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预言金亡

辛弃疾是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33岁时（1172）就预言金朝60年后必亡，金亡而中国之忧更大，后来果然应验。金亡之后，南宋连半壁江山也逐渐不保，最终为蒙元所覆灭。辛弃疾的预言，宋末周密《浩然斋意抄》有记载：“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绍定足验矣。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乾道壬辰，即乾道八年（1172）。六十年后的宋理宗绍定五年壬辰（1232），金都城汴京被元兵攻陷，金哀宗逃离汴京，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等降元。周密所谓“绍定足验”，即指此事。虽然金朝的末代皇帝到1234年才在蔡州自缢身亡，但1232年金朝实际上已亡国。辛弃疾预言金朝60年后必亡，真是神机妙算，准确的很。

辛弃疾预言金亡而中国之忧更大，指的是北方蒙古对南宋的潜在威胁，可当时南宋朝廷浑然不觉。别说是辛弃疾在世时，就是金朝灭亡前夕，南宋朝廷也没有意识到蒙元威胁的逼近。且看金哀宗亡国前夕、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时派人去向南宋借粮，行前对使者说的一段话：“（南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使者到南宋，宋廷不仅没有答应金哀宗的请求，而且落井下石，与元兵联手，最终攻下金哀宗所在的蔡州，而导致金朝灭亡。六十年前辛弃疾已预料到的元兵威胁，六十年之后南宋朝廷当局仍未觉察，实在让人叹息！

辛弃疾的预言，不是胡猜乱想，而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战略分析与政治预判。他在《美芹十论》的《审势》篇和《观衅》篇对金朝必然亡国有过细致的分析：“金国今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尼雅满、乌珠辈之叶，且骨肉间僭弑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臣抑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为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怀袖。知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敌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妇虽攘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敌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辛弃疾从人心向背与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两个方面来分析判断金朝必然灭亡。金朝内部民怨深重而不可疏解，皇位继承的嫡庶不定也埋下永久的祸根。这两重矛盾如果不断激化，加之外部势力的攻击，金朝非亡不可。辛弃疾如良医切脉，切中金朝的脉理，故能料定其60年后必亡。

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弃疾入朝面见宋宁宗皇帝时又明确提出金朝必乱必亡，请朝廷早为之预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载：“会辛殿撰弃疾除绍兴府，过阙入见，言金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宋史·韩侂胄传》亦载：“会辛弃疾入见，言敌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辛弃疾这次进言，为韩侂胄开边北伐提供了口实。

辛弃疾作为卓越的战略家，不仅成功预言金朝必亡，而且也预言了南宋开禧北伐必败。程珌《丙子轮对札子二》载：“甲子之夏，辛弃疾尝为臣言：‘中国之人，不战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盖方是时，朝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弃疾免归。又明年丙寅始出师，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邓友龙败，朝廷以丘崈代之，臣从丘崈至于淮甸，目击横溃，为之推寻其由，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嘉泰四年甲子（1204），南宋朝廷在韩侂胄的主导下准备北伐，辛弃疾时知镇江府，为之做开战的准备，多次派遣间谍至金，侦察金人兵骑之数，屯戍之地，将帅的姓名，帑廪的位置等，并拟招募沿边士丁以应敌。后来深度了解了韩侂胄的所作所为后，辛弃疾又深为失望，预言北伐必然失败，曾为程珌分析过北伐必然失败的原因和地点。两年后，即开禧二年丙寅（1206）五月，南宋下诏伐金，出师即败，结果恰如辛弃疾所预言。辛弃疾的远见谋略，足以称“神”！

6. 平定茶商之乱

辛弃疾不仅神机妙算，也善于实战，能打硬仗。淳熙二年（1175）平定茶商赖文政之乱，就充分展现出他过人的指挥才能和作战方略。

南宋的茶商之乱，时有发生，一般规模比较小，时间比较短，很快就被平息。只有赖文政之乱，延续时间长，影响地域广。南宋之所以频繁发生茶商之乱，根源在于南宋的“榷茶”制度。南宋延续北宋茶叶专卖制度，商人要卖茶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即茶叶特许经营凭证。商人凭“茶引”，到茶园、茶户购买额定数量的茶叶，然后去贩卖。南宋的“茶引”，不是购买一次就可以获得长期的售卖权，而是一道道地购买，买一道茶引，只能售卖额定数量的茶叶。据淳熙年间左司郎中李椿奏疏所言，茶商每卖一百二十斤茶叶，支付的税费高达四五十贯，这还不包括官吏的违法克扣等隐性支出。连李椿都感叹茶引费实在太高。由于茶引的价格昂贵，自愿购买的很少，于是茶商就私下贩卖。官府检查禁止，茶贩就结伙抱团武装对抗。官府查禁极严，茶贩无利可图，难以生存，就变为盗匪，从事抢劫等违法活动。为了争夺地盘，他们有时互相火并仇杀，有时肆无忌惮地抢劫居民，有时抢夺客人买下的茶货，有时强掠妇女，以致民不奠居。过去有人认为，茶商之乱是农民起义，完全是误解。那些叛乱之徒，根本不是农民，而是以失业的茶商为主体，加上刺配逃军、恶少无赖之徒等等。以前学界把茶商叛乱者称为“茶商军”，也是误解。南宋的茶商军，其实是专门应对茶商叛乱的官军。《宋史·郑清之传》记载：“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总领何炳曰：‘此辈精悍，宜籍为兵，缓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趋者云集，号曰‘茶商军’。后多赖其用。”意思很清楚：湖广江西总领所准备差遣郑清之，见湖北茶商常常群聚暴乱，于是向总領何炳建议，组建专门的军队来应付精悍的茶商团伙。何炳言听计从，立马下令召募士兵，响应者云集，于是将这支军队称为“茶商军”。魏了翁《直焕章阁淮西安抚赵君墓志铭》也提到“置制使留茶商、忠效一军补兵籍”之事，即置制使留下茶商军、忠效军以补兵籍。可见，茶商军是兵籍之外的预备军队。

以赖文政为首的湖北茶商之乱，始于淳熙二年（1175）四月，先在湖北、湖南交界的常德、益阳一带为盗，不久，就向湖南、江西进攻。朝廷调派宋金前线的正规军——鄂州军前往镇压，居然无济于事。赖文政的队伍，只有四百来人，而鄂州军有三千人，“最号精锐有纪律者”，双方交手的结果是“一胜一负”，官军没打败茶商，自身却“十百为群，逃窜而归”（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三八《论军士纪律》）。六月，赖文政等攻入江西吉州永新县，占禾山险要之地为据点。江西安抚使汪大猷派副总管贾和仲率数路之兵前往讨捕，因为不熟悉地形，反而被茶商武装打得落花流水。贾和仲又用招安之策，茶商诈降，虚立旗帜为疑兵，由小路遁去，过了两天才被发现（楼钥《攻媿集》卷八十八《汪公行状》）。

朝廷先后调换三任提刑（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厅厅长）、动用上万兵力围剿，也没能控制局势。据权兵部侍郎周必大说：当时参加围剿的有“江鄂之师，益以赣、吉将兵，又会合诸邑土军弓手，几至万人，犹未有胜之之策”（《文忠集》卷一三七《论任官理财训兵三事》），彭龟年也说：“茶寇方盛时，江鄂大军、诸路禁军、土军、弓手、百姓保甲，动以万计。”（《止堂集》卷十一《上漕司论州县应副军粮支除书》）江鄂大军、诸路禁军、地方土军等多兵种联合作战，也没打垮这支茶商武装。

朝廷见事态难以控制，由宰相叶衡推荐，委派仓部郎中辛弃疾任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寇”（《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辛弃疾于六月十二日受命，七月初离开临安，赶赴江西提刑司治所赣州，专力督捕茶商武装。

辛弃疾到达赣州后，经过缜密侦察，了解战况后，实施了三大战略战术。

第一步，重兵转困。茶商武装利用山深险阻，打游击战。辛弃疾吸取正规军背负铠甲不利于山中作战的教训，用正规军扼守要道，而用弓兵土军及大量民兵将茶商武装围困山中，以消耗断绝其给养，迫使出山。果然，茶商武装无法在吉州山中久呆，被迫向岭南逃窜，第二步，多路伏击。茶商武装向南窜入广东、江西交界处后，被广东提刑林光朝率领的精锐之师摧锋军迎头痛击，其势始衰。只好折回江西。八月底，赖文政等从安福逃到萍乡，辛弃疾派鄂州军统制解彦祥率部围剿，茶商武装死伤甚多，又折回逃至安福高峰寺，辛弃疾又派遣土豪彭道到高峰寺合力搜捕。从此，茶商武装大势已去，遂逃至赣州兴国县作最后挣扎。

第三步，招安诱降。赖文政等逃到兴国后，只剩百余人苟延残喘，随时准备投降。辛弃疾就派兴国县尉黄倬前往招安，茶商武装全部投降，历时半年的茶商赖文政之乱，在闰九月，终于被辛弃疾平息。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投降之前，赖文政先带几名首领来见辛弃疾，“约日束兵。既退，谓其徒曰：‘辛提刑瞻视不常，必将杀我。’”茶商武装投降后，辛弃疾果然杀了赖文政。

边防作战的三千正规军打不败茶商四百人，后来又加上诸路禁军、土兵上万人，依然不能阻扼其气焰，可见赖文政确实是足智多谋、难以对付的高手。而辛弃疾坐镇指挥后，迅速扭转局势，不到三个月就平定叛乱。这次成功平叛，再次彰显辛弃疾聪能谋始，明能见机，智足断事，胆能决之，勇能行之的英雄气质。

7. 建立飞虎军

淳熙七年八月（1180），辛弃疾在长沙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时创建飞虎军一事，也能见出他的胆略、勇气和智慧。

辛弃疾鉴于湖南控带两广的特殊地理位置，又盗患严重，武备空虚，于是向朝廷提出，依广东摧锋军、湖北神劲军、福建左翼军之例，别创一军，号称飞虎军。获得朝廷许可之后，辛弃疾雷厉风行，在长沙马殷营垒故址建立兵营，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并在广西买马五百匹，战马铁甲皆备。

辛弃疾建飞虎军，并非一帆风顺。先是组建期间，枢密院就有人反对，数次阻挠，而辛弃疾不为所动，加速进行。后来因花费巨大，动以万计，辛弃疾亲自协调斡旋，“事皆立办”（《宋史》本传）。可朝中又有人弹劾辛弃疾聚敛民财，以至于降下御前金字牌，勒令即日停建。辛弃疾受而藏之，不动声色，继续督责监办者，令一月之内建成飞虎营栅，违者军法从事。最终如期落成。军营建成后，辛弃疾向朝廷陈述始末，并绘图缴进，孝宗皇帝才释然。由此可见辛弃疾临事果断，有胆有识，决策力、行动力超强。

两日内置瓦二十万，更见辛弃疾的超群智慧，如同诸葛亮草船借箭般的传奇。飞虎军营寨将成，适逢秋雨连月，负责施工者向辛弃疾报告，造瓦不易。辛弃疾问需瓦多少？回答说二十万。辛弃疾说不用担心，不日可办。僚属不信。他随即命令厢官除官舍、神祠外，号召每户居民取沟瓦二片，结果不到两天，二十万片瓦就全部备齐。僚属为之叹伏不已。这是《宋史·辛弃疾传》记载的故事。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情节略有不同：属吏报告辛弃疾“唯瓦难办”，辛弃疾即“命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前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一说是每家取瓦二片，一说是每家用一百钱买瓦二十片，传闻虽有差异，但都体现出辛弃疾随机应变的智慧和解决困难的能力。罗大经对此评论说：“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弭患济事者是也。”

飞虎军建成之后，辛弃疾又加强训练，使之“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本传）。后来任湖南安抚使的朱熹也说：“飞虎军，元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所费财力以巨万计，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葺理，用力至多。数年以来，盗贼不起，蛮徭帖息，一路赖之以安。”（《晦庵集》卷二一《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司札子》）飞虎军的意义和作用，越到后来越显著。辛弃疾作为飞虎军的创始人，功不可没。

由上述诸事可以看出，辛弃疾不仅有张良那样的智慧谋略，又有韩信一般的勇气胆力。依刘劭《英雄论》的标准，辛弃疾可谓是兼张良之英、韩信之雄的真英雄、大英雄。

辛弃疾同代人早就持有这样的看法，把他誉为张良、诸葛亮。刘宰在《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中就赞美辛弃疾是“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子房，即张良。黄榦致书辛弃疾，称其“果毅之姿，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与辛稼轩侍郎书》）。卫泾在辛弃疾除知绍兴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制词中以宁宗皇帝的口吻，称扬辛弃疾是“谋猷经远，智略无前”（《后乐集》卷一）。刘宰《上安抚辛待制》又说辛弃疾“命世大才，济时远略，挺特中流之砥柱”，“雅有誓清中原之志，乾旋坤转，虎啸风生”。可以说。辛弃疾的英雄气质、宏大志向、远见卓识，谋略智慧，为当时的君臣所共知，亦得到广泛的认可。

只可惜辛弃疾生不逢时，不能像岳飞那样建立盖世功勋。洪迈在《稼轩记》中曾感叹：“使遭事会之来，挈中原还职方氏，彼周公瑾、安石事业，侯盖饶为之。”意思是如果有机会，辛弃疾完全可以收复中原，建立周瑜、謝安那样的勋业。宋末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也说：“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然而辛弃疾终其一生，没有等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一辈子只牛刀小试了几回。时代注定了辛弃疾只能是一个悲剧英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