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龚自珍·能令公少年行》原文赏析

序曰：龚子自祷祈之所言也，虽弗能遂，酒酣歌之，可以怡魂而泽颜焉。

蹉跎乎公! 公今言愁愁无终，公毋哀吟娅姹声沉空。酌我五石云母钟，我能令公颜丹鬓绿而与少年争光风。听我歌此胜丝桐。貂毫署年年甫中，著书先成不朽功，名惊四海如云龙，攫拿不定光影同。征文考献陈礼容，饮酒结客横才锋。逃禅一意皈宗风，惜哉幽情丽想销难空。拂衣行矣如奔虹，太湖西去青青峰。一楼初上一阁逢，玉箫金琯东山东。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如镜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长眉丰。一索钿盒知心同，再索斑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胧。吴歈楚词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有时言寻缥缈之孤踪，春山不妒春裙红。笛声叫起春波龙，湖波湖雨来空蒙，桃花乱打兰舟篷，烟新月旧长相从。十年不见王与公，亦不见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邻北舍，谁与相过从?佝偻丈人石户农，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童。卖剑买琴，斗瓦输铜;银针玉薤芝泥封，秦疏汉密齐梁工;佉经梵刻著录重，千番百轴光熊熊，奇许相借错许攻。应客有玄鹤，惊人无白骢。相思相访溪凹与谷中，采茶采药三三两两逢，高谈俊辩皆沈雄。公等休矣吾方慵，天凉忽报芦花浓，七十二峰峰峰生丹枫。紫蟹熟矣胡麻饛，门前钓榜催词筩。余方左抽毫，右按谱，高吟角与宫，三声两声棹唱终，吹入浩浩芦花风，仰视一白云卷空。归来料理书灯红，茶烟欲散颓鬟浓，秋肌出钏凉珑松，梦不堕少年烦恼丛。东僧西僧一杵钟，披衣起展华严筒。噫嚱!少年万恨填心胸，消灾解难畴之功?吉祥解脱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参中。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官。

龚自珍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和开一代新风的文学家，他以锐利的目光，洞察了处于总崩溃前夜的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对它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批判，同时倡言变革，并要求抗御外侮。他的这种思想，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们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异端邪说。他厌恶黑暗现实，热烈追求理想，希望能经世致用，有所作为，但又“名高谤作”，功名蹭蹬，这就使他经常处于“平生进退两颠簸”的思想苦闷和矛盾之中。这种苦闷与矛盾，又往往更加深了他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他在三十岁时写的这首《能令公少年行》，就很形象地抒发了这种郁闷与追求。

序中所谓“祷祈之所言”，含有对理想追求的意思，明知是一种“弗能遂”的理想，还要“酒酣歌之”，可见，“祷祈”之殷切;因理想无法实现，只好借酒来聊以“怡魂而泽颜”，又表现了苦闷的深沉。

诗的头七句是序曲性的抒情。诗中的“公”和“我”都是作者自指，“公”是饱罹忧患，苦闷彷徨的作者，“我”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的作者。用“我”来劝“公”，不只是以“我”的旷达、洒脱来为“公”排烦遣闷的自宽自解，也是为了以“我”的理想来与“公”所处的黑暗现实进行对抗。诗以“蹉跎乎公”开头，起势迫促，是由“我”向“公”猛喝一声，且含有岁月悠悠、蹉跎难再的无限感慨。接着便由“我”向“公”劝解：你越是倾诉愁苦，愁苦越是无尽无穷，还是别让你那咿哑哀吟的声音沉寂在那毫无反响的空中吧。请用云母石的酒杯为我斟上五石美酒，我就能使你变得青鬓红颜，直可与少年争比“光风”，因为我这首能使你精神焕发的歌，比琴声更为动听。这里看来是反用“举杯消愁愁更愁”之意来自我安慰，其实在旷达中包含着强烈的愤懑，正是这种旷达中的愤懑和愤懑中的旷达，构成了全诗的主旋律，它又是通过轮廓鲜明而又富于变化的曲调美表现出来的。

八至十五句是自负性的叙述，以 “我”之有才而如此不见容于世来反衬现实的黑暗，揭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我”正当中年，就写下了不朽的著作，虽然名惊四海，像云龙那样令人瞩目，但同时又像浮光掠影那样虚幻不定，难于捉摸; 我虽然博古通今，善于考证文献和陈列礼制仪式，虽然豪放好客，才华横溢，但在这贤愚不分、黑暗如漆的年代里，又哪有用武之地?所以就只有一心一意去佛理中寻求解脱，皈依在天台宗门下去消磨岁月。

一个年富力强、经纶满腹而又迫切要求有所作为的人却不得不“逃禅”学佛，这就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容不得人才、扼杀人才的社会。在龚自珍看来，这也是当时社会积弱不振、岌岌可危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曾大声疾呼：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希望能有“山中之民”起来，以改变那“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的“衰世”局面。正因为如此，他也不能心安理得地“逃禅”，也无法真正摆脱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幽情丽想”。“惜哉幽情丽想销难空” 句，正是以故作可惜的语气来强调这种追求，同时也自然地过渡到下文对这种追求的形象描写。

从第十六至三十四句，诗人开始展开想象的翅膀，运用象征的手法，让“我” 向着理想世界飞升。在那绿水青山、楼台比连、箫管悠扬的地方，“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知音，她就是一位像春花那样美丽纯洁的少女。在湖光山色的映照下，她是那样的绰约多姿，妩媚动人。她向 “我”索取定情的钿盒，互相以心相许了; 再向我索取斑竹毛笔，可见出她的才高志洁了。她和 “我”就像明珠暖玉那样志趣相投，互相爱慕，我们的这种高洁爱情，就像迷蒙的春天那样令人陶醉。她喜爱吟咏各种诗篇，念起来是那样抑扬顿挫，有声有色，她勤奋好学，过目成诵，在玲珑的灯光下，一背就是百篇千篇。我们时而遨游于山巅水涯，她身着红裙与美丽的春山互相辉映，而毫无妒意。我们在这“山色空蒙雨亦奇” 的大自然怀抱里，泛舟湖上，吹起笛管，那悠扬的声音，使静卧在春波下的鱼龙也奔跃出来谛听。这时，两岸的桃花，也随着春风春雨，拂打着小舟的船篷，我们就是这样在晨烟月夜中，相从相伴，永不离分。

在这里，作者所极力描绘称颂的这位少女及其生活，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的象征。在现实生活里，作者感触到的是“四海变秋色，一室难为春” 的死寂，是“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居上游” 的恶浊，是“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的窒息。而在这富于诗情画意、远离尘世的世界里，他却在被世俗所卑视的女性身上发现了人的美和美的人，而且还与她永结同心，共享愉悦，这正是对以美人香草喻理想的传统手法的成功运用。在龚诗中，还可以找到不少采用这种手法的作品，比如，他曾把自己比喻为“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落红，也曾用“愿得黄金三万两，交尽美人名士”来抒发“华年心绪”。而在这首诗里，这种手法运用得更为集中、精彩，他越是把美人写得那么丽绝生辉多才多艺，越是把环境写得那么春水春花，诗意盎然，就越能表现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现实的厌恶，这就是这一段幽情中所包含的实质内容。

紧接着从第三十四到五十四句，则以更为洒脱的笔墨，描写由这种幽情所生发出来的奇思丽想。既然找到了一个理想境界，就可以与龌龊现实隔离开来，长年累月见不到那些耀武扬威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那班追名逐利的名流拿着名片来要求相见。在这个乌托邦世界里，除了那位志同道合的美女外，与“我”交往的南邻北舍，是古朴曲背老者，是遁隐于农、石屋而居的高士，是像屈原那样形象高大的“楚客”，还有那窈窕纯朴的吴地女子，渔翁时来敲门借书，溪童也来寻访古碑和学习拓碑。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可以卖去象征武勇的刀剑，买来借以抒发幽情丽想的瑶琴;和他们在一起可以研讨或交换各种珍贵文物，这里有瓦铜一类的器皿，有用印章泥封的银针和玉薤体文字及其他不同风格的碑板文字，也有卷轴重叠、光焰夺目的佛经;大家切磋讨论，好的书籍互相借阅，新奇的见解互相借鉴，错误的地方互相批评。以上是描写文化生活，接下去再写其他生活情趣：客人来了有玄鹤迎接，却没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官吏来纠缠;想念朋友了，便去溪凹中寻访，就是采茶采药时，也是三三两两在一起高谈论辩。这些描写，与对美人香草的描写互相映照，与“十年不见王与公”的笔墨紧相呼应，进一步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对立，也把那种来去自由、不拘形迹的生活写得相当酣畅了。

诗人的想象仍在继续驰骋。但从行文看，若一气写下，便觉宣泄过直，这里需要停顿转换，以增加曲线美。“公等休矣吾方慵”一句便是稍作停顿，意谓大家都需要休息，“我”也感到疲劳了。这就将上文结住，然后转入另一番生活描写。第五十六至六十七句便是写这种生活。“天凉忽报芦花浓，七十二峰峰峰生丹枫”两句，与前面所写春水春花相比，既显示出春去秋来的时序变化，又很形象地描画了那芦花洁白、枫叶丹红的千里秋光。在这样的季节里，别是一种生活情味：煮熟的螃蟹，热腾腾的胡麻饭，正在享受时，门前驶来了向“我”索诗的渔船。“我”便左手握笔，右手按拍引吭高吟。这时断时续的渔歌声，在浩荡的芦花中随风飘荡，“我”抬头一望，它又飞入了正翻卷着片片白云的辽阔天空。这是写白天的生活情况，然后又稍作转折，写泛舟归来后的晚间生活：当“我”在书灯下阅读各种书籍的时候，温柔的“情侣”端来了散发芬香的清茶，她头发微微松散，臂上露出金钏，就像珑松花那样清凉可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连做梦也不会堕入往日的烦恼中去。在这一段里作者将日常生活情趣与大自然的风景交织描写，又以优美的情思贯穿其中，因而更具诗情画意。

以上四层，都是诗人用以与恶浊现实相对抗的理想境界，在那里，人们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情操，他们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感情是那么真挚和谐，而“我”还找到了一位高洁而又美丽的“情侣”。诗人愈是笔歌墨舞地描绘这种生活，便愈使人感到他与现实的矛盾。这不是“万重恩怨属名流”的那种个人矛盾，而是反映了那些怀瑾握玉、要求变革的智能之士与那些戴着“王公”、“名流”桂冠的贪官污吏、庸夫俗子之间的矛盾，是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理想与糜烂的末世封建社会之间的矛盾。然而，在诗人所生活的年代，这却是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当我由 “幽情丽想” 回到现实时，又不能不猛然感到一切追求不过是空中楼阁，水月镜花，因而也就必然要坠入“少年烦恼丛”中。

诗的最后一段，便是写由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而引起的 “烦恼”及其所追求的解脱之道，当寺庙的钟声把“我”从美好的梦幻世界惊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披衣而起，去诵读《华严》佛经。因为梦幻的世界固然令人陶醉，但毕竟排除不了由于现实黑暗积郁于心的千愁万恨。怎么办呢?那就只有皈依佛门，听从文殊菩萨的指示，参遍观音菩萨、弥勒菩萨等五十三位获得道术的人，以解脱尘世的烦恼。即使今生无缘解脱，也盼望他生能进入佛所居住的兜率宫。这种“逃禅”解脱的思想，显然是消极的。我国封建社会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遭受挫折和看不到前途的时候，常常从佛教思想中去寻求解脱和避世之道，龚自珍也未能摆脱这种影响。但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作品倾向来看，经世致用、干预生活的一面仍是主要的，而在“出世”、“逃禅”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因素。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是从现实的苦闷出发，通过幻想的驰骋，向着理想世界飞升，尽情抒发幽情丽想后，再回到现实的苦闷中来，从这里可以看到《离骚》的影响。但这首诗不像《离骚》那样对黑暗现实进行许多直接的抨击，而是着力于对理想世界的描绘，只是画龙点睛地在关键处将理想与现实对比，末尾虽又回到现实，但随即逃入禅宗。这种构思，前后呼应，寓强烈的郁愤于狂热的追求之中，从而形成了浓厚的浪漫色彩，而这种色彩，又带着启蒙主义者的独有特点： 虽然敢于正视当时百孔千疮的黑暗现实，呼唤着变革的风雷，但却无法真正把握历史的动向与具体的道路。于是便只有去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当这种理想幻灭时，又不能不产生消极避世的思想。这首诗的积极面与消极面，正是作者这种思想矛盾的反映。

这首诗的句式以七言为主而又参差变化，其间抑扬顿挫，纵横开合，都是随意驱使，手到便成，因而全诗具有一种舒卷自如、蜿蜒而不就捕的汪洋恣肆美和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的节奏美。有人认为龚自珍的七古不可学，因为“才太横也”，这也正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