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宛敏灏先生去世已经两纪了，如今回想起与他在一起的日子，不禁感慨良多。

我读硕士时，有三位导师：宛敏灏先生、刘学锴先生、余恕诚先生。他们三位从最初开始带研究生起，就是共同招生、共同指导。别的学校、别的专业也有导师组的说法，名义上是几位导师一起招生，但实际上却是几位导师一起上课，具体指导还是有分工的。我们这个导师组，有些不一样，三位导师一起指导学生读书，一起指导毕业论文，是名副其实的导师组。一进入门下，老师们就把确定好的书目发下来，要我们按照书目，一本一本地读，两三周时间交一次读书心得。书目涵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但按照现代的学科划分排列，哲学书放在最前面，还有文艺理论、史学名著等等，而以集部典籍为主；集部，又是唐宋居多，举凡大家名家的集子都在内，版本选的也都是善本。

写好的读书心得，也是交由三位导师轮流批阅，当然，因为宛先生年事已高，批阅得相对少一些，记得我的读书心得上，先是余恕诚老师的批语，后是刘学锴老师的批语，多则五六页纸，少则也有数行，老师们从来不敷衍，字迹也是端正的楷书，或清秀或苍劲，一笔不苟。最为奢侈的是，三位导师并不是年年招生，更不是一年招很多学生，他们基本上是在上一届研究生毕业后再招下一届。所以，从1978年至1991年，十四年间，一共招收五届八名学生，周啸天、汤华泉第一届，1978年入学；邓小军、丁放第二届，1982年入学；沈文凡、周家群第三届，1985年入学；我是第四届，1987年入学；彭万隆第五届，1989年入学。此后，宛先生不再招生。周啸天教授曾有“两弟三师事太奢”（《赭山行》三首其一）的慨叹，我和万隆都是一人独享三位恩师的教诲，更是极品奢侈了。

研究生三年毕业后，我有幸进入学校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宛先生于“文革”结束后就担任图书馆馆长，我毕业时已经退居二线，是名誉馆长，恰是我的直接领导。因为这层关系，我毕业后与宛先生的交往更为密切，去他家的次数比读书时多得多，一直到1994年他去世，前后七年，这在众多的弟子中，也是较为特殊的。

第一次拜见宛先生，是在余恕诚老师的陪同引见下前往的。

三位导师中，余老师是我的本科授课老师。我于1983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到处充满生机和朝气，到处是人头攒动，仿佛一刻也安静不下来。这不是说大家不读书，恰恰相反，读书的热情比现在还要高涨。教室里、图书馆里，都是读书的人，但那时大家更喜欢到外面读书，清晨，在第一节课上课铃敲响前，已经有人在人行道边，在操场上，在水池旁，在后山坡，捷足先登，圈占一块块领地，大声地或默默地诵读好一会英语、古文，背诵一首两阕古诗词了。各类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我参加的就有文学社、电影学社、武术学会等等，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活动场地和固定的活动时间。各种名家讲座的海报铺天盖地，记忆中还有王元化、徐中玉、王若水先生讲思想，齐治平先生讲宋诗研究等等。创作方面，有作家李英儒为写皖南事变而去皖南采风，在学校做的一场讲座，还有一位作家从西藏采风回来，沿途经过我们学校，与团委联系，也做了一场讲座，并展示了他所拍摄的反映西藏风俗的图片。那时的校园，人人自认为诗人，每个班级都有作家。我进入大学后，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感染，开始走的就是创作路子，阅读了大量的巴尔扎克、杰克·伦敦、契诃夫、莫泊桑，投了很多稿，也发表过散文，但是那时的刊物编辑们似乎更强调生活体验，我的小说虽然技巧、语言多被他们肯定，生活体验的缺乏则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我退稿，到大三时，我感觉到靠文学创作改变不了毕业分配的命运，就决定走考研的道路。恰逢余恕诚老师给我们上《中国文学史》的唐宋部分，让我平生第一次领略到学术的美丽和魅力，这坚定了我读研的决心。我大着胆子给余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学术的向慕之志。余老师很快回信，并对我进行了初步的指导，后来还从中文系资料室里以他的名义借出《全唐文》中王绩的文给我阅读，这增强了我读研的信心。余老师把我引进学术殿堂，又带着我拜见了刘、宛二位导师。

宛先生资历老，住在中文系后面山坡上的小楼里。楼三层，他家住在二楼，位置最好。余老师领我进门后，就看见一位长者，身材高大，脸型也宽大，威严中含着慈祥，有老干部老革命的气派、风度，又多了些学者的内涵和书卷气。看见我们进去，他起身相迎，让座。余老师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他说欢迎，简单地寒暄几句，具体说了什么话，已记不得；记得的是，第一次见宛先生，他就把一家出版社约他撰写杨万里一篇诗歌鉴赏文字的任务交给了我，说是我写他修改，我们联合署名。这正是老一辈的做派，算是见面礼吧。后来，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写出鉴赏稿，单独送给宛先生。他收下稿件，与我谈起别的事情，又问起我写不写旧体诗词，愿意不愿意把写好的给他看。我那时才从小说创作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确实没有兴趣写旧体诗词，但觉得也不妨试试，请先生指导。于是利用几天时间，以中秋节为题，写了一首绝句，找机会送给先生。再次去他家，他把改好的鉴赏稿递给我，只见上面密密麻麻修改了很多，还粘贴几张他补充内容的纸片，让我誊抄好再送过来，然后就谈起诗词鉴赏的问题，并评价前面几届研究生与他、刘老师、余老师写唐诗鉴赏文稿的事。记得他对二位老师和几位研究生所写稿件质量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提到周啸天，说他写得好，手快，撰写了不少条，得到几千元的稿费，对家庭不无小补。我心想：几千元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学校发给我们研究生的生活费，一个月也只有几十元，三年加起来也不到几千元。不由得心生羡慕。对我的那篇习作，宛先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还要加强训练，我也就知道他不滿意，不好意思细问。再一次见面，大约是十一月的一天，记得他把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他的著作《词学概论》签名赠送给我，上面写着“国忠同学弟指正”，下面署着他的姓名，署时1987年11月。他说这本书是他根据上课时的讲义修改而成，当年为写讲义，章泰敬给他翻检资料，帮了很大的忙；书出来了，她却在前年底去世，没看到书。说得很轻，甚至还笑了一下。我当时也不知道章泰敬是谁，后来回到宿舍翻看这本书，先生有简短的《后记》，才知道章泰敬是他的夫人，这才隐约感受到他向我说那几句看似轻淡的话时，内心真实而深厚的感情，他那一笑的无奈，也才知道痛苦的感情不一定要用痛苦的表情表达。

此后，我全力以赴地按照老师们给的书单读书，写心得，主要与余老师、刘老师交往，根据他们二位的指导意见，调整读书方法，尽量不延迟交作业。这样两年下来，把唐代部分基本读完，最后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把《全唐诗》又翻了两遍，摘抄出大量的资料。诗词偶尔也写写，但印象中没敢再呈送给宛先生过目，怕他失望。而整个读书期间，很少去宛先生家。大约研三上学期，有一次余老师转告我，说宛先生听说我按部就班读完了唐代部分，很高兴，让我去他家谈谈。我就再次到宛先生家。记忆中他好像刚生完一场病，人还半躺在床上，但精神不错，满脸笑意，与我谈宋代文学，谈怎样读词。我这才知道，三位导师联合招生，还是略有分别的，刘、余二位老师偏重于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相应地多指导唐代文学部分；研究生如果偏于宋代文学，或者读书到了宋代，宛先生会指导的多些。于是，我就按照宛先生的话，读宋代文学的书，读宋词，一直读到研三下学期的二三月份，不得不停止，以腾出时间撰写毕业论文。

我与宛先生的更多交往，是在研究生毕业工作后。1990年前后几届研究生的分配很不好，我们的同学，有不少都到下面中学去教书了。当然也有考取博士的，也有留在中文系工作的。老师们询问过我的意愿，考慮我不善言辞，就设法把我留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当时的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线装书数量号称二十五万册，在全国师范类高校中排名第三，是安徽省高校藏线装书最多的一家。我进馆后，跟随着焦士芳主任整理线装书。这个整理，不是我们学术意义上的整理，而是物质意义上的整理。据说此前的部主任在古籍部十年，主要搞自己的专业研究，大量的线装书都躺在灰堆里。我到古籍部时，同事们整天做的事情，就是量尺寸，订制函套，刻写蜡纸，著录登记。刚开始，我的工作是校对刻写好的蜡纸，核对分类号、书名、卷次、作者姓名及其朝代、著作性质，关键的是版本项，包括出版时间、地点、出版者、出版形态（刻板还是活字印刷、稿抄本等），还有附加项。因为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所以，在阅读完几本关于古籍版本的著作，熟悉操作流程后，很快上手，由校对蜡纸变为自己在钢板上刻写蜡纸，进行著录。在这个过程中，我先后发现800多册明代刻本，并因此被评为1995年安徽省优秀教育工作者，还继焦主任之后，担任古籍部主任。现在想想，确实应该感谢几位导师，是他们慧眼让我留在古籍部，给了我充分接触线装书、大量阅读典籍的机会。而能够留在图书馆古籍部，老师们显然也费了一些心思，当时图书馆馆长孙文光先生的大力支持，宛先生又是图书馆名誉馆长，都是离不开的善因。

那时，宛先生经常在我下午一上班时，就打电话到古籍部，要我把某某书办好借阅手续，送到他家里去，或者直接叫我去他家。到了之后，就开始谈话。基本上都是他说，我听，当然我也会问一些问题。宛先生口才好，记忆力惊人，几十年前的人、事都记得清楚，一说就是一个下午，常常是他的儿子或者媳妇下班回到家，用钥匙开了门，打个招呼，我才离开。最让我惊奇的是，他能够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回到我们开始所谈的话题上，照应得天衣无缝。

谈得更多的，是学术问题。他回忆起当年唐圭璋先生编纂《全宋词》时向他征询意见，唐先生为他的书《张于湖评传》写序，以及后来唐先生选派研究生来他这里短期访学；说起与夏承焘先生的交往，夏先生为他的《二晏及其词》作序；谈起缪钺先生与叶嘉莹先生合作研究词学，谈起《词学》编辑部派人来安徽师大向他约稿；评价周啸天出版的《诗词鉴赏七法》，并对以前几届研究生的读书情况、个性特点、研究长短进行分析评点。南宋词人张孝祥一直是宛先生研究的重点，他在四十年代就出版过张孝祥评传，那时正在做《张孝祥词笺校》，他对1971年江浦县出土的张同之夫妇墓志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据此以及于湖词中《木兰花慢》等作品，可以证明张同之是张孝祥的儿子，并还原了张孝祥与张同之生母李氏的关系。我记得浮山这个小地名，就是第一次从宛先生口中听到的，那是李氏母亲家所在。后来有一次看到竟然有浮山电视台，感到很亲切。对《宣城张氏信谱》，宛先生谈得很多，宣城张家还有人与他接触，他认为所谓“信谱”也不可全信，有的就有问题。他还谈到吴潜的事迹和吴潜的词，谈到宋代皖籍词人的创作情况。

有时，宛先生也会与我谈社会、家庭，谈复杂的人事，谈到与魏心一魏老的交往，谈到他当年读书时的老师，教他填词的老师，他在四川时的情形，谈到他的家庭，他的兄弟子侄们。印象深的是有一次他说最近看到报纸上一篇文章，好像是重新解说郦道元《水经注》，还是有新的见解，他认为很有道理，并感慨地说：人真的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这样才不至于被时代抛弃。他还多次说：“江湖走老了，胆儿变小了。”我理解这正是他谦虚好学的美德，是他为人真诚的表现。坊间有一些关于宛先生的负面说法，说他霸道不容人，好发脾气，我想，这些未必都是传说，而可能事出有因，但凭我与他的七年交往来看，有些传说可能有夸大之处。交谈中，他也有斥责，有激愤，但那是对社会上不良现象而发。他也有含蓄不直说不说尽的时候，但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睿智、涵养，而不是世故、圆滑。他对刘老师、余老师在研究生培养中付出的时间、精力比他多，多次称赞；对孙文光馆长的聪明、为图书馆办实事，也予以肯定。对前面几届研究生做出的成绩，他也会挂在口上。这些，都与坊间所传不同。

宛先生年长我整整一个甲子，比我的祖父还要大些，当我二十一岁拜入门下时，他已经八十一岁，无论是学识、见解还是人生阅历，我在他面前，应该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但他的言谈举止间从未流露过丝毫的轻视，没有把我当作不谙世事的小孩子看待，反而在余老师面前高度肯定我的为人。当我第一次把不成熟的诗歌呈给他看时，他虽然不满意，也并未出言批评呵责，更没有冷嘲热讽。后来随着交往的增多，我的胆子稍大些，也可以就他《词学概论》中涉及的学术问题和创作问题请教他，特别是词创作中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他都立即把他的经验、思考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谈。我深切感受到他是一位智者，一位长者，而不仅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

遗憾的是，七年间，我只在到古籍部工作后，有一次大概为申报学位点还是什么事情，上面安排我在图书馆里与他拍了一张合影，但照片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也不知道拍摄成功没有，因为我拍照时很不注意仪表，会不会影响到拍摄效果都难说。七年间，只有一次他生病，要我到弋矶山医院看护，大概怕影响我读书，也是那一次在他的病床前，我见到他的女儿宛新彬教授。1994年，他又一次生病住院，病情较为严重，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这样的情况曾经出现多次，图书馆做好了长期护理的准备，就安排人手轮流去值班。我作为他的学生，理应当即前往，却狃于这样的统一安排，没有立即去医院；而图书馆本来把我排班排在前面，时间是晚上，但考虑到我的孩子小，不便整个夜间都去值班，就临时把我改值白天的班。当我早上到单位点卯后，正准备去弋矶山医院看望宛先生，却被告知他已经去世。当时感觉非常突然，也非常后悔前一天晚上没去医院，没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而留下终生遗憾。

二十四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当年到先生家里去的情景，他谈话时的神情，他的音容笑貌，他坐在沙发里的高大的身影，都历历在目。愿先生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