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的卒年，传统说法是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这一说法的首创者是王琦，他在辑注《李太白全集》的“年谱”中说：“宝应元年，壬寅。时李阳冰为当涂令，太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二。”毋庸置疑，其根据是李阳冰《草堂集序》以下数语：“临当挂冠，公又疾亟……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同时，王琦还考定了李白的生年：“既以乾元之前一年（按：即至德二载，757）参谋宋若思军事时谓白年五十有七，合之宝应元年病卒之岁，正是六十二耳。”此后，一直到今天，王琦之说在学界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唐人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中也有“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的说法，但未言李白生年。李子龙先生撰有《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辨伪》一文，刊于《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20世纪80年代，李从军撰《李白卒年辨》一文（刊于《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以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为主要商榷对象，否定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终年六十二”的说法，提出“卒于广德二年，终年六十四”之说。此后，阎琦在《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发表《李白卒年刍议》一文，针对王琦之说进行了系统的商榷与辩驳，提出“李白卒年应在广德元年（763），其享年为六十三岁”。阎琦文章发表前后，安旗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编写组经过认真讨论，采纳了他的新说。1990年4月巴蜀书社出版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于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763）系入《游谢氏山亭》《宣城见杜鹃花》《哭宣城善酿纪叟》《九日龙山饮》《临路歌》等诗，在《简谱》中则有如下表述：

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即宝应二年，七月改元。公元763年）

李白六十三岁。

春，病稍起。

有《游谢氏山亭》诗，诗云：“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纷荣。”本年正月安史乱平，故云。

……

冬，于当涂赋《临路歌》而卒。……

以上，是以安旗为首的我们这个团队关于李白卒年问题的集体发声。十多年后，阎琦又在《中国李白研究》2000年集发表《再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一文，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观点。2011年，阎琦将研究唐代文学的论文结集为《识小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薛天纬为作序，在《〈識小集〉序》中简要概括了阎琦关于李白卒年问题的说法，这些说法对“疾亟”之前和之后李白相关作品及历史事件进行了系统考察，从而肯定“疾亟”并非病逝。其要点有如下几个方面（行文尽量征引阎琦原文）：

第一，针对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征引肃宗上元二年（761）《授李光弼副知行营事制》，以制文中“剿彼绿林之盗”语证明李光弼除征伐史思明叛军外，确实负有征讨袁晁的使命，而袁晁势盛在宝应元年（762）八月，则李光弼“出征东南”及李白从军未果均应发生在宝应元年秋。抱病的李白由金陵来到当涂投靠族叔李阳冰，是宝应元年秋末事。

第二，李白《游谢氏山亭》诗开首写道：“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再欢天地清”指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势穷自缢死，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宣告结束（前述李从军文也已关注到《游谢氏山亭》诗，谓“‘再欢天地清’表明此时安史之乱已被平定”，“有力地证明了此诗乃作于广德元年”）。

第三，“最值得注意的是诗末‘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二句，‘稚子’当然不可能是伯禽，而是伯禽之子。当广德元年（763），伯禽已有二十五六岁，是已娶的年龄，他的儿子已懂得迎接晚归的爷爷了。伯禽之子在当涂，说明伯禽遵父之命，已举家南迁，且定居当涂，准备长远侍奉于父侧了”。如果李白宝应元年十一月病逝，伯禽是来不及举家南迁的。

第四，杜甫自天宝初与李白别后，所写关于李白的诗，都是在不知李白确切地址、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写的，诗题或曰“怀”（如《天末怀李白》），或曰“梦”（如《梦李白二首》），或径题曰《不见》，唯有《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曰‘寄’，可知是在得知李白确切地址、对李白近况有了准确了解且李白有了相对稳定居住之地以后写的”。诗中“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二句，“句法同于杜甫《春日怀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前句写自己，后句写李白，而且，‘病起暮江滨’明明是说李白已经‘病起’，说明杜甫听到的不只是李白病发当涂的消息，听到的还有李白病发之后经疗养已经‘病起’的消息。假若李白病体复苏在来年春天，则时间已在半年左右，宜乎远在成都、梓州的杜甫能得知李白的消息并‘寄’诗给李白表示他的慰问了”。

第五，《新唐书·代宗纪》有“广德二年（764）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谏官、刺史、县令者”的记载，由此判定李白在身后“被召为左拾遗，即在此时”，“谏官”与“左拾遗”在这里合若符契。

应该说，以上考证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下面，我们拟再做三处强调：

一是关于《游谢氏山亭》诗的作年。诗曰：

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

一个插曲是关于这首诗题目的校勘。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有校记曰：“游，宋本作送，咸本、萧本、玉本、郭本、朱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游。缪本改作游，今照改。”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以下简称“郁注”）亦校曰：“游：宋本原作‘送’，据萧本、郭本、缪本、王本、咸本、英华三一五、全诗改。”其实，以上二家忽略了一点：宋本正文虽误作《送谢氏山亭》，但目录却是《游谢氏山亭》，宋本于此可以进行“本校”，正文“送”字显然是刻工手误。

“郁注”题解曰：“从诗中‘再欢天地清’句可知，时已平定安史之乱。则此诗当作于宝应元年（762）李白临终之前。”按以《通鉴》可知，宝应元年十一月，叛军首领史朝义“与其大将薛忠义等两节度合”，正与官军在贝州、深州、莫州（均在今河北地区）大战;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被已经反正的伪范阳节度使李怀仙追杀得走投无路，自缢而死，李怀仙取其首级，甲辰（三十日）传首京师。至此，安史之乱始告彻底平定。因此，宝应元年实不可谓“时已平定安史之乱”，乱平是在翌年正月。如果依从旧说，将李白辞世之年判为宝应元年十一月，明显与李白《游谢氏山亭》的内容龃龉不合。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春天，李白在当涂得知时事，其《游谢氏山亭》诗开首乃有“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之句。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亦此时所作，李、杜二人在不同地方同时对国家大事做出了及时回应。“再欢天地清”，其实是“欢天地再清”的意思。这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写实的，诗将抒情融会于叙事之中，抒写了久病初起的诗人迎来又一个春天时的欣喜之情。诗的开头四句可散绎为：“我在迟暮之年，寄身于远离朝廷的地方，想不到还能亲眼看到安史之乱终于平息，大唐天下又回到太平岁月，真是令人欢欣不已。自从去年冬天那场几乎要了命的大病以来，我长期困于病榻，在寂寞中打发时光，今天才第一次走到户外，看到岁物更新的景象，真觉得辜负了这大好春光。”散绎的话语，根据读诗的语感，对诗句作了必要的填充。经验告诉我们，读古诗文的“语感”，对于理解语意至为重要，“语感”往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然而却最可靠。有论者认为“再欢天地清”不过是一般颂美之语，恐怕正是在“语感”上有隔。此诗既没有地方官之类的颂美对象，也不是以“海晏河清”一类话来颂美朝廷，而是针对安史乱平的时事，抒发诗人自己内心深处的庆幸感与欢欣之情。

二是《游谢氏山亭》诗结尾的“遥欣稚子迎”句。上文已经说到，“稚子”是伯禽之子、李白之孙。这关系到李白身后之事，实不可忽视。李白去世55年后之元和十二年（817），宣歙池等州观察史范传正为李白迁葬，并访得李白孙女二人，他们对范传正说：“父伯禽，以贞元八年（792）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以下简称“范碑”）此所谓“有兄一人”，就是《游谢氏山亭》诗中的“稚子”。李白之子伯禽如若没有举家迁来当涂，便没有后来范传正访得李白孙女之事;而伯禽举家南迁当涂，必在李白在世之时;设若李白已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辞世，伯禽举家南迁之事必不可能在李白始到当涂随即“疾亟”而逝之前的短时间内完成。反过来说，伯禽既已举家迁来当涂，李白便不可能卒于宝应元年之十一月。因此，“范碑”其实正是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有力证据。

三是李白被授左拾遗事。“范碑”云：“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呜呼命与！”代宗于宝应元年四月即皇帝位于肃宗柩前，据《旧唐书》本纪，五月丁酉（十九日）代宗“御丹凤门，大赦”，“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宜复封号，棣王琰、永王璘并与昭雪”。永王获昭雪实为李白嗣后获官的前提条件。次年七月，改元广德。又次年，据《新唐书》本纪：“（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谏官、刺史、县令者。”李白于广德元年冬病逝于当涂，他的死讯尚未传到长安，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朝廷是在不待当涂地方官荐举的情况下，先就下达了对李白的任命，然而还是迟了一步。假如李白死于宝应元年十一月，到代宗朝给他任命官职时，已经过了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整整一年，并且前后跨了三个年头，李白的死讯不被朝廷获知是不合情理的。我们把李白辞世定为广德元年冬事，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一两个月之内朝廷尚不知李白死讯，完全在情理之中，因而才有迟到的任命。

以上论述，敬祈李白研究界专家留意，并期待同行间展开讨论。我们深知，一种年深日久的成说要被修正，是十分不容易的事，但我们相信，假以时日，学界同仁应能达成共识。值此江油“李白文化高端论坛”举行之际，谨以此小文向与会诸君呼吁：请让“诗仙”李白的生命延续一年（安徽师范大学胡传志教授语）！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