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被后人称为“千古词帝”，历来学者对其词艺术美感和词史地位多有探讨。已有学者指出，李煜词“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开拓了词境的时空和跨度”（吴帆、李海帆《论李煜李清照词相似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这种判断是准确的，惜未对李煜词的空间艺术进行深入分析。按王兆鹏先生的划分，词的空间场景可分“虚实两重”，即“抒情主人公身之所容的实境和意之所想的虚境”（《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虚实两分本是不错，然不可因此简化李煜词空间的多维复杂性，它与词人的写作环境、心理情绪以及作品的审美效果之间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空间为“发生场域”探讨李煜词，或对认识其作品的空间艺术有所助益。

一、 狭小的现实空间：“小楼纤月”与幽独心绪

词自花间以来，空间场景大多被置于女子的闺房绣户。空间小狭，似已成为词之为“体”的特色。杨海明先生即以“狭深”二字形容词体特征（《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暗含空间视域下的观感体验，这与传统的闺房题材不无关联。李煜早期词亦多写歌儿舞女或闺阁女子，有因袭花间之痕迹。如“蓬莱院闭天台女，画堂昼寝人无语”（《菩萨蛮》）、“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薰笼”（《谢新恩》），其空间场景，与温庭筠的“寂寞香闺掩”、韦庄的“深院闭，小庭空”等发生场域别无二致。然若以此对李煜词中的小狭空间一概视之，殊为不可。尤其在其中后期作品中，空间的营造与前者既有虚、实之别，亦有内涵之异。

就空间小狭一端而言，李煜中后期词大多是现实书写，即反映其亲身所处的物理空间，而非虚拟的画亭楼阁。以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小楼”为例，有人认为它是词人故国的象征，体现了李词的富贵气象。然笔者却并不认为这仅是一种回忆影像，亦不是富贵生活的象征，而是亡国乃至亡身气息愈发浓烈、词人生活空间愈发拥挤的现实写照。北宋政权稳定后，荆南、后蜀、南汉相继灭亡，南唐政权亦风雨飘摇。李煜身为国主，虽忧虑国艰，也知无力回澜。他自言“怆家艰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却登高文》），其处境正如月下“小楼”，纤小、寥落而孤独。故在亡国前作品中就已经频现“小楼”意象。且看《谢新恩》：

庭空客散人归后，画堂半掩珠帘。林风淅淅夜厌厌。小楼新月，回首自纤纤。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金窗力困起还慵，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

人声散去，只剩空荡荡的庭院；长夜漫漫，只有纤小的阁楼、新月陪伴自己。然陡然一声羌笛，就连这点贪恋的美好都要惊碎！“小楼”和“纤月”，在声韵、形象上，皆传达出空间的狭小感、词人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又如《临江仙》：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西清诗话》云“后主围城中作此词，未就而城破”。樱桃落尽、门巷寂寥似都暗示着南唐气运渐渐耗尽，唯有小楼西畔啼叫的子规有一些生气，然而这却也是个声声泣血的生物！“小楼”已被染上一层凄哀色彩。亡国后，李煜被囚别苑，人身更不得自由，当徐铉奉旨前往，“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王铚《默记》）。在这样狭小的生活空间中，词人更加偏爱“小楼”。如《虞美人》：“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小楼深院又怎会是南唐“富贵气”的象征呢？它是词人视界里被独特关注的景观，是和心绪相关的择选意象，更是词人愈发萎缩和幽闭的生活空间的写照。这与花间词多出虚拟、作为女性生活空间的画楼小亭，显然不同。

进一步说，与“小楼”和狭小空间相关的，是词人深深的幽独心绪。狭小空间易使人产生幽处、孤独的情緒，尤其是无人交流的情况下。杳杳深闺中的女性，自然也会感到无聊孤独，然其“独”却与李煜之“独”，有着不同内涵。她们的“独”是与“双”相对的“落单”之意；李煜的“独”，则是在绝望处境中的孤独，是人所拥有的东西一一失去后必须回归自身、学会自处的孤独。且看：

韦庄《清平乐》：“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

冯延巳《采桑子》：“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

冯延巳《临江仙》：“沙头惊起双禽。……天长烟远，凝恨独沾襟。”

冯延巳《清平乐》：“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黄昏独倚朱阑。”

这些女性的“独”，是向外的，她们始终有“成双”的期盼，故恋人归来即可解除；李煜的“独”，却是向内的，只能在自己的心中反刍、思量，独自销魂：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浪淘沙令》：“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虞美人》：“凭栏半日独无言。”

《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词人并没有向外寻求的渴望，因为他深知无人可思，无甚可盼。对李煜而言，他人生中所拥有的，已如秋风枯树，凋零殆尽。降宋前，四岁幼子和昭惠皇后相继离世，李煜“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悼诗》）。后从善入宋为质，“后主愈悲思，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而失去故国，其痛更不必待言。词人的“独”，既因被囚深院，幽独无偶；亦因个中滋味、不堪言说：人生愁恨不能免，昔日时光不可溯流，这些难题千头万绪，如何言说？言说既不能解决，道出何用？“此种无言之哀，更胜于痛哭流涕之哀”（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极端的精神孤独，正是这样一种沉重与凄婉的境界。总之，李煜愈发狭小的生活空间，与其愈发幽独的心绪正相契合。小楼深院，寂寥门巷，既是写实，亦是写意。这种“幽独”，不同于冯、韦等人笔下杳杳深闺中的女性，它因融入了自身的人生况味而更深进一层，显示出人类更高层级的孤独体验。

二、 阔大的心灵空间：情感舒放与追忆复原

李煜词，虽多写小狭的空间场景，却并未给人一种静态、局促，甚至压抑之感，而独具流动、阔大之势。叶嘉莹先生就曾以“博大便举的外表”来形容李煜后期词作（《叶嘉莹说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这“小—大”空间之别看似矛盾，然由此究极开去，正彰显了李词的独特审美价值。

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曾这样讨论人与空间的关系：“人类需要‘开放的空间’，也需要‘安顿宁静的地方’，二者皆不可缺。人类生活是二元活动，既要庇护，也要冒险。既要依附，也要自由。在开放空间中的人强烈地寻求可兹安顿的地方，在严密被庇护的地方独处的人寻求突破而进入广大的发展空间。”（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国立编译馆”1998年版）空间是开阔、自由、动态的，地方则是安全、稳定、静止的，人们往往倚赖地方的安全又追求空间的自由。对现实空间愈加狭小、幽独情绪愈发浓厚的词人而言，向往空间的自由和阔大，既出于人本能官感的需要，又与亡国囚居的现实景状密不可分。这里，我们亦不妨作一比较。冯延巳词中的女主人公，尽管在画楼绣阁中饱受寂寞和约束，却并不渴望到楼外阔大的空间中走一走，相反，她们有意营造一种“幽闭”氛围，故“闭户”行为频频出现。试看：

《采桑子》：酒阑睡觉天香暖，绣户慵开。

《酒泉子》：枕前灯，窗外月，闭朱栊。

《醉花间》：屏掩画堂深……点寒灯，扃绣户。

《喜迁莺》：残灯吹烬闭朱栊。

《菩萨蛮》：沉沉朱户横金锁。

当她们心绪烦乱，叙说着“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同时，又倾向于自发选择“囚居”。这与日本学者淺见洋二研究五代词闺房屏风时所得结论一致：“晚唐五代词家以及他们歌咏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经常忘了走到屋外眺望大自然的‘真’山水，而是希冀通过欣赏潇湘为代表的绘画中的‘假’风景来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换言之，闺中女子虽然企盼远方的恋人，最终却还是回到幽闭的空间中去，这或许正是词体“狭深”空间感的来源之一。李煜早期的作品，也有局限于庭户的作品，然亦有“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玉楼春》）的遄飞逸兴，将空间视野从笙歌酒筵顿时拉大到清冽夜色中去，“与《花间》之局促房栊者，固自有别也”（《唐宋词简释》）。又其《渔父》词云“万顷波中得自由”，驾舟垂钓于万顷碧波，对“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煜而言自然是弥足珍贵的理想。这种对自由空间的向往，乃是出于心性，出于本能，在五代词中已显现出不同气象。

亡国之后的作品又有不同。入汴京以后，李煜过着极端孤独的囚居生活，身之所容如此局促，只能借意之所想满足对空间的渴望。一方面，词人承受着亡国之痛的心灵重压，当“小楼”上的无言之哀和幽独情绪达到顶点时，需要一种情感舒放，通过空间的延伸获得心灵上的解压。另一方面，词人通过对故国空间的想象、追忆和怀旧，不断唤醒趋于崩溃的往日景观，重新寻找自我感和认同感，以此抵御生活和死亡的无意义感。这都在客观上，使词的空间境界进一步得到拓展。然而，无论是哪一层面，最终都将跌落到更大、更深的悲哀中去——因为现实空间不可更改。

先就第一个层面来讲，李煜往往以空间的延伸象喻情感的舒放，即其词阔大的一面与情感需要相关。空间，不仅是人作为生物安放躯壳的需求，亦是人的“心理需求”“精神上的灵性需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时候人们精神的解压、心灵的舒放都是在空间中完成的。如潘岳曾将《楚辞·九辩》中的“远行”“登山”“临水”“送归”命为疚心之“四戚”（《秋兴赋》），实际都牵涉空间的延伸与人的心灵体验之关系。这“四戚”虽“遭一涂而难忍”，然古人仍热衷于远行游历，登高临水。他们的初衷，是借空间的广阔稀释精神的“幽”与“愁”，当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更添愁悲。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空间中获得弥足珍贵的情感体验，空间的形象也愈发渗透进人的精神情感世界，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直觉。如杜甫“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居易“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夜入瞿塘峡》）、赵嘏“此时愁望情多少，万里春流绕钓矶”（《曲江春望怀江南故人》）皆是以空间象喻情感之例，且在使用比喻的同时，其主体情感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舒解。于是当李煜在“月如钩”的小楼上，受幽独和抑郁的煎熬时，他的精神需要一种解放，需要一个延伸的空间承载无形的心灵压力。在受国运式微的促迫、思念入宋的从善时，他凄婉地吟道“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他在小楼上悲慨“故国不堪回首”、怨叹“春花秋月何时了”时，道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在囚居中一晌贪欢、醒觉却饱受五更寒侵时，痛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这些诗句中，愁恨被喻为无尽蔓延的春草、迢迢不断的春水，抽象的情感化为可观可感的空间形象，视野也随之从狭小促迫的“小楼”“画帘”中跳脱出来流动飞跃。“天上人间”一句，更是利用空间对比，将悬殊巨大的心理落差与个中悲恸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词人的幽独和痛苦心情也随之达到某种程度的弱化和消解。由此可见，李词之所以表现出幽约和任纵的不同美感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借空间象喻情感的压缩和舒放所致。

第二个层面，李煜词的空间拓展还表现为对昔日空间景观的想象与追忆。从时间层面探讨李煜对故国的回忆，前人多及；而时间和空间本就在人的经验中共存，互成网络而彼此界定，追忆时间昭示着回望空间。虽说故国对李煜而言不堪回首，但在绝望的处境下回忆过往，置身承载自己所有价值感的空间之中，却是人的本能。“人们回溯过去有各种原因，而其中之共同原因是需要获得自我感和认同感。……要加强我们的自我感，过去需要被救援和成为可接近”（《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李煜在词中不断叙说南唐的凤阁龙楼、玉树琼枝，使趋于崩溃的过去景观稳定下来。且看：

《子夜歌》：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

《望江南》：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

《望江梅》：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千里江山，三千山河，意境、气象博大而开阔。这些存在于想象中的阔大空间，对李煜来说并不喻示着空旷、危险，而是具有安全、稳定和依附属性的“地方”。那旧时游览的“车如流水马如龙”，那在晴朗秋日的登高望远，那“雕栏玉砌”的“玉楼瑶殿”，和着当年的“竹声新月”，令词人熟悉而亲切。他在这些旧日景观中“一晌贪欢”，只为暂时忘却帘外的潺潺寒雨、衰草残烟，对抗囚居在这小楼深院狭小空间中的孤独。这两个层面，一侧重本能的情感舒放，一偏于自觉的追忆复原，都在客观上开拓了词作空间，赋以流动奔放的气势和博大遍舉的格局。然而，幽居的现实不可更改，这种对空间的追寻终将陷入深深的悲哀，“心事莫将和泪说”，“肠断更无疑”，感慨之深进一步强化。

三、 结语

王兆鹏先生这样阐述宋词空间场景的“进化”：“由人造建筑空间到自然山水空间，再到个体生活场景、人间悲惨世界与历史空间的多元组合。”（《唐宋词史论》）五代词的空间环境大多属第一阶段而又有“变格”。可见愈往后发展，词的空间场景愈发复杂和多元。李煜词整体来看，仍未摆脱人造建筑空间的局限，然已透露出向外挣脱的张力，将“千里江山寒色”的境界渗透到心灵世界，较花间格局已大为不同。当然，花间词虽以闺阁绣户为主要场景，也做出过空间拓展的尝试。如温庭筠《菩萨蛮》：“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从思妇眼前的小窗，流宕到征人所处的关外。《更漏子》一词，从“征人”场景切入：“背江楼，临海月，城上角声呜咽”，空间境界颇为阔大，然最后却以“银烛尽，玉绳低，村落一声鸡”的狭小闺户作结。这种“征人思妇”模式在诗歌传统中屡见不鲜，虚拟和借鉴的成分居多，空间缩放与创作主体的情性仍处于“疏离”状态。李煜则将主体的心性、情感需要融入词中，其空间处置与词人本身的情绪变化密切相关，已呈现出与五代词不同的气象。

要之，李煜词始终存在着“二重空间”：现实与想象、狭小与阔大的物理层，向内幽独与向外舒放的情感层，幽约凄婉与博大任纵的审美层，等等。这种“小—大”“内—外”的空间矛盾，最终统一于李煜的身世之戚与亡国悲慨：一方面，囚居的“小楼”覆灭了词人对空间的拥有和向往，触发了词人的幽独心绪；另一方面，深深的孤独也激发了词人对心灵空间的延伸和扩张，现实处境也促迫着词人对往日空间景观进行复原追忆，词随之跳脱眼前的狭小视界，拓展了空间境界。这种收束与放纵的张力，与李煜词幽约悱恻、任纵奔放的艺术美感正相协调。多层次解读的可能，正基于李煜词空间建构的“象喻体系”，将文本、情感与读者的审美勾连起来，体现出后主词的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