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1521—1593），不但是文学家、书画家，也是明代中后期的戏曲家，其杂剧《四声猿》堪称明代杂剧的代表作。《四声猿》包括《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渔阳弄》四部杂剧，其中，尤以《雌木兰》影响最大。但是，《雌木兰》的主旨究竟为何，几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却是难以自圆其说。倘若是歌颂木兰代父从军的爱国思想，何以不着重描写其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情景，而只是“木冲出擒介”这寥寥五字便一笔带过？倘若“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是全剧的主旨所在，亦即巾帼英雄的颂歌，何以剧中未曾鲜明对比男女智勇天壤之别、元帅对木兰也仅有“像似中用”的一句模棱两可的评语？而且，“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峡猿啼夜，声寒神泣。三声亦足使人堕泪，何况益之四声！而该剧是在主人公高官厚禄与燕尔新婚的喜庆交加中落下帷幕的，论者因此而称之为喜剧。既然如此，又何谈断肠猿鸣而成为四声中的一声？其实，剧中结末两句“世间事多少糊涂，院本打雌雄不辨”，才是画龙点睛之笔。《雌木兰》就是世事糊涂、雌雄难辨的断猿哀鸣。

首先，《雌木兰》的关键词是“雌雄难辨”。

作品本身才是作者的真正名片。《雌木兰》的主旨，应该主要从剧中探寻。仅只两出戏，其实关键词就是“雌雄难辨”四字。第一出，是写木兰准备以雌装雄亦即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困难。黑山贼首豹子皮的造反称王、可汗征兵，“卷卷有俺家爷的名字”，而父亲年迈、弟妹幼小的现实，构成了以雌装雄的特定环境，突出其女扮男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些小气力、有些小聪明、读过书、学过些武艺，则是其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可能性。而她放大脚、换军衣、演习刀枪箭，骑驴跨马，则是其代父从军可能性的证明，而并非仅仅是增加戏剧的动作性，虽然戏曲乃动作艺术。这些，作者写的极为简洁明了，毫不拖泥带水。并无只言片语夸大其词，并未对其渲染美化。不像明代话本小说抑或后世同类题材戏曲，非要将木兰一类女扮男装者写成超人英雄，诸如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云云，而是“小”气力，“小”聪明，知书也只是“读过”，会武艺也只是“学过些”，因为作者意图不在于此，而是强调木兰女扮男装之难。其父名为“花弧”，正应古时生男则门前悬弓之习，已露重男之意;他有女木兰之后，又生女名“木难”，不无灾难之嫌，故其子名“咬儿”，不是谐音“要儿”即是“咬住儿子不放松”，重男轻女之意，无须明言，所以木兰上述准备只能瞒着父母进行，此是以雌装雄之难也。其父“急得要上吊”，却未曾想到让女儿以雌扮雄，正是难能之事的有力证明。而且，即使父母见到木兰女装男装之后，惊、怪之余，勉强表示了“去倒去得”，也还有更大的困难：“便去啊，你又是个女孩儿。千乡万里，同行搭伴，朝餐暮宿，你保得不露出那话儿吗？这成什么勾当！”这里，木兰父母既不是对女儿即将面临刀光剑影、出生入死、性命安危的牵肠挂肚，也不是亲生骨肉即将天南海北不知何时重聚的满怀忧愁，而是把唯恐暴露女性做为最大担心，引导观众也着眼于此，因为这正是作者有意设置的突出戏曲悬念，第一出的“戏”均是由此生发。尽管木兰有“娘！你尽放心！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的安慰和宽勉，似乎是从容镇定、成竹在胸、颇为自信，但是，这毕竟是“未来时”之事，读者和观众不可能不为木兰悬悬在心，因为与之同行的两个男军，一见之下，就曾私下交头接耳：“这花弧倒生得好个模样儿！”即使在从军的路上，木兰的担心也不可能不有所流露：“不怕他鸳鸯作对求姻眷，只愁这水火熬煎。”木兰总不能老是忍受水火煎熬而不大小便！这才是木兰以雌扮雄的最大困难。这并非粗鄙庸俗，而是客观存在难以克服的生活现实。第一出，作者突出的仅是“以雌扮雄之难”的“难”字。

第二出，叙演木兰以雌扮雄，大获成功，衣锦还乡。以情理推论，倘若是作者意在歌颂木兰的爱国精神抑或与之紧密联系的民族思想，理应描写黑山贼造反作乱称王称霸因而祸国殃民、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或许将其再与朝廷内部主战主降的忠奸斗争，错杂交织，突出木兰奋勇杀敌、忠心报国的不屈不挠、机智勇敢、既忠君又爱民的可贵品质;徐渭所处的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一带的抗击倭寇的斗争，曾在胡宗宪幕府为书记的徐渭也曾参与其事;西北俺答的骚扰掳掠，徐渭也曾身临前线，有过不少诗文记载，何以并未如此描写？即使写到木兰的武艺，元帅辛平也只是寥寥几句念白：“向日新到有三千好汉，俺点名试他武艺。有一个花弧，像似中用。”毫无夸饰，且是不无疑惑。全没宋元明话本小说中，说书人赞颂英雄豪杰武艺超群、打擂比武、斩将搴旗、勇夺先锋之类的大肆渲染。即使与贼首豹子皮的对面交锋，应该是着意描写木兰英勇善战、忠贞不屈、智勇双全的重场戏，如果作者意在歌颂木兰的爱国精神或者民族思想，意在歌颂木兰的巾帼英雄，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典型场面，然而剧中于元帅命令军中放炮之后，却只有以下寥寥十多個字：

（净扮贼首三出战）（木冲出擒介）（外）就收兵回去！

本是一场惊天动地、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何以竟是如此简洁，一笔带过？从全剧以及现实生活看，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应是三个阶段：从军前，从军中，从军后。倘若意在表现木兰的爱国精神、巾帼英雄，理应把叙演的重点放在第二个阶段，然而因为作者意不在此，即使写第二个阶段，也是意欲说明木兰的以雌扮雄，军中元帅、将士乃至朝廷全都男女未辨。木兰一到军营，元帅就将其视为均是男子的“三千好汉”中的一员;他上奏朝廷的捷报中说“贼首豹子皮，的系军人花弧临阵亲擒”;木兰奉旨还乡暂休时，他前来告别，说“匆忙中我也不得遣贺序别”，证明元帅始终雌雄未辨。而朝廷圣旨说“花弧可授尚书郎”，也说明皇帝是雌雄未辨。木兰从军之后之事，不止写了这些，还有颇为具体生动的细节。亦即作者有意叙写了与木兰在战场上共同生活十二年的两个军士，他们在与木兰一同回乡的路上，突然提出了“想起花大哥，真稀罕！拉溺也不教人见”的疑问，却又自作聪明地以“这才是贵相哩”作了回答。甚至当木兰情不自禁地予以暗示其自己性别时，这两个军士还仍是糊里糊涂：

（木唱）“我花弧有什么稀罕？稀罕的还有一件！（白）俺家紧隔壁那庙儿里，（唱）泥塑一金刚，忽变作嫦娥面。（二军）有这等事？（木唱）你不信到家时，我引你去看。

意在说明即使是战友将士，对其也是雌雄难辨。按说，木兰代父从军一十二年，凯旋回乡，与父母弟妹久别重逢，该是百感交集，千言万语。但是，木兰换回女装之后，首先对父母说明的则是“我紧牢栓，几年夜雨梨花馆，交还你依旧春风豆蔻函，怎肯辱爷娘面”。这恰是与其别家临行时所说“娘！你尽放心！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的照应，是她以雌扮雄大获成功的再次突出。

仅有的两出戏，第一出，叙演以雌扮雄之难;第二出，叙演上至朝廷、下到军士全都不辨雌雄。这究竟是为什么？作者让女主人公木兰自己以最后一支唱曲《尾》总结道：“我做女儿则十七岁，做男儿倒十二年。经过了万千瞧，那一个解雌雄辨。方信道辨雌雄的不靠眼。”成千上万之人，包括元帅以及疆场同生死共患难的将士，经过十多年的眼看，却仍是不辨雌雄，乃是因为辨别雌雄需要靠心，而不是仅仅靠眼。这就是木兰的结论。辨别男女，分辨雌雄，看似轻而易举之事，但是并非如此简单。而世间之事，较之辨别雌雄，分辨男女，当然更为复杂错综，其难度则可想而知。因此作者于全剧收煞时说道：“世间事多少糊涂，院本打雌雄不辨。”这就是作者的结论，以画龙点睛之笔道出了剧之主旨。意谓我徐渭的《雌木兰》杂剧，是个雌雄难辨的故事，而人世之间这类糊涂不明的事情竟然比比皆是。剧名特将“雌”字置于“木兰”之首，其实亦是为此。戏曲贵在创新，情节关目新奇，才易于创新。李贽评《琵琶记》时说过：“如剪头发这样题目，真是无中生有，妙绝千古。故作出多少好文字来。有好题目，自有好文字也。”代父从军，未必新奇;代者“雌”木兰，则新奇可传。雌雄能辨，司空见惯;雌雄难辨，则新奇可传。

再者，《雌木兰》的本事是“安能辨我是雌雄”。

徐渭洵是奇人，其《四声猿》确乎奇剧。而《雌木兰》奇在哪里？就是“雌雄难辨”。其实，《雌木兰》的本事就是源于民间广泛流传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以及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中所写。《木兰辞》中，细腻铺叙了木兰准备代父从军的过程，而对从军中的战斗，仅用“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句加以概括。而对归来之后，改换女装的喜悦，伙伴们“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惊惶表现，却写得生动具体，并且于诗末还特地强调“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说得十分明白，突出的正是“安能辨我是雄雌”。徐渭有感于“雌雄难辨”四字，而作《雌木兰》，主旨亦是尽在于此。

同时，徐渭耳闻目睹的雌雄难辨的糊涂事甚多。

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蕴涵深厚，可以表现多种不同的主旨，诸如歌颂爱国精神、歌颂忠孝两全的品德、歌颂压倒须眉的巾帼英雄等等。而徐渭为何偏偏独辟蹊径，却要告诉观众和读者，世间雌雄难辨的糊涂之事甚多？因为他在写作此剧之前，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雌雄难辨的糊涂之事，也是甚多。《雌木兰》也是徐渭人生体验的概括，悲剧人生的总结。

譬如，对严嵩之评价。严嵩之所以由进士、庶吉士、编修、侍讲、国子祭酒这类清寒文职官员，飞黄腾达，扶摇直上，于嘉靖年间先后任职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太子少傅、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权倾当朝二十年，并非才略过人，而是一心媚上，取悦嘉靖，迎合帝意;阴谋陷害排挤大臣，网罗亲信，结为死党;杀害异己，弹劾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者，不是遭贬，就是被杀。后来，严世蕃处死，严嵩削职为民。他窃政二十年，流毒天下，世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也将其置入“奸臣传”中。

但是，在抗击倭寇侵扰斗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浙江总督胡宗宪，也是以迎合嘉靖和奸相严嵩而保持高官厚禄的。其时在胡宗宪幕府为书记的徐渭，就曾经代替胡宗宪写过对严嵩阿谀奉迎、歌功颂德的文章。即如《代贺严公生日启》，称颂严嵩，“四海具瞻，万邦为宪”“兼齿德爵”“弼亮四世”，将其比为历史上的贤相姜尚、伊尹，一再表示自己“感恩图以报恩”，阿谀奉迎，极为肉麻。而且，此类手笔，并非仅只一二。尽管这是为人捉刀代笔，其中不免违心之言，难言之隐，但是，毕竟出自徐渭笔下。然而，在徐渭《四声猿》的《渔阳弄》中，论者公认，祢衡所怒骂的奸相曹操，就是影射严嵩。作者借击鼓骂曹情节，把封建权奸狠毒伪善、狡诈奸险、祸国殃民、草菅人命的滔天罪行，揭露的淋漓尽致，满腔愤懑之气，确乎使“奸雄胆裂”。较之《代贺严公生日启》中对严嵩的歌功颂德不遗余力，简直判若两人。而且，即使在《渔阳弄》中，当祢衡与为之送行的判官即将分别时，对奸相那般怒骂不已的祢衡，竟然提出“大包容饶了曹瞒罢”，却将自己对奸相的切齿痛恨大打了折扣。徐渭生平中，以及在《渔阳弄》杂剧的前后，对待奸相态度的变化，只能说明，他对严嵩之认识，有过转变，有过清醒评价，也有过一时难辨的糊涂之时。

再譬如徐渭对自己为胡宗宪幕府书记之事的认识。胡宗宪之所以成为威震东南的军政大臣，与其数次上书上表、迎合嘉靖追求长生的欲望，与其交接逢迎权相严嵩集团都大有关系，但是，其间他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的斗争中，确实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正是胡宗宪任职浙江总督期间，屡试未果怀才不遇的徐渭，被胡宗宪招为幕府书记而且礼遇非常，所以，后来胡宗宪的被捕以及终于瘐死狱中，对于徐渭的打击也极其惨重，甚至曾经自杀。徐渭所作诗歌，也流露过悔恨交加的心情。这也就是说，徐渭对自己任职胡府书记，既有知遇之感，又有悔恨之情，也有是非难辨、糊涂之时。

再譬如被骗而入赘王氏之事。据其《畸谱》载，徐渭三十九岁时，“徙师子街。夏，入赘杭之王，劣甚。始被诒而误，秋，绝之，至今恨不已”。亦即在婚姻之类事中，徐渭也有真假难辨、糊涂之时。

又譬如沈炼之死。沈炼是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被严党杀害。然而殺害沈炼的借口，却是诬陷他是白莲教的指挥。权奸为何硬将沈炼诬为白莲教指挥而非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世人对权奸的别有用心是否雌雄能辨、黑白不分？世人对于沈炼的忠贞不屈、嫉恶如仇是否还有糊涂认识？徐渭《哀四子诗》之三《沈参军青霞》中说“截身东市头，名成死谁顾！”《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中说“古来学道知者希，今也谁论是与非……君不见，沈锦衣！”《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云：“君不杀人人杀君，青天飒然白日昏。”为什么沈炼惨遭弃市之刑以后，看似英名已成，作者为何发出“死谁顾”的痛苦呼号？为什么徐渭谆谆告诫沈炼之子，你不要幼稚，当年你父没有杀人却是有人要杀他，如今你不杀人也会有人要杀你，因为这是“青天飒然白日昏”是非不清、暗无天日的年代。沈锦衣的惨死，证明这是“今也谁论是与非”的时期。既然如今是雌雄难辨、是非不明、稀里糊涂的时期，徐渭焉能不断肠哀鸣！

不过，徐渭洵是奇人，《雌木兰》的是奇剧。因为以悲写悲，能以见悲，这是常法;而以喜写悲，喜中含悲，悲尤深刻。日本电影《绝唱》，叙演与死去爱人举行结婚典礼之事。虽然，一切礼仪都是喜庆的结婚仪式，但是婚礼越进行，悲剧气氛越浓烈。《雌木兰》对于观众和读者，诚然喜剧，但是对于作者，看到上至皇帝、元帅，下至将士，竟然全都雌雄难辨，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雌雄难辨、是非不明、糊涂难晓的社会现实，也就越发悲愤。正当明代中后期，嘉靖长期不理朝政，宦官当权，奸相专制，吏治腐败，秩序混乱，是非颠倒，阴阳难辨，剧中即使没有着眼爱国精神、巾帼不凡，但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对自己人生悲剧的总结，其思想价值又岂可小觑！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