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笔下，尚有不少尘封的佳篇，朱察卿《顾汝和种梅记》便是其中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其构思与文笔，可与龚自珍《病梅馆记》相颉颃，堪称明代的“病梅馆记”。

文章开篇，作者对时人种植花木之法进行了一番介绍：“吴中人善植花木，植以市利者，辄戕贼柔条，作屏障状、盘盂状，或肖马远所画。奇树惟松桧梅易施巧力，即长不满尺，已束缚于瓦缶中，亭亭若林矣。”（《朱察卿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而《病梅馆记》起首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两两对照，语意相类，亦知此种审美趣味和植梅之法在古代一直延绵不绝，甚至愈演愈烈。但是，《病梅馆记》里有这样癖好的“文人画士”为群像，为虚摹，而《顾汝和种梅记》描述的则是具体的文人个案——顾汝和：

顾舍人汝和十年前尝得一梅，二干齐起，枝虬曲附，丽若连理，花时置几上，召客环坐赏之。以还朝故，移植于地间巨石长松间，诫园丁时其灌溉。今汝和使鲁中，过家，追忆昔年花时故事，复移植于缶，当秋雨疏疏，冠芝冠，衣袛裯，持锸与园丁杂作，去土舁梅根，已扶疏龙茸矣。乃芟其最蔓者，令强处缶中。

顾汝和，即顾从义，字汝和，明南直上海人，是著名的书法家，嘉靖间诏选入直，授中书舍人。顾氏是爱梅之人，但他一开始欣赏的就是“枝虬曲附”之梅，眼里容不得梅树自由生长。顾因还朝离乡，不得已将梅树移植于园内，而梅树一摆脱盆缶的束缚，顿时就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当顾返家时，却“去土舁梅根”，全然不管梅树之根“已扶疏龙茸矣”，硬生生地将它从土中拔出，并且“芟其最蔓者”，强使梅树再次移入缶里，以继续供其几上观赏。这与龚自珍所言“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何其相似！只是《病梅馆记》写的是文人画士唆使，此处则是文人自己亲力亲为了。

顾汝和将梅树强处缶中之时，作者正巧与客人登门造访，亲眼看见了这一幕，忍不住感叹道：“苦梅矣！”苦梅者，因梅树的遭遇而感到痛苦，这正是朱察卿与龚自珍两人心灵同受触动之处。不过，他们的反应则有所区别，同样是“苦梅”，龚自珍“泣之三日，乃誓疗之”，做出“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的惊人之举，并发愿“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同时“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与上述激烈文字相比，朱察卿下笔要温和得多，毕竟，眼前“戕害”梅树的是自己友人，显然不可能表达过激，他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阐发了内心的想法：

客曰：“何苦梅也？”予曰：“物与人等耳，贵适其故性也。山泽之夫，蓬首徒跣，卧起自便，饥食脱粟，渴酌清泉，日闭户，聈聈然。世之揖让结梯之劳，熏污蔑之味，率皆谢之不知，虽赤贫亦至适矣。一旦强而坐于王公贵人右，纡体弥躬，终日不敢换色，即陈肥厚而方丈华错，若加缠索，筋骸拘孪，不能捉匕，不乐也。予山泽人也，故知梅苦耳，况梅比德贞士，山泽人又下矣，故为梅劳苦。”

作者的议论，由庄子“齐物”思想出发，强调人與物都应该“适其故性”，顺其自然，犹道家所言“适志”。只要有无拘无束之身，即使生活条件很差的“山泽之夫”，也能获得精神之自由——“虽赤贫亦至适矣”；反之，一入权贵之门，纵使饫甘餍肥，却处处拘束，俯首低眉，毫无快乐可言。这段文字体现了许多晚明文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其看来，与物质享受相比，精神上的自适来得更为重要。

那么，文中自称“山泽人”的朱察卿究竟是何许人呢？朱察卿，字邦宪，上海人，因父亲与大臣赵文华有旧交，曾被赵召入幕府，“尚书迎劳苦：‘生欲官乎？’谢无所事官，‘欲金钱乎？’谢无所事金钱。尚书大笑：‘而翁，固有种哉！’然心益奇邦宪。”（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四《朱邦宪传》）赵文华是当时首辅严嵩门下红人，权势炙手可热，朱察卿身在幕府，却不卑不亢，称得上是一位不慕荣华、洁身自好的高士。他与一代布衣奇人徐渭也有过交往，徐下狱后，曾专程探访，作《会稽狱中访徐文长》云：“廿载神交意气同，相逢有泪洒西风。箯舆拟作五经笥，圜室今为一亩宫。狱吏未能书牍背，侠徒那得载车中。天王何日封三府，不使沉冤射白虹？”对其遭遇深表同情。朱察卿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徐渭闻讯，悲痛不已，赋诗悼念，中云：“远从黄浦白波边，泪尽枯鱼黑索前”（《邦宪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朱、徐二人之所以交浅谊深，正是彼此人格的相互吸引，才会如此惺惺相惜。

我以为，这篇小品文之所以优秀，是作者从包括自己在内的众多布衣文人游幕生活中获得的人生体验和感悟。明代游幕之士多不具功名，虽有受到优待的时候，但“百年强半是奔波”（明·沈明臣《丰对楼诗选》卷二十九《戏赠客游者》）才是他们的生活常态。这些人长期无奈地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而曳裾幕府，便只能依附幕主，仰食于人，朱察卿对“一旦强而坐于王公贵人右，纡体弥躬，终日不敢换色”的生动描绘，不正是幕客们窘迫之状的真实写照吗？《顾汝和种梅记》尽管没有像《病梅馆记》那样上升到斥责统治阶级摧残人才的高度，但对畸型审美的批判和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其内容指向与《病梅馆记》殊途而同归，可称双璧，甚至不排除龚作或许也从中受到过启发，如果龚自珍从未见过此文，那只能说是异代同调、“英雄所见”了。

另外，据程杰教授考证，宋代即有人借盆梅制作来讽喻，而且代不乏人（程杰《龚自珍〈病梅馆记〉写作时间与相关梅事考》，《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但朱察卿《顾汝和种梅记》尚未被研究者注意到，而若论立意、笔法之相似，则此篇最为“雷同”。那么，朱文为何远不及龚文传播广、影响大呢？细究起来，原因大抵有二：一是作品自身。朱文所表达的人生理想仍属于草野山泽之士疏懒而不拘礼法的个性追求，终未脱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谓“七不堪”者；龚文则心系家国，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忧患意识，一言以蔽之，朱文在己，龚文为人，后者的境界高于前者。由于境界不同，文章感染力也便有了强弱之分。二是时代不同。朱察卿生活的嘉靖年，虽然国势大不如前，但还不至于像龚自珍所处的道光朝那般岌岌可危。龚氏作《病梅馆记》之际，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统治已面临深刻危机，群狼环伺，国力日衰，风雨飘摇，龚文一出，迅速引起当时知识阶层的广泛共鸣，而之后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则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病梅馆记》的认同，扩大了其后续影响，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当然，尽管文章境遇有别，但两位作者对“病梅”的同情则一，护梅则一，以梅喻人的主旨则一。

附：

顾汝和种梅记

〔明〕朱察卿

吴中人善植花木，植以市利者，辄戕贼柔条，作屏障状、盘盂状，或肖马远所画。奇树惟松桧梅易施巧力，即长不满尺，已束缚于瓦缶中，亭亭若林矣。顾舍人汝和十年前尝得一梅，二干齐起，枝虬曲附，丽若连理，花时置几上，召客环坐赏之。以还朝故，移植于地间巨石长松间，诫园丁时其灌溉。今汝和使鲁中，过家，追忆昔年花时故事，复移植于缶，当秋雨疏疏，冠芝冠，衣袛裯，持锸与园丁杂作，去土舁梅根，已扶疏龙茸矣。乃芟其最蔓者，令强处缶中。予适偕二客，与汝和俱笑：苦梅矣！客曰：“何苦梅也？”予曰：“物与人等耳，贵适其故性也。山泽之夫，蓬首徒跣，卧起自便，饥食脱粟，渴酌清泉，日闭户，聈聈然。世之揖让结梯之劳，熏污蔑之味，率皆谢之不知，虽赤贫亦至适矣。一旦强而坐于王公贵人右，纡体弥躬，终日不敢换色，即陈肥厚而方丈华错，若加缠索，筋骸拘孪，不能捉匕，不乐也。予山泽人也，故知梅苦耳，况梅比德贞士，山泽人又下矣，故为梅劳苦。”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流寓文学研究》（批准号：18WD006）、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文人流寓与文学关系研究》（批准号：2016SJB750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