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的文书可靠者少甲骨与钟鼎刻辞的重要甲骨文字是否全为卜辞的问题钟鼎刻辞的简短毛公鼎石鼓文诅楚文最古的誓诰的总集：《尚书》今文与古文之争最古文书的三类：誓辞、文诰书札与记事的断片《尚书》的时代《山海经》：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渊薮

一

最古的记载，可靠者很少。所谓邃古的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当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即《尚书》里的文章，像《尧典》、《禹贡》之类，也不会是尧、禹时代的真实的著作。又像《甘誓》之类，就其性质及文体上说来，比较的有成为最早的记载的可能性，唯也颇为后人所怀疑；至少是曾经过后人的若干次的改写与润饰的。今日所能承认为中国文学史的邃古的一章的开始的文书，恐怕最可靠的，只有被发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的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的记载了。有刻辞的甲与骨，最早的发见在光绪二十六年。福山王懿荣首先得到。丹徒刘鹗又从王氏购得之；这使他异常地注意，更继续地去收集，共得到五千余片，选千片付诸石印，名曰《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骚动。有斥之为伪者，但也有知道其真价的。上虞罗振玉于宣统间继刘氏之业，所获益多。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墟进行正式发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东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甲骨刻辞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地点发见了那么许多的甲骨刻辞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发见了整个楔形泥板书的图书馆是可列在同类的吧。龟板都是两面磨斲得很平正的，兽骨也都很整齐。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简短。究竟一片龟板或一块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规则的。长篇的记载，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龟板（或一二块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价值的。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里，曾说起发见刻有册六二字的龟板，且有穿孔。是则把许多龟板穿串为册子，是很有可能的。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里所载的骨上刻辞有长到百字左右的，且还是残文。这可见殷商文辞不仅仅是简短若《竹书纪年》、《春秋》般的。从罗振玉诸人以来，皆以甲骨刻文为卜辞。罗氏分此种卜辞为九类：卜祭、卜告、卜、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及杂卜（《殷墟书契考释》）。董作宾氏则更加上了卜霁、卜瘳、卜旬三类（《商代龟卜的推测》）。但这些甲骨刻辞是否仅为占卜的记载呢？这是很可注意的。那些磨制得很光滑的龟板兽骨，是否仅为占卜及记载卜辞之用呢？最近发见的两个兽头上的刻辞，都记载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记载着获得某物的。这当然不会是卜辞。在龟甲刻辞上，有获五鹿、由于陟，往（缺）获一、毕御获一鹿七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似不是单纯的卜辞。或当是殷商的文库吧，故会有那么多的零片发见。为了殷人好卜，所以卜而后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卜用过的甲骨以记载一切。这似都需要更仔细的讨论，这里且不提。

钟鼎彝器的发见，为时较早；宋代的记载古器物刻辞的书里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存在着。唯最古者仍当推属于殷商时代之物。周代的东西也不少。钟鼎彝器的刻辞，往往只是记载着某人作此，或子孙永宝用之的一类的铭辞。但也有很长篇的文辞，其典雅古奥的程度是不下于《尚书》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个好例。毛公鼎的刻辞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当是今见的古代器物上刻辞的最长的一篇。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个石鼓之上，记载一件田猎之事的；以车既工，马既同；车既，马既写起，接着写射鹿，获鱼，得雉，以至于猎归。虽然残缺不少，但还可以见到其宏伟的体制来。这篇文字的时代，论者不一；或以为是周宣王时代的东西。但今日已证实其为秦代之物。又有诅楚文三篇，也是那个时代的秦国的文章。无论如何，把他们归到《尚书》时代的文籍里，当是不会很错的。

二

但甲骨、钟鼎刻辞等，以不成篇章者为最多。其较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记载，几全在《尚书》里。编集《尚书》者相传为孔子。据说全书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然此五十八篇却非原本，其中多有伪作。可信为原作者仅由伏生传下的二十八篇而已。其余三十篇，有五篇系由旧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则为伪作。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称为今文本，五十八篇则亦称为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传下，传其学者，在汉有大小夏侯及欧阳。古文本相传系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居时，由壁中得到。《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又同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同书《楚元王传》亦言：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由此可见在西汉之时，逸书或《古文尚书》，较之今文仅多出十六篇。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大约在东晋大乱时已失不见。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这个增多本，初无人疑其为伪者。到了宋时，方才有人觉得可疑。到了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从种种方面证实，增多的二十五篇，实为梅赜所伪造，不仅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已。这成了一个定谳。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但大约可分为下之三类：

第一类 誓辞 这个体裁《尚书》里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汤誓》、《牧誓》、《费誓》都是。这是用兵时的鼓励臣民的话。我们在这些古远的誓辞中，很可以看出许多初民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譬如《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时的誓语，他对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状乃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字（有人据此八字疑其为后人所伪作。但至少当经后人的改写）；于是他便接下去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称天以伐人国，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见的事。凡当双方以兵戎相见的时候，无论哪一方，总是说，他是恭行天之罚的，他的敌人是如何如何的为天所弃。不仅启如此而已。汤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亦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总之，无论哪一方，总是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须顺了天意，前去征伐。他们又是奉了庙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赏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无论什么事，都是与神道有关系的；与一个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战争，当然更与神道有密切的关联了。如果我们读着《甘誓》（约前2196年）、《汤誓》（约前1777年）及《牧誓》（前1122年）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气氛来，神的气氛是渐渐地少了，人的气氛却渐渐地多了。其为不同时代的东西无疑。不过，像《甘誓》、《牧誓》的写出，可能要比较晚些。

第二类 文诰书札 这一类《尚书》中很不少，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一类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讲范》。这一类的古代文书，在历史上都是极有用的材料，更有许多珍言训语，在文学上也是很可宝贵的遗物。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恳挚的告诫文书，《大诰》、《盘庚》中的文告，便是两篇反复劝谕的又严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 这一类《尚书》中较少，如《尧典》、《禹贡》以至《盘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记事（虽然不见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范》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之类。

综上所言，可知《尚书》的性质与内容是很不一致的。旧说《春秋》是纪事的，《尚书》是纪言的，《尚书》又何尝只是纪言而已。

三

有的人以为《尚书》中的最古文件是《尧典》。但《尧典》却明明不是尧舜时所作；它记的是尧舜时代的事，且篇首即大书曰若稽古帝尧，可见作此文者尚为离尧舜时代很远的人。（旧释：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完全是不通的。）最可信的最古的一篇文字乃是《甘誓》，但就其明白晓畅的一点看来，至少有后人改写的痕迹。《禹贡》亦是后人所追记。《甘誓》若果为夏启时代的作品，则此文之作，盖在公元前2196年，即离今约四千年。四千年前，中国之有那样简朴的文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埃及、巴比伦诸国，在这时期其文字已是很发达的了。再者，就甲骨刻辞和《盘庚》的文辞看来，在夏代而有《甘誓》的产生，似也是不足为异的事。唯甲骨文以前的文字，即夏代的文字，迄未被我们发现，我们只能将这篇文字作为后代人的记述而已。

《尚书》中最后的一篇文字《秦誓》，则写于公元前627年。

四

尚有《山海经》，也是很古远的书籍，相传为夏禹时代伯益所作。毕沅则以《五藏山经》三十四篇为禹书，《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为周秦所述，《大荒经》以下五篇是刘秀又释而增其文者。这书的著作时代确是非出一时的，但未必便像毕氏那么犁然可指的某篇为某时所作。他所谓禹书，也不可信。但最迟似不会过战国以后的；在汉时或更有所增加。

这部书是古代神话的总集，和《天问》同为古文学中的瑰宝。其中的人物，像夸父、西王母等，后皆成为重要的神人；而《镜花缘》乃更以其中禽兽人物出现于近代的故事中。像《山经》里的其中有鸟焉，名曰，食之宜子、有草焉，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中山经》）云云，更大似后来的《本草》一类的医药服食的书的说法。在《海外经》里，神话最多，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都是很伟大的神话的核心，可惜后人并不曾把它们发挥光大。

参考书目

一、《铁云藏龟》 刘鹗编，自印本。

二、《殷墟书契前后编》 罗振玉编，自印本。

三、《殷墟书契菁华》 罗振玉编，自印本。

四、《安阳发掘报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五、《历代钟鼎彝器款识》 宋薛尚功编，有明万历红印本，有石印本。

六、《愙斋集古录》 吴大澂编，有涵芬楼石印本。

七、《尚书正义》 唐孔颖达等撰，有《十三经注疏》本。

八、《尚书读本》 宋蔡沈撰，有通行本。

九、《古文尚书考异》 明梅撰，有《平津馆丛书》本。

十、《尚书古文疏证》 清阎若璩撰，同治六年振绮堂刊本，又《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一、《尚书后案》 清王鸣盛撰，有乾隆庚子刊本，又颐志堂原刊本，又《皇清经解》本。

十二、《今文尚书经说考》 清陈乔枞撰，有《左海续集》本，又《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 清陈乔枞撰，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四、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逸书》中，辑有大小夏侯及欧阳生诸人的《尚书》古训注不少。

十五、《山海经》有明刊本，毕沅注本（局刊本），汪绂注本（石印本），郝懿行校本（原刊本）等。《山海经图》也有明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