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文化之博弈之雾，遍被士林在线阅读

　　中国的赌博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历朝历代，上至王侯将相，下到平民百姓，热衷于此道者不可胜数，就连自命清高的文人士大夫之流也往往难以免俗，何也？《论语·阳货》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既然连圣人孔老夫子都这样说了，后人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呢？至少，“博弈”总好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嘛。

　　魏晋风度，始终为后来文人雅士所钦羡，就连赌博，魏晋名士们也表现出了后人所不能的潇洒倜傥，“东山再起”的谢安便是一例。据《晋书·谢安传》记载，晋太元八年，宣昭帝苻坚兵临淝水。孝武帝司马曜命谢安征讨。谢安侄谢玄问计。“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大敌当前，尤能静心豪赌，而且赢了平日里棋技高于自己的谢玄，既已赢了别墅，却又随手送人，可见其“士族风度”。然而谢安的举动不免过于“矫情镇物”，一旦得悉前线报捷，“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便原形毕露了。

　　大唐盛世，国力雄浑，民风强劲，士林间弥漫着一股乐观、豪迈之风。李泽厚先生评价那个年代时说它“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唐文士仍然保存魏晋名士蔑视世俗、注重声名与追求现实享受等流韵余风，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大有差别。在盛唐文人那里，赌博已不是有些魏晋士大夫矫情与博取名士声名的工具，而是一种单纯的嬉戏与游乐，虽然大诗人李白与杜甫都十分欣赏刘毅那种“家无儋石输百万”的胆略和气概。“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李白），“冯陵大叫呼五日，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杜甫），但无论是骆宾王的“好与博徒游”（《旧唐书·文苑传》），陈子昂的“尚气决，弋博自如”（《新唐书·陈子昂传》），还是崔颢的“有俊才、无士行，好蒲博饮酒”（《旧唐书·文苑传》），都只不过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实表现。而这种“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杜甫），“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的趣味，又是何等的畅意啊！

李清照《打马图》

　　到了宋朝，宋、辽、金各个朝廷都颁布有相应的禁赌律令，但赌博之风不但禁而不止，反而更加昌盛起来，原因是各处皇帝均有喜好赌博的，上行下效，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在当时，弈棋赌是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两宋时期最流行的棋类是象棋。宋朝皇帝大都喜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王安石也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其诗曰：“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宋人好赌，不但宋徽宗、王安石这样的王侯将相如此，就连给人感觉弱不禁风、吟唱“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李清照，也曾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李清照甚至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有《打马图》一书传世，其中曰：“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对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然而，李清照之所以著《打马图》，并非由于痴迷此道，而是“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为了打发流亡途中的无聊日子而已。她甚至还将打马赌棋与抗金相比：“谁能致敌千里，但愿将象过淮水。”

　　打马赌棋，对女人来说，始终稍显“粗俗”，大词人易安居士，除了打马之外，更有“雅赌”的经历。和《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写道：“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赵明诚尚在时，夫妻赌书泼茶，何其快乐，然而一旦斯人先逝，国家倾颓，纵然有这样“雅赌”的兴致，又有谁来相伴呢？数百年后，纳兰容若怀念亡妻时，仍不自觉想起了这个典故，“杯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写出来的，却是另一种凄凉。

　　在赌博形式与规模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麻将逐渐占据了不可撼动的中坚地位，“修长城”成了国人最热衷的活动之一，梁实秋先生就曾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文人也是人，当然也不能免受堪称“国赌”的麻将之吸引。梁公启超就是“麻迷”一个，他炫耀打牌可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讲的是麻将桌可以启发灵感，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这样的名言，也只有“久经麻场”的他才能讲的出来。

赌坊

　　麻将之乐，在于参与，听说看也成瘾的，就少见了。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鼎鼎大名的胡适先生，偏偏就属于此类。胡适的兴趣在于看，看庄家，看对家，看出牌，看进张，惟独不看时间，管它深更半夜还是通宵达旦，非得看出输赢不可。但他虽瘾大，却属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类型，始终保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风范，坐看云起，隔岸观火。即便是“三缺一”的危难之际，他正襟危坐也不显身手，哪怕是死拉硬拽请他当“替补”。也比赶鸭子上树难。胡适的专长在于评，一局下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总要大谈阔论发表感慨，“麻将中有鬼”就是他看出来的哲理。

　　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赌博既然有其吸引人之处，必然是不分时代国界，都有人沉溺其中。不独国人如此，俄国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嗜赌成性。他不仅将稿费积蓄全部输掉，还把妻子的结婚戒指、衣物统统拿去当铺换钱赌博。他赢了钱就兴高采烈，输了钱就非常痛苦。从赌场回来，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焦躁不安，有时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甚至精神恍惚。碰到再也拿不出钱去赌，又借贷无门的时候，他便陷于极端绝望和可怕的抑郁之中，跪到妻子脚下放声大哭，谩骂自己是恶棍，乞求饶恕。赌场上的挫折大大破坏了作家的情绪，再加上输钱给生活带来的困窘，他坐卧不宁，无法安心从事写作。用中国人的话形容，“玩物丧志”是最恰当不过了。

　　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赌场惨败后向妻子要钱时，由于内心的自责而感到巨大的痛苦，以致他保证今后一定痛改前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四次出国，一次也没有去赌博，这位文学巨匠终于摆脱了赌博的沉重锁链。国人常用“浪子回头金不换”来形容其罕见与珍贵。陀思妥耶夫斯基固能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但因沉溺赌博而自暴自弃、丧失前途而不自知者，古今中外，不知几多也？

（摘自《品品文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