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入闽后在闽南作有《此翁》诗（本文所引韩偓诗文及其作年均据吴在庆《韩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下容不再注明），云：

高阁群公莫忌侬，侬心不在宦名中。严光一唾垂紫，何胤三遗大带红。金劲任从千口铄，玉寒曾试几炉烘。唯应鬼眼兼天眼，窥见行藏信此翁。

据胡震亨《唐音统签》所录韩偓集本诗题下小注“庚午桃林场作”，知此诗作于后梁开平四年（910）。桃林场在今福建永春，唐时则属于南安县。

要解读韩偓此诗，有必要先大致了解诗人作此诗前所经历的八年流寓生涯。韩偓在唐朝廷中曾仕至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但因朱全忠之嫉恨而于天复三年（903）春被贬为濮州司马。不久后他弃官流寓湖南等地，终于在天祐三年（906）经由江西抚州、南城来福州寓居。又约在开平二年（908）冬，他又自福州移居沙县，而其离开沙县往尤溪抵桃林场隐居则在开平四年春间。韩偓这一首诗就作于这一段流寓不定的生涯后。

韩偓入闽后的某些诗作因读者不清楚其创作缘由，以及诗作采用借典说事明志等喻托手法，加上使用某些罕见的语词，因此其诗意往往显得隐晦，不易一下子捉摸透。《此翁》就是这样的一首诗作，因此要真正读懂这首诗，有必要对其中某些诗句和语词进行解读与说明。

这首诗的首联“高阁群公莫忌侬，侬心不在宦名中”两句，是全诗唯一最明确的抒心述志之句，它有若宣言直接昭告“高阁群公”：一，我完全没有做官的心思;二，请“高阁群公”们千万不要疑忌我。这里的“高阁群公”从韩偓此时避地闽王王审知辖下的闽国来说，应是指王审知幕府的僚佐群公们。故岑仲勉先生在《唐集质疑·韩偓南依记》中即谓“考偓初至福州，后乃之泉，观《此翁》诗有‘高阁群公莫忌侬，侬心不在宦名中’等语，知审知左右忌之者甚众”（见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一书）。《韩偓简谱》亦谓“《此翁》七律诗有‘高阁群公莫忌侬’句，殆王审知参佐有忌之者”（见孙克宽《诗文述评》一书）。又从韩偓“侬心不在宦名中”的表白可意会到“高阁群公”所“忌”乃诗人之入仕。如果说首联已经直接表明了诗人的心志与希冀，那么以下的诗句就显得颇为隐晦了，其意旨被隐藏在多个典故与罕见的语词之中，因此欲明这些诗句之所指，必须逐一解读这些隐晦的诗句。

先解释“严光一唾垂紫”句。“垂紫”，指朝中贵官。，古代帽带的下垂部分。《礼记·内则》：“冠缨。”孔颖达疏：“结缨颔下以固冠，结之余者，散而下垂，谓之。”晋潘岳《西征赋》：“飞翠，拖鸣玉，以出入禁门者众矣。”紫，指紫服，贵官朝服。唐元稹《有唐赠太子少保崔公墓志铭》：“紫服、金鱼之赐，其尚矣。”《新唐书·宦者传上·鱼朝恩》：“（鱼朝恩）见帝曰：‘臣之子位下，愿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拜谢。”又严光乃汉代著名隐者，其拒绝入仕而乐于隐逸是颇为传颂人口的。据《后汉书·严光传》：“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因共偃卧。……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韩偓在这里用了严光唾弃高官之招而乐于隐居的故事，其意旨乃借此典故表明自己之趣尚与心志，也就是自己已经如严光似的决意隐居而厌恶入仕高官了。

再释“何胤三遗大带红”句。何胤是南朝齐时人，曾任中书令。他常怀止足之心，尝辞官归隐。后又两次拒绝征召，隐居而终。《南史·何尚之》附《何胤传》载：“胤字子季，出继叔父旷，故更字胤。……及郁林嗣位，胤为后族，甚见亲待。为中书令，领临海、巴陵王师。胤虽贵显，常怀止足。建武初，已筑室郊外，恒与学徒游处其内。至是遂卖园宅欲入东。未及发，闻谢朏罢吴兴郡不还，胤恐后之，乃拜表解职，不待报辄去。……胤以会稽山多灵异，往游焉，居若邪山云门寺。……永元中，征为太常、太子詹事，并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为军谋祭酒，并与书诏，不至。及帝践阼，诏为特进、光禄大夫，遣领军司马王杲之以手敕谕意，并征谢朏。……及杲之从谢朏所还，问胤以出期。胤知朏已应召，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何容复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大带红，指古时高官所用红色绶带。诗人用何胤三辞高官之故事，其用意与上句相似，也用以表明自己现在已经毫无仕宦之意，即使蒙征召也绝不入仕，也就是“侬心不在宦名中”之意。除此之外，诗人尚有以何胤以及严光之“旧典”，隐含自己之“新典”之意。这一“新典”即是他在贬官入闽前后曾有两次招复故官而坚辞之之事，用自己的经历让“高阁群公”相信自己所言非虚。这也就是天祐二年（905），唐哀帝曾招他复故官，然而他拒绝了。时有《病中初闻复官二首》，其二中云：“又掛朝衣一自惊，始知天意重推诚。……宦途崄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又有《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杨迢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缄后因书四十字》诗，中云“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以明志。又天祐四年（907）初，诗人已经在福州，时又有第二次再招复故官之命。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三《经籍》载此事云：“石林叶氏曰：韩偓传自贬濮州司马后……其再召为学士，在天祐二年。……其后又有丁卯年正月《闻再除戎曹依前充职诗》，末句云‘岂独鸱夷解归去，五湖鱼艇且糟’，天祐四年也。是尝两召皆辞。”韩偓的这两次拒绝复故官之招是时人特别是王审知幕府中人多知道的，因此前面诗句中所隐含的“新典”，也起到用自己的经历证实自己心志之作用。

又说“金劲任从千口铄，玉寒曾试几炉烘”两句。“金劲”，此处以金子之坚固、坚硬以喻人。“千口铄”，即众口铄金之意。《国语·周语下》：“众口铄金。”韦昭注：“铄，消也，众口所毁，虽金石犹可消也。”“玉寒”，玉之冰寒。此处用以比喻节操之清白坚贞。“曾试几炉烘”，谓良玉曾历经烧炼。那么诗人这两句之咏又有何用意呢？其实同上面那两句一样，这两句也是用以展现诗题“此翁”之为人的，即用以比喻自己节操之清白坚贞，这是历经过多次的谗毁磨难淬炼所考验过的。事实也是如此，《新唐书·韩偓传》即载有如下数事：“李彦弼见帝倨甚，帝不平，偓请逐之，赦其党许自新，则狂谋自破，帝不用。（李）彦弼谮偓及（令狐）涣漏禁省语，不可与图政，帝怒曰：卿有官属，日夕议事，奈何不欲我见学士邪？’”又“宰相韦贻范母丧，诏还位，偓当草制，上言：‘贻范处丧未数月，遽使视事，伤孝子心。今中书事，一相可办。陛下诚惜贻范才，俟变缞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柩侧，毁瘠则废务，勤恪则忘哀，此非人情可处也。’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李）茂贞入见帝曰：‘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闻曰：‘使我当直，亦继以死。’既而帝畏茂贞，卒诏贻范还相，洎代草麻。自是宦党怒偓甚。从皓让偓曰：‘南司轻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荐，今日北司虽杀之可也。两军枢密，以君周岁无奉入，吾等议救接，君知之乎？’”又“（朱）全忠、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全忠见帝，斥偓罪，帝数顾胤，胤不为解。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韩偓的这些过往遭遇磨难，想必也是王审知幕府群僚有所知闻的，故诗人以此让“高阁群公”明白，自己这如金似玉之操守风范是顶得住任何疑忌谗毁的。

末尾“唯應鬼眼兼天眼，窥见行藏信此翁”这两句，是说只有具有“鬼眼兼天眼”的人，才能相信“此翁”之“行藏”。这里的“此翁”即诗人自谓，亦用以扣紧诗题。所谓“行藏”，指出处或行止。语本《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那么“鬼眼兼天眼”者又是如何样人呢？所谓的“鬼眼”，即谓能窥见隐秘的鬼神之眼。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神宗）翌日喻执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却一双鬼眼，可提举农田水利。’太祖常谓陶谷一双鬼眼。”“天眼”，乃佛教所说五眼之一，又称天趣眼。能透视六道、远近、上下、前后、内外及未来等。《大智度论》卷五：“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浄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地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无不能照。”南朝陈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云：“大士天眼所照，预睹未来。”因此这两句的言外之意在于感叹“高阁群公”之所以疑忌误解我，乃是缺乏洞察幽微、明辨是非的犀利眼光。

韩偓入闽后先到福州，后迁居沙县，又经尤溪到桃林场，可谓越来越远离闽王王审知幕府所在地福州。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早就下定的“宦途崄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的政治誓言。他此诗之“侬心不在宦名中”是合乎事实的由衷之言，故他到桃林场之后即赋《卜隐》诗，中云“屏迹还应减是非……世乱岂容长惬意，景清还觉易忘机。世间华美无心问，藜藿充肠苎作衣”。那么在他迁居桃林场隐居一年多后，他为何有此高调的《此翁》诗之作，并要明确地对“高阁群翁”宣称“侬心不在宦名中”呢？显然原因在于《此翁》诗首句即表明的“高阁群公”在疑“忌”他。疑忌什么呢？即担心他“在宦名中”，也就是说担心他入仕闽王幕府。那么“高阁群公”为何有此之“忌”？它是否毫无由来的空穴来风呢？考察韩偓来闽后的有关诗文以及有关典籍，我们可以捉摸到“高阁群公”之“忌”也是事出有因的，尽管诗人已经无心再仕了。

我们知道韩偓是在遭到朱全忠嫉恨，由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被贬官后避地来闽的。又据《十国春秋·黄滔传》：“梁时强藩多僭位称帝，太祖据有全闽，而终其身为节将者，滔规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来闽，若韩偓、李洵数十辈，悉主于滔。”可知韩偓来闽又得到了闽王审知幕府节度判官黄滔的援引，并获得了王审知的“眷私”（韩偓《手简十一贴·第六贴》）。王审知当然知道韩偓在唐王朝受唐昭宗器重以及他高尚的人品才具，故礼遇并曾有意热心延聘他入幕。这从韩偓作于开平三年正月的《己巳年正月十二日自沙县抵邵武军将谋抚信之行到才一夕为闽相急脚召却请赴沙县郊外泊船偶成一篇》一诗即可参透。其实在更早的开平元年（907）王审知就有意延聘诗人，其时诗人也已经遭到“高阁群公”的猜忌了，这可以从是年诗人以下两首诗的某些诗句探索而知。其《息虑》云：“息虑狎群鸥，行藏合自由。春寒宜酒病，夜雨入乡愁。道向危时见，官因乱世休。外人相待浅，独说济川舟。”又《味道》云：“如含瓦砾竟何功，痴黠相兼似得中。心系是非徒怅望，事须光景旋虚空。升沉不定都如梦，毁誉无恒却要聋。弋者甚多应扼腕，任他闲处指冥鸿。”这两首诗中“外人相待浅，独说济川舟”“……毁誉无恒却要聋。弋者甚多应扼腕，任他闲处指冥鸿”等句值得推敲细味。《息虑》诗之要旨乃“息虑”，即谓我如今已止息入世求功名之杂虑，以获得出处行藏之自由。末二句谓如今尚有人以辅佐国事相称许，然而乃是不深知者之意，他哪里知道我而今已是“息虑狎群鸥，行藏合自由”之人矣！《味道》乃诗人历经人生患难，流寓入闽后回顾人生，体味为人处世之道所作。其中第六句乃葛洪《抱朴子·自叙》所谓“毁誉皆置于不闻”意。末两句则是诗人所面对之险恶处境与态度，意为可悲叹者乃心存谋害捕杀的人实在太多了，然而只要如冥鸿般隐逸高飞，他又能奈我何呢！这些诗句实际上是说王审知以及如黄滔般的友人对他颇为称许，并想延聘我入幕以辅佐国事;但却有人因此对我疑忌谗毁，他们都是不深知我已是“息虑狎群鸥，行藏合自由”之人了（关于这两首诗与王审知欲延聘韩偓，遭到“高阁群公”忌毁之情事，笔者已有《韩偓与闽国王审知及其幕僚关系探赜》一文论述之，此容不展开详论）！试想韩偓曾是唐昭宗所宠重的重臣，如今如肯为闽国所用，礼贤下士的王审知必定尊崇重用，以高位礼聘之。这对于那些自保地位而嫉贤妒能的“高阁群公”来说必然引起疑忌不安，因此也就“忌”“毁”起诗人来。这一种情形不仅在开平元年即如此，更何况又经历了开平三年诗人欲远离福建往江西，却“为闽相急脚召却请赴沙县郊外泊船”的事件（此事件反映了王审知器重韩偓，极力挽留他，乃至再次有意延聘他入幕的事实）。这就是“高阁群公”之所以要“忌侬”之所在。诗人对于这忌毁是清楚的，故他在咏《此翁》诗同年又有《闲居》诗“厌闻趋竞喜闲居，自种芜菁亦自锄……刀尺不亏绳墨在，莫疑张翰恋鲈鱼”以明志告人。这就是韩偓此时要高调咏唱《此翁》诗的内中缘由。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