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僧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于公元804年赴大唐，归国后成为日本密宗的鼻祖。从那以后，有关他的故事便不断见于载籍。他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文镜秘府论》《十注心论》，一直被后人不断抄写、注释与研究。空海与写本文化有着很深的缘分。2004年，日本的文化人曾高調纪念空海入唐1200周年。空海的著述，被后人称为“日本文化的母胎”，而他本人，也无愧是那一时代与写本文化走得最近的人。

空海无疑是留华归日人员的顶级代表。如果了解了空海归国后的业绩，就会感到已故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称其为“空前绝后的事业家”并非夸张。空海不仅践行“镇护国家之法”的佛教，祈雨显彰功德，开创真言宗，而且建造了灌溉用的贮水池（赞岐满浓池），还创办了一所名为“综艺种智院”的学校。

空海为这所学校撰写的办学宣言《综艺种智院式并序》和教师招聘简章《招师章》，就收在弟子真济为他编撰的文集《性灵集》当中。他描述自己在唐时看到大陆城乡教育繁荣的景象，是“坊坊置闾塾，普教童蒙；县县开乡学，广导青衿”，感慨日本的贫贱子弟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便决心筹办一所“普济童蒙”的学校。

空海把办学视为“益国之胜计，利人之宝洲”。至于教育内容，在空海看来，僧侣们“偏玩佛经”固然不可取，而“空耽外书”也实属有偏。因而他的学校中设有道人、俗博士两类教师，前者教授显密二教，后者则对“九经九流，三玄三史，七略七代，若文若笔等书中，若音若训，或句读，或通义”等内容都要教。空海明确要求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立身之要，治国之道”，因为他认为“九流六艺，济代之舟梁；十藏五明，利人之惟宝”，内典外典，都不可偏废。“济代”就是“济世”，这里沿袭了唐人避李世民讳的作法，以“代”字来替代“世”字。

空海要求他的教师，“莫看贵贱，随宜指授”，要“心住慈悲，思存忠孝。不论贵贱，不看贫富”，对学生要“不辞劳倦”。在章程中，有与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十分相近的表述。这两篇文献最集中地反映了空海身为佛教教育家的育人理念。为了推动周边教育，也许他描述大唐教育发展的情况有些夸大，但也可以想见，他在长安等地看到那里的闾塾乡学时，就怎样急切地想为家乡那些贫困儿童做些事情。在他编撰与书写《篆隶万象名义》的时候，脑海也许会时常浮现出孩童们天真与渴望的眼神吧。他要把从中国带回来的诸种技艺、智慧种子播种在孩蒙的心田里，让它们在日本也生根开花，“综艺种智”的校名，或许寄托的就是这种热望。

在有关空海的传说中，“隔海投钴”是最著名的一个。据说空海在大陆海边，将手中的三钴（或称铃杵）投过大海，由此圈定了回国建寺传教的地点。在这个传说的背后，投射的其实是一种超越沧溟阻隔的文化传播心愿。他的那些实践活动，也都始终离不开他从大陆带回去的两件宝贝：书和笔。

正如日本学者佐佐木孝治所说，日本大和朝廷建立之后，从大陆带回的书籍，不是用绳子串起来的“竹简”“木简”，而是将必要的纸张横向连续粘糊而把末端粘在轴子上保存的“卷轴装”。正是以这种写本形态的书籍，传去了佛教、儒教、法律、历史、文学等对日本来说重要的新知识。纸质书远比木简竹简轻便，节省空间。试想如果当时大陆书籍的形态还是成捆的竹简木简的话，船载过海的中国典籍，一定不会达到历史上有过的规模东传日本的写本（或称抄本），大致有获赠、购买与抄写等来源。遣唐使不惜重金从唐土购书携带回国的事情，见于新旧《唐书》，从书籍的发展历史来推测，他们带回去的可能多属抄本。他们自身抄书带回去的情形，虽然在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当时书籍流通的常态与学人读书的习惯来看，抄书作为获赠、购书的补充，也不失为一种书籍来源。卷帙浩大的类书或总集，固然不一定靠抄写得来，别集或单篇著述，以抄写获取则更容易。至于遣唐僧，写经既是一种功课，也是一种学习手段。

《性灵集》中有空海书写典籍奉献的记录。《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元是一卷，缘书样大，卷则随大。今分三卷。文是秀逸之文。书则褚临王之遗体也。比属临池之次，写得奉上。飞白书一卷亦是。在唐之日，一见此体，试书之。”空海将这些唐诗文书写奉上，“庶令属文士，知见之矣”，就是想让日本的属文之士，早些接触到唐朝文化的最新信息，以期日本文化能与唐文化同步发展。他一次进献的书单中，就包括《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一卷、《古今文字赞》三卷、《古今篆隶文体》一卷、梁武帝《草书评》一卷、王右军《兰亭碑》一卷、昙一律师《碑铭》一卷（草书）等。

当时的抄书者所关注的，不仅是书籍的内容，而且还有原本的书法。空海之所以成为那一时代最享盛名的书法家之一，自然与他对唐代书法的悉心学习有关。他所撰写的《书刘庭芝集奉献表》一首，所献为其所书《刘庭芝集》四卷，表中称：“余于海西，颇闲骨法，虽未画墨，稍觉规矩。然犹愿定水之澄净，不顾飞云之奇体。弃置心表，不齿鉴写。”

空海所撰《献梵字并杂文表》感叹“文字之义用，大哉，远哉”，对文字的发明与书法穿越时空的文化传承与传播功能大加赞赏，说：“结绳废，而三坟灿烂；刻木寝，以五典郁兴。明皇因之而弘风扬化，苍生仰之而知往察来。不出户庭，万里对目；不因圣智，三才穷数。稽古温故，自我垂范，非书而何矣！”这一段可以读作“汉字礼赞”与“书法礼赞”。当时的日本，结绳记事、刻木为号的时代远去还不算太久。当空海通过写本读到古代中国典籍时，便如同与千年以前、万里之外的古人面对面，不由得对文字和书写的奇妙功用发出这样的赞叹。其落脚点，则是借力文字与典籍，巩固皇权，导引群体，规制个体。

在这篇文章中，空海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窟观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每见苍史古篆、右军今隶、务光韭叶、杜氏草势，未尝不野心忘忧，山情含笑。”说自己一有空就读印度和中国的书籍，每当看到仓颉创制的古篆，王羲之的隶书、殷汤时仙人务光植薤而食，清风时至而作的“倒薤篆”、后汉有草圣之称的杜伯度的草书，就不禁心旷神怡。对书法的酷爱，足以让他忘掉寂寞与一切忧虑，简直看山山喜，看水水欢。他已经将那些书法珍品视为自己的快乐源泉了。

写好字须有好笔。对于书手空海来说，笔是一种耗材，好笔还得自造。他不仅自己成了好笔匠，还成了制笔的“技术总监”。《奉献笔表》记述空海令笔生按照自己在唐时所见造狸毛笔四管进奉：“其中大小长短，强柔齐尖者，随字势粗细总取舍而已。简毛之法，缠纸之要，染墨藏用，并皆传授讫。空海自家试看，新作者不减唐家。”又撰有《春宫献笔启》一首：“良工先利其刀，能书必用好笔。刻镂随用改刀，临池逐字易笔。字有篆隶八分之异，真行草稿之别。临写殊规，大小非一，对物随事，其体众多，率然不能总造。”他得意地夸耀自己督造的笔，写起字来较之“大唐制造”毫不逊色。与抄写文献相伴随的，就是唐代书法与制笔等相关技术也得到传播。

弘法大师的真迹，今传有《风信帖》《灌顶记》《真言七祖像赞》《三十帖策子》等，均被定为日本国宝，他所书写的飞白书《十如是》，实物今已不存，也可看出空海审美的一个侧面。不过，他对书法理论的关注，却不大有人提及。

空海所撰《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堪称日本最早的书法论。他接受了蔡邕“书者，散也”和王羲之“游心境物，取法四时”的观点，总论书法本质：“古人《笔论》云，书者，散也。非但以结裹为能，必须游心境物，散逸怀抱，取法四时，象形万类，以此为妙矣。”

文中津津有味地历数书写的历史，将不同流派，都视为人心感物之作：“是故苍公风心，拟鸟迹而挥翰；王少意气，想龙爪而染笔。蛇字起唐综，虫书发秋妇。轩圣云气之兴，务仙风韭之感。垂露悬针之体，鹤头偃波之形，麒麟鸾凤之名，瑞草芝英之相。如是六十余体，并皆人心感物而作也。”又说蔡邕《笔论》和王羲之《笔经》，就像诗家的格律一样，是书家必须遵循的：“或曰《笔论》《笔经》，譬如诗家之格律。诗有调声、避病之制，书亦有除病、会理之道。诗人不解诗病，谁编诗什？书者不明病理，何预书评？又作诗者，以学古体为妙，不以写古诗为能；书亦以拟古为善，不以似古迹为巧。”这些说法，除了来自蔡邕和王羲之的观点之外，也可以看到北朝书家王愔《文字志》、南朝书家羊欣《笔法》的影响，堪称一段精彩的“诗书同理论”。

文中这样描绘自己陶醉在书写愉悦中的精神状态：“折六书之萃楚，摘八体之英华。学转笔于鼎态，拟超翰乎草圣。想山水而摆拨，法老少而终始。”又叙述自己在书写中领略教化人伦、人生奥义的体会：“君臣风化之道，含上下笔；夫妇义贞之行，藏阴阳点。客主揖让，弟昆友悌，三才变化，四序生杀，尊卑爱敬，大小次第，邻里和平，寰区肃恭。此等深义，悉韫字字。”文末附诗，如第一首：“苍岭白云观念人，等闲绝却草行真。心游佛会不游笔，不顾扬波尔许春。”对于空海这样一个以书写为乐趣的人来说，写字不再是一种劳苦，而是一种享受，一种人生态度。转笔超翰，均有天地哲理；点画上下，无非感悟人生。

空海为日本文化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评价空海的诗“纵横驰骋”，文则“极尽雕琢”，有“气象宏壮者”，有“一种气魄光焰不可企及者”。《古今著闻录》“能书”第八开头说：“尺牍书疏，可谓千里之面目也。凡现六文八体之姿之辈，学惊鸾反鹊之势者，仅留一字之迹，遥兴万代之誉。诸种艺能之中，手迹诚秀异矣。”这种对书法流芳百世的评价，就有对空海及其同时代书法大家的仰慕在里面。

日本后世有关空海的传说，不少与书法有关。其中一个说空海在唐，宫廷里有三面墙壁，上面有王羲之的手迹，破损之后无人能修复，皇帝诏令空海来书写修复。空海取来五支笔，口衔一支，双手各执一支，双脚各夹一支，同时修复五处文字，皇帝见状赞叹不已。空海蘸墨溅在一面墙上，那上面自然显出一个“树”字来。皇帝点头称赞，赐名“五笔和尚”，并赏赐他菩提子念珠。又说空海在河边见一少年，叫他在河面上写字。空海在河面上写下诗篇，河面上的字竟不破散，顺流漂下。少年亦写下一“龙”字，只缺右上角的一点，字在原处漂浮不动。点上那一点之后，字竟染立刻发出聲响，放射光芒，化作龙王腾空而去。这位少年正是文殊菩萨。这些故事都是说空海靠书法在异国为日本人争足了光。

又有故事说空海回到日本后，天皇命令他题写皇宫南面门上的横额。外门额写好之后，发现应天门的“应”字缺了一点，空海抛笔将那个点儿补上，众人拍手叫好。

《古今著闻集》载，嵯峨天皇常与空海比书法，有一次他拿出许多字帖让空海看，其中有一卷格外精妙，天皇大加赞赏，说：“不知此件何人所书，朕不论如何用心，亦遥不可及，实乃重宝也。”几次听天皇如此说，空海忍不住说：“此乃小人所书也。”天皇大惑不解，细查看上面果有“某日于青龙寺书之空海”字样，这才信服。

空海去世之后，连同他的字一并被神化，乃至鬼化。有故事说书法家小野道风嘲笑过空海的字，结果身患中风，双手颤抖，写字也走了形。又说宫中要对门额上的字加以修饰，其中就需要对空海在南面三门上书写的门额动一动笔墨。受命担任修字任务的行成卿，便在空海尊像前，供奉鲜花，焚香祈祷，诵读祭文。《古今著闻集》载录的祭文，大意是说，天皇诏令要动一动大师的墨迹，不动会触犯龙颜，动了会得罪大师，让在下左右为难。还是大师您老说一声，您说动不得的话那就另拿主意：

今蒙明诏而欲下墨，则疑有渎圣迹之明谴，更惮圣迹而将阁（通“搁”）笔，亦恐拘辞明诏之朝章。晋退惭心，胡尾失步。伏乞尊像示以许否。若可许可请者，寻痕迹而添粉墨；若不许不请者，随形势而回思虑。王事靡盬，盍鉴于此。尚飨。

空海的墨迹被尊为“圣迹”，说明他已享有日本书圣的美誉。这样的故事值得玩味。它们虽然是在颂扬空海的影响力，可与当朝天皇平起平坐，权威超高，不容嘲弄，不过连对他的字也说不得半个“不”字，就难免有霸道之讥了。

有关空海的这些传说，倒也映射出写本和书法的关系。研究写本，必须旁及书法，正像研究古代书法离不开古写本一样。“尺牍书疏”这些“千里之面目”，也是写本研究题中之意。

中国书法蕴含的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开头就说：“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周汝昌认为书法是“超象之象”，认为它们的“象”早就超离了“形”和“符号”“标本”，它是精气神和文化素养的“象”。空海对中国书论的学习和钻研，使他不再把书写仅仅看成一种单纯实用的信息传递手段，而是由此深入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看来他不只是当时与写本文化走得最近的日本人，也是那时对中国文化持有最丰富理解的日本人。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