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生杰 【本书体例】

【原文】：

南山崔崔(1)，雄狐绥绥(2)。鲁道有荡(3)，齐子由归(4)。既曰归止，曷又怀止(5)?

葛屦五两(6)，冠緌双止(7)。鲁道有荡，齐子庸止(8)。既曰庸止，曷又从止(9)?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10)。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11)。既曰告止，曷又鞠止(12)?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13)。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14)。既曰得止，曷又极止(15)?

【鉴赏】：

这首诗是《诗经·国风》中的名篇，《齐风》中的代表作，是一首优秀的讽刺诗。讽刺齐国国君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私通淫乱的丑行。

齐襄公一向荒淫无耻，在文姜做姑娘时，两人便有暧昧关系。在文姜嫁给鲁桓公后，襄公仍与之私通。《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桓公与文姜准备一起到齐国去，臣子申繻劝阻道：“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桓公不听，夫妻还是去了齐国。襄公又与文姜通奸。事情暴露，桓公斥责了文姜。文姜告诉了襄公。襄公请桓公赴宴，宴会后让大力士公子彭生护送桓公回馆舍。彭生在半路乘机杀死桓公于车中。《郑笺》在引述了这段史实后接着写道：“夫人久留于齐，庄公(文姜之子)即位后乃来。犹复会齐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齐师。“可见鲁桓公死后，其子鲁庄公更不能限制其母，齐襄公与文姜的乱伦通奸行为更是肆无忌惮了。这首诗的缘起与作意，正如毛亨《诗序》所概括：“《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

全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以诘责语气揭露并挖苦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的乱伦荒淫的丑恶行径。前二章在诘责中侧重叙事。开首两句以“南山”、“雄狐”起兴，并寓比喻、象征意义。“南山崔崔”，用齐国南山的高大伟岸，象征着国君地位的尊贵庄严，以及与之相符的应有的高尚品格。但南山之下却出现了一匹雄狐。狐，古人传说中认为是一种狡黠淫媚的野兽。“雄狐绥绥”，这匹雄性狐狸慢步行走，东张西望，左右徘徊，原来是在追求配偶。诗人借雄狐以暗喻襄公。回避了襄公的名字，正是作者的不得已而又颇高明之处。品行不端的在位之君，给诗人带来了不便，也提供了发挥艺术创造性的机会，这样着笔既隐微婉转而又形象生动，寓意深沉。首两句宜特别着眼，其比兴象征意义涵盖着全篇诗意，为四个章节中的连续不断的诘责讽刺作了有力的铺垫。接着叙写雄狐的眼睛盯着“鲁道”。通往鲁国的大道如此平坦，正是“齐子”文姜从这里出嫁到鲁国。诗人意味深长地反问：“既然文姜已经出嫁了，你(齐襄公)为什么还要死皮赖脸地思念她?第二章用麻鞋配对、帽带成双则不容混乱、越轨胡为作比，比喻“女有家，男有室”则不容乱伦、亵渎礼法的常理。接着的四句与首章复沓，仅易二字，其中“从”字亦非虚言。据记载，襄公亲送文姜赴鲁完婚，这在当时是违背礼法的。从中可见齐襄公这位国君无耻到了何等程度。既然文姜已经结婚了，(你)为什么还要越过礼制跟随她?如此斥责问难不啻是对这位淫乱国君的鞭挞。前两章在叙写事实后用反诘句讽刺襄公兄妹有悖于常规的不轨行为，后两章在诘责中侧重于议论，用“蓺麻”、“析薪”作论理，进行了谴责和讽刺。第三章围绕婚配须“父母之命”说理讽刺。先设问：种麻怎么办?答曰：一定要有横向纵向都规整有序的垄亩。接着导入主旨直接质问：娶妻怎么办?按礼法常规答曰：一定要告诉父母。五、六句反诘，意谓：既然兄妹分别结了婚，襄公为什么还要穷凶极恶地死命纠缠文姜，以至于出因奸杀人的罪恶勾当?据理谴责、刻骨讽刺已是入木三分了。第四章围绕婚配须“媒妁之言”说理讽刺，以“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为喻，句式语意与第三章同，不过多方比喻，复沓歌唱，无疑可增强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这首诗在艺术形式上相当成熟。首先，比兴、象征手法的综合运用，显得非常出色。前两章的四种物和后二章的两件事，都同时起到了起兴、比喻和象征的作用。首章二句“南山”、“雄狐”对全篇起着起兴作用，而南山象征的国君的尊严与雄狐所借喻的襄公的可鄙，又相反相成地为全诗的讽刺主旨奠定了基调。同时“崔崔”的形象化与“绥绥”的生动性，两相配合又互相对照，恰似一幅大笔勾勒的在高山背景下走动着一只淫媚雄狐的图画，既有形又有神。次章的“葛屦”、“冠緌”，也同时起到了因物起兴、比喻婚配和象征礼法的作用。三、四章以“緌麻”和“析薪”二事起兴，以种麻必须整理并遵循垄亩、劈柴必须用斧为比，同时赋于二事以婚配必经并必行常规常理的象征意义。这样便使叙述的事件和抒发的思想感情有所依托，既具体形象，又生动传神，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本首在结构思路和语言形式方面，既规整清晰又活泼多致。大约为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和民歌的惯常形式所决定，象《诗经》中大多数篇章一样，本首也以四言为主，重章叠句，也使用了双声叠韵。但其特殊处在于各章结构都采取了共同的格局：起兴－铺叙－反诘，整齐明了，有规律可循。但决不呆板，各章或自然地因物起兴，或恰切地用事喻理，均无斧凿之痕。语言表达方式是多种式样的，既直陈事实，又多疑问句式；四言居多，又有四个五字句，均能各得其宜，规整中显得灵活多变，摇曳有致。再次，在句式运用方面，反诘与设问在诗中颇具特色。全篇二十四句，疑问句恰占一半。这是适应了诗作内容和抒发感情的需要。诗旨在于揭露，在于讽刺，诗情在于厌恶，在于鄙弃。诗意是尖刻的，诗人是愤怒的。但作者既是齐人就不便指名道姓直斥尚在君位的襄公，于是出之以托兴、借喻和设问、反问。对难处的委曲婉转的处理，恰好又为诗人带来了自由发挥的余地。设问与反诘语句，既含蓄委婉，又绵里藏针，既发人深思，又有理有据，变直言谴责为婉言调侃，于反诘调侃之中抒发了刻骨讽刺丑事、不容丑类讳饰的思想感情。这样，思想情感之美与语言形式便和谐地统一起来，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最后，这首诗在艺术风格上有其独到之处：措辞微婉而又嘲讽尖刻。全诗主刺齐襄公。但齐襄公其人，诗中并无一处直接提及。然而诗中处处都毫不留情地揭露并讽刺着齐襄公。伟岸的南山是他尊贵的君位，淫媚的雄狐是他卑劣的身影。“鲁道”上有这个身影，而“怀之”、“从之”、“鞠之”、“极之”的主人公都是这个罪恶的身影。前二章两处都直接地点了“齐子”即文姜的芳名，当然也连带地讽刺了她，她至少是一个同流合污的不正派的女性。后两章由“娶妻”使人当然联想到鲁桓公，等于两处间接地点了桓公的大名，很难说对其毫无讽刺之意，虽然是很次要的。但正如清人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指出的：“后二章并刺鲁桓，刺鲁桓亦所以刺襄也。”直接讽刺文姜和间接讽刺桓公，也都最终是对襄公的讽刺。齐襄公居国君的至高无尚之位，又为人兄长，而淫乎其妹，是乱伦奸杀的罪魁祸首，一手制造了当时政界的一大丑闻。诗中虽未直呼其名，却委婉曲折、旁敲侧击地处处揭露其丑行，讽刺其罪恶，鞭笞其灵魂。全诗讽刺的锋芒集中指向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微婉而尖锐，收到了突出的艺术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山》是一首杰出的政治讽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