行本是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据王氏守遗经书屋刊本、曾刻本、浏阳刘氏补刻本以及长沙等坊间散刻本，并依王夫之手稿参订综合排印的。另外，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都据《船山遗书》本排印。1975年，中华书局用南京刊刻的《船山遗书》本为底本，根据衡阳刘氏、邵阳曾氏的两抄本所写的校记作了校补之后排印出版。清代刘毓崧对本书作过校勘，这次排印时，分别附在有关论述之后，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