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759），杜甫在秦州作《佳人》诗：“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诗叙事清晰，文字亦平易，但其旨意是什么？后人歧解纷纭，主要有如下三种解读。

第一种是此诗乃杜甫自抒怀抱，南宋的杜诗注家大多持此论，例如黄鹤云：“甫自谓也。亦以伤关中乱后老臣凋零也。”（见《杜甫全集校注》卷五）清代无名氏则详解曰：“此先生自喻之诗。自古贤士之待职于朝，犹女子之待字于夫。其有遭谗间而被放者，犹之被嫉妒而被弃。……老杜自省中出为华州，明非至尊之意，则其受奸人之排挤者，已非一日。一生倾阳之意，至此无复再进之理。故于华州犹惧其难安，是以弃官而去，其于仕进之途绝矣，复何望乎！乃托绝代之佳人以为喻。”（《杜诗言志》）

第二种是认为当时实有其人，清人仇兆鳌持此论：“按天宝乱后，当是实有其人，故形容曲尽其情。”（《杜诗详注》卷七）吴瞻泰则盛赞此诗描写“佳人”形象之真切生动：“观此诗气静神闲，怨而不怒，使千载下人读之起敬起爱，何其移人情若此也！自述一段，只‘新人美如玉’一句怨及夫婿。后段全以比兴错综其间，而一种贞操之性，随遇而安景象，真画出一绝代佳人，跃出纸上。一起一结，翩翩欲飞。”（《杜诗提要》卷二）

第三种乃调停上述两解，认为佳人实有其人，杜甫借写其人而自况，比如明人唐汝询曰：“此为弃妇之辞，以写逐臣况也。首四句总叙其事。而‘关中’以下乃佳人自述之辞。言我兄弟亦尝为高官而俱死于贼，夫婿见我门户衰歇，遂娶新人而弃逐我。吾想合昏尚知时不失常度，鸳鸯不独处以全始终，今夫婿爱新而忘旧，是合昏、鸳鸯之不若也。此兴也。又言泉水在山则清，以比新人见宠而得意；出山而浊者，以比己见弃而失度也。于是卖珠自给，葺屋以居，妆饰无心，采柏供食，艰楚极矣。又以衣单而倚修竹，其飘零孰甚焉！此诗叙事真切，疑当时实有是人。然其自况之意，盖亦不浅。夫少陵冒险以奔行在，千里从君，可谓忠矣。然肃宗慢不加礼，一论房琯而遂废斥于华州，流离艰苦，采橡栗以食，此与‘倚修竹’者何异耶？吁！读此而知唐室待臣之薄也。”（《唐诗解》卷六）此解比较平稳通达，故持此解者人数较多，如明末王嗣奭云：“大抵佳人事必有所感，而公遂借以写自己情事。”（《杜臆》卷三）清人浦起龙亦云：“此感实有之事，以写寄慨之情。”（《读杜心解》卷一）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解析。

那么，前二种解析是否完全不可取呢？有些论者是这样认为的。比如仇兆鳌驳斥第一种解析，其理由是“旧谓托弃妇以比逐臣，伤新进猖狂、老成凋谢而作，恐悬空揣意，不能淋漓恺至如此”。其实虚构人物、情节从而寄情寓意的艺术手法，在古典文学中早已形成传统。像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曹植的《洛神赋》，何尝不是“悬空揣意”且“淋漓恺至”，但又何尝是“实有其人”？可见仇氏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又如清人陈沆对第二种解析严词驳斥：“仇注、卢解皆谓此必天宝之后，实有其人其事，非寓言寄托之语。试思两京鱼烂，四海鼎沸，而空谷茅屋之下，乃容有绝代之佳人、卖珠之侍婢，曾无骨肉，独倚暮寒，此承平所难言，岂情事之所有？若谓幽绝人境，迹类仙居，则又何自通之问讯，知其门阀，诉其夫婿，详其侍婢？此真愚子说梦，难与推求者也。”（《诗比兴笺》）陈氏言之凿凿，仿佛有理有据，其实不然。安史乱起，洛阳、长安相继沦陷，士民仓皇出逃。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记载，潼关失守之后、玄宗西奔之前的数日内，长安城中已经“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及玄宗西奔之后，更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而且当时“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逃难士民或南奔至江东，或西奔至陇蜀，络绎不绝。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天下富庶安定，杜甫在《忆昔》中回忆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虽然天宝年间情况逐渐恶化，但远离京畿的边郡的社会风气不会遽然大变。秦州地方富庶，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年间秦州人口多达十万九千，且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又远离中原战火，长安士民逃难至此者不在少数。陈沆诘问：“空谷茅屋之下，乃容有绝代之佳人……此承平所难言，岂情事之所有？”其实承平之时当然不会有“佳人”远道而来，战乱年代则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佳人”逃至秦州后依靠变卖首饰艰难度日，又有什么不合情理？陈沆又质问佳人幽居空谷，杜甫“何自通之问讯，知其门阀”？这是“以今律古”才会产生的疑问。唐代社会风气相当开放，男女之间可以正常交往。如果杜甫在秦州的寓所与“佳人”之家相邻，完全可能前往拜访、询问，或在路上偶遇交谈。况且杜诗中所说的“空谷”，并不像陈沆所谓“幽绝人境，迹类仙居”。秦州多山，人家多在山谷之间。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三云：“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其《赤谷西崦人家》则云：“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皆是明证。杜甫在秦州卜居，也曾意图结茅于山谷之间：“一昨陪锡杖，卜邻南山幽。……近闻西枝西，有谷杉漆稠。”（《寄赞上人》）由此可见，陈沆对第二种解法的质疑也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前面两种解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为什么更倾向于采取第三种解析呢？原因如下。诗无达诂，包含着比兴手法的古典诗歌，其主旨更加难以确定。从《诗经》《楚辞》开始，对此类作品的不同阐释只有优劣、高下之分，而难以断定孰是孰非。换句话说，对此类诗歌的主旨的解说，往往是既难证实，也难证伪。只要一种解说不能被证伪，它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假如断然否定，势必流于武断。与其信其无而导致武断，宁肯信其有而使作品的意蕴更为丰富。以《佳人》为例，仇兆鳌说“当是实有其人”，相当合理。但他认为“悬空揣意，不能淋漓恺至如此”，就未免武断。同样，陈沆认定此诗有所寄托：“夫放臣弃妇，自古同情。守志贞居，君子所托。‘兄弟’谓同朝之人，‘官高’谓勋戚之属，‘如玉’喻新进之猖狂，‘山泉’明出处之清浊。摘花不插，膏沐谁容？竹柏天真，衡门招隐。此非寄托，未之前闻。”此解堪称深透恺切。但他断然否定实有其人，并斥持此解者为“愚子说梦”，就未免大言欺人。所以笔者认同第三种解析，因为此解避免了前二种解说的武断、轻率，取长补短，合之双美。清人黄生云：“偶有此人，有此事，适切放臣之感，故作是诗。全是托事起兴，故题但云‘佳人’而已。”（《杜诗说》卷一）萧涤非先生赞曰：“此解最确。因有同感，所以在这位佳人身上看到诗人自身的影子和性格。”（《杜甫诗选注》）这是最有助于读者理解此诗、欣赏此诗的解说。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二句，似谣似谚，言浅意深，它们在此诗中究竟指什么？后人异说纷纭，宋人赵次公云：“此佳人怨其夫之辞。……其夫之出山，随物流荡，遂为山下之浊泉矣。”（《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乙帙卷八）清人沈德潜云：“‘在山’二句，自写贞洁也。”（《重订唐诗别裁集》卷二）朱鹤龄则云：“泉清、泉浊以比妇人居室则妍华，弃外则难堪也。”（《杜甫全集校注》卷五引）笔者最倾向第二解，因为二句下接“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一节，以叙佳人幽居空谷、艰难度日之情状，以及贞操自守、孤芳自赏之心态，似乎正是对“在山泉水清”的具体描写。至于“出山泉水浊”，则可理解为佳人的拒否之词，即不愿追随富贵以自污也。当然，这也正是杜甫自守清节、不愿追随权势的心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