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铨从绍兴十二年（1142）至十八年谪居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宋时属广南东路，“削爵窜岭表凡八年”（胡铨《萧先生春秋经辨序》，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卷四三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在广东新兴谪居的七八年时光里，胡铨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能够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知足常乐地过生活，善于发现贬谪之所的风物之美，在优美的西江流域寻找到了精神的避难所，心灵的栖居地。

胡铨的号“澹庵”就是在新州取的。周必大《益国文忠公集》卷三十《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载胡铨：“在新兴名室曰澹，晚号澹庵老人。”据胡铨的门人兼同乡的杨万里所说：

（胡铨）居新兴时，尝名其室曰“澹”，盖取贾生“澹若深渊”之意，晚自号澹庵老人云。（杨万里《胡公行状》，《诚斋集》卷一百一十八，《杨万里诗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杨万里所言有理。新兴也就是绍兴间胡铨谪居地广南东路之新州。在胡铨谪居新州的时候，南宋朝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歌功颂德的政治文化运动”，“类似如此规模浩大的歌功颂德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说是绝后，但完全可以说是空前的”（沈松勤《高压政治与“文丐奔竞”：“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宋代政治与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在高压政治下文丐奔竞盛行，胡铨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出来了，据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载：“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虏使来，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斩桧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沈松勤对张浚的话有很精辟的解读，他指出：“秦桧的‘专柄’，给胡铨威武不屈、屹屹独立的人格提供了表现的舞台;也只有胡铨，才能如此。”（《宋代政治与文学》）又说：“毋庸赘言，若大批士大夫如前述胡铨那样威武不屈、屹屹独立，秦桧相党或高压政治是断难生成和进行的，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在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体系中奔竞不息的‘文丐’，无论是违心抑或真心，都充当了秦桧之‘毛’赖以生成之‘皮’。”（《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沈先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澹庵”之号。

我们认为，胡铨号“澹庵老人”之“澹”字，也可以说来自《老子》第二十章：“澹兮其若海”，表现出胡铨在谪居新州时宽广的胸怀及对恬淡、安定生活的向往，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此时的人格个性与人生态度。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中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就用“澹澹”两字表现了大海孕大含深、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古人也常用“澹”来表现天空的广阔，如杜牧的《乐游园》诗云：“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对于胡铨号“澹庵”的“澹”字，明人郑真于《荥阳外史集》卷一二《澹庵记》中有很好的解释，他说：

宋南渡时，胡忠简公亦号澹庵，其上封事力诋秦桧，南荒万里，贬窜相继，而赋诗自适，曾不以利害死生为意，非真味于澹者不能也。

正是因为胡铨有像大海、天空一样的澹然胸襟，他才能在谪居岭海之际大节不改，素情自处，凭着一种快乐自适的心理状态活下来了，并且活过了他的敌人，赢得了人生的辉煌。

胡铨在命运坎坷，屡遭贬谪之际，可以在数量众多的文丐身上看到自己的不凡之处，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就感，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他开朗的性格、乐观的人生态度、宁静致远的人格个性常常出现在他对西江流域风物的描摹上。胡铨所作《如梦令》载其在新兴时的所见所感：

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雨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

这首小词充分体现出宋南渡词抒情自我化的特点，真实地展现出了当时的自然环境与词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荔枝，是西江流域的常见景物，也是当地特产，故常出现在迁岭文人筆下。胡铨之前迁岭南来的朱敦儒也曾在西江流域生活，他在词中就曾提及荔枝。不过，曾经自许“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的朱敦儒大多数时候感到的是西江流域的蛮山瘴水令人愁苦，他的迁岭词中常带有一种灰暗阴沉的色调。如朱敦儒咏叹道：“万里飘零南越，山引泪，酒添愁。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九日江亭闻望，蛮树绕，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沙塞子》）“山晓鹧鸪啼，云暗泷州路。榕叶阴浓荔枝青，百尺桄榔树。尽日不逢人，猛地风吹雨。惨黯蛮溪鬼峒寒，隐隐闻铜鼓。”（《卜算子》）这两首词的感情基调是沉重感伤的，色泽光影是灰暗阴沉的，明显不同于胡铨小词的沉郁顿挫又逸兴遄飞。

胡铨的这首小词既有词的美感特质，又有诗的美感特质，令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苏轼贬谪到岭南的食荔枝诗：

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

胡铨的人格个性与人生态度与苏轼有相似之处。这样随遇而安、乐天知命、顺应自然的境界，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认可的最高境界。荔枝，在迁岭文人生命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象征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当诗人对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产生了兴趣的时候，他的痛苦压抑之情就会减少，这是因为美好的事物能使我们的精神愉快。愉快来了时，痛苦自然就被赶跑了。一天有二十四小时，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快乐的时光多了，痛苦的时间就少了。春雨夏云秋月夜，唐诗晋字汉文章。自然、艺术中都不乏美好的事物，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懂得欣赏美的眼睛。东坡对岭南的美好事物荔枝情有独钟，甚至以之喻生活中深刻的道理。如《东坡志林》卷十一中记载一则趣事：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云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辩。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此事虽小，可以喻大。诗圣杜甫把唐代由盛转衰的生活片段，几十年来他个人、他家庭和当时的社会国家以及一切所见所闻都放进他的诗中，从而创作出了不朽诗篇，被称作“诗史”，他的诗是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的高度统一，这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确有神似之处。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问胡铨似何人？”答曰“似苏东坡”。起胡铨于地下而问之，他一定会“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胡铨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确实与苏东坡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胡铨与苏轼一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奸臣迫害而被贬谪到蛮山瘴水的岭南。但他们都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握现在、活在当下，用乐观旷达之心去体味生活中之美好事物，用他们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欣赏岭南的斜阳芳草、梅雨荔枝，度过了充实的人生。我们在这样的诗词中“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乃是这些诗词中的描写“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二“春风花草”条）。

胡铨把自己在新州生活时的一个片段放进了这首小词里，这只是他在西江流域生活时日常的人生，平平常常，似乎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但我们却可以从中读出他那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的伟大人格。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首小词中所蕴含的哲理与词中之意象浑然一体，所谓“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叶燮《原诗·内篇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从胡铨描写日常生活片段的小词中，我们还能体会到他那爱国爱民爱生活、勇者智者仁者的博大情怀，这就是叶嘉莹先生在解读小词时所提倡的“小词大雅”，叶先生指出：“小词是很微妙的，你从小词里面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很多言外的情意，而且确实是显示了这个作者他的修养，他的怀抱，他内心真正的，内心深处的品格，他内心真正的痛苦，都在小词之中表现出来了。”（《小词大雅——叶嘉莹说词的修养与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一首小词里面可以看出“大雅”的人生，崇高的境界。

“诗可以兴”，我们读胡铨这样的小词，无形之中也会有所感触，受到他那伟大精神、高尚人格的感召。正是因为胡铨没有在小词里面讲道德仁义、国家民族大义，只是平平淡淡地把他在新兴生活时的日常生活、人生一景放进小词里，我们才更加容易受到感染。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斜阳芳草、梅雨荔枝，都是胡铨贬谪岭南时亲切友好的朋友，他在新州与物为友，与物相游，把自然风光拟人化、有情化了，这样也就把自己的胸襟境界扩大了，做到当下便是一满足，从而忘记忧虑、净化心灵，在山林云水中寻找到了精神的安顿处。胡铨的这首小词印证了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谢林的一句名言：

美感创造不仅开始于对貌似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感受，而且按照一切艺术家以及一切具有艺术家灵感的人们的供认，还结束于对无限和谐的感受。（梁志学、石泉译《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胡铨就是这样的“具有艺术家灵感”的词人，他在词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处世哲学可以说是“对命运开玩笑”，也即是用一种乐观、玩世的态度来面对苦难悲剧的现实。胡铨虽然没有在小词中谈仁义道德，却没有一句不是仁义、不是道德、不是国家民族大义，不是中国文化所推崇的最高的人生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生有味是清欢”，儒家讲乐山乐水，道家讲道法自然，南宋迁岭文人胡铨就在偏远蛮荒的新州平平淡淡、快快乐乐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创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最高审美境界——自然、和谐。

礼失求诸野。朝廷之中奔走干谒之风盛行，文人在朝廷里阿谀逢迎，在贬谪之地新州的胡铨却能独善其身，保持自我人格的高洁完整，并在贬谪之所写出了如此优美动人，启人思考的佳作，这正印证了东坡先生“花竹秀而野者也”之说。胡铨、黄公度、李光等迁岭文人虽然才华横溢、志高才大，却被贬谪到蛮山瘴水的蛮荒之地，就像秀而野的花竹一样。胡铨本人对此亦深有体会，他在《秀野堂记》中说：

清江之新淦杨君图南，年未及衰，已为菟裘计，芗林向公名其堂曰“秀野”，取东坡诗所谓“花竹秀而野 ”者也。（《秀野堂记》，《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九）

这段文字虽然是胡铨对向子“秀野”二字的解读，然后也可以看成是胡铨的夫子自道，他通过解读“秀野”二字，来表达自己随遇而安，虽野而秀、虽秀而野的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胡铨、胡寅、黄公度、李光、吕本中、陈与义、张孝祥、范成大等南宋迁岭文人在西江流域生活时，他们将自己的心态情感、人格精神通过文学创作呈现出来，人们读了他们这些描写在西江流域生活时的作品，也能够学习到他们面对人生苦难、人生失意时的乐观精神、坦荡胸襟。同时南宋迁岭文人也把中原的先进文化、进步思想带到了当地，他们的文学作品，使西江流域的地域文化得到了传播与发展，他们使世人因此而更加熟悉新州、泷洲、康州、端州、藤州、苍梧、桂林等一系列西江流域的地名，这里不但有蛮山瘴水，也有斜阳芳草、梅雨荔枝，更有张元幹的《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胡铨的《如梦令》。新州，是个小地方，迁岭文人使它变大。

谓予不信，请细读《如梦令》这首小词。据首句“谁念新州人老”，可知此词当作于胡铨谪居新州期间，当时胡铨四十多岁了，寒来暑往，春夏秋冬，光阴荏苒，就这样在新州度过了生命中宝贵的时光，真是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晃眼，人生已近暮年。人的感情是复杂矛盾多样的，另一方面，老却英雄似等闲、战士欲死无疆场的幽深苍凉之感也在胡铨心中油然而生。第二句紧承第一句而来，叶落归根，人老了就会思念故乡，阅世渐多，尝尽人生百态，几度看见斜阳落、几次看到芳草生，胡铨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斜阳、芳草是令人思念故乡的意象，以前就有“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日暮客愁新”“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离恨恰如芳草，更行更远还生”等经典名句，这反映了中国人见斜阳落、芳草生而思念故乡的民族文化心理。而新州的具体生活环境又是如此令人烦闷，“眼雨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既写出了异乡人来到岭南的一种普遍性的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不适应感，又透露出西江流域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梅雨”确实令诸多词人感到愁苦忧伤，贺铸词说：“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张先词中说：“数声，又报芳菲歇。惜春更把残红折。雨轻风色暴，梅子青子时节”（《千秋岁》）都透露出浓重的感伤情绪。词人胡铨却没有一味沉湎于自己的抑郁苦闷之中不能自拔，而是马上发现了新州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今岁荔枝能好。这让我们立刻能感受到他健康的怀抱和恬淡易乐的心情。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而胡铨却能在不如意的人生中，忘记个人恩怨得失的计较、抛开遭受打击的伤感忧戚，从而发现了如意的、快乐的、值得欣慰、值得庆幸、值得珍惜、值得“慢慢走、欣赏啊”的一二件赏心乐事，这就令其“休恼、休恼”具有了真挚感人又催人向上的巨大精神力量。

胡銓的性情是刚烈的，但性情刚烈的他却能在新州过这样平淡的生活，既是无奈的旷达，也是他把人格个性修炼到了一个宠辱不惊的极高境界。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生活中遇到的痛苦与挫折，打击与迫害，相逢与离散，让胡铨非常智慧地采取了在苦难生活中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胡铨在谪居新州的生活是寂寞的，而寂寞，岂不正适合谪居之士胡铨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思考自然吗？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胡铨反思的结果是更加热爱生活，热爱日常生活中的一花一木，更加的幽默倔强，让蛮山瘴水之地变成了“今岁荔枝能好”的人间乐土，这真是令我们喜出望外啊！

胡铨这首小词有豪情、有逸趣、有雅兴、有高致，既沉郁顿挫，又逸兴遄飞，把生活波澜寓于自然清欢之中，把自己的生活环境、性情怀抱融入小词，而抒情主人公之旷达恬淡的人格形象也由此而见，他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环境与典型情绪就表现在这首小词里，体现出了很高的人生境界与艺术成就。没有他旷达恬淡的胸襟，怎能有这样一首情韵兼胜的小词！这首小词是从他胸襟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读这样的小词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一种无穷的安慰。小词之所以能让人感觉到“大雅”之审美趣味，其道理就在这里。胡铨在评价杜甫时道：“凡感于中，一于诗发之”（《僧祖信诗序》，《全宋文》第195册，第268页），在《灞陵文集序》中又指出“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全宋文》第195册，第263页），这些评论虽然是胡铨评诗论文之语，但移来评论他自己的小词创作，亦大体恰当。可以说“感于中”、“不得已”的创作动因，也是胡铨的夫子自道，他的文学创作正体现出了有感而发、文生于情的审美风貌。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江流域社会变迁与历代迁岭文人研究”（18YJA751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第59批面上资助（2016M59215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GD16XZW08）“西江流域社会变迁与南宋迁岭文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