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川的真相是什么?“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下面和历史资料小编一起走进了解。

明朝末年，自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元年起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农民起义军经过十七年的发展，从弱到强，也几经淘洗，至崇祯朝灭亡时，仅剩下两杆大旗，一杆叫李自成，一杆叫张献忠。

他们俩算是推翻明王朝的罪魁祸首，当然，最后他们也没有摘取到最后的胜利果实，全给清朝做了嫁衣，相应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全成了清朝大军脚下的亡魂，延续了自古以来的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从没有站到最后的因果。

张献忠和李自成叱咤风云十多年，遗留下不少的历史谜团，从李自成在北京“拷饷”的七千万两白银的去向，到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出现，从李自成是否出家当了和尚，到张献忠是否真有屠川之举的争议，也算是用另一种方式名扬千古。

本文要说的就是张献忠屠川，从清朝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献大多都以张献忠有过屠川之举为主，但记载的最详细的却是一本由外国传教士回忆录形成的书籍《圣教入川记》，书中借两位传教士之口，描述了张献忠屠杀时的部分场景，摘取两段节选如下：

节选一：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节选二：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抛开书中所言的真假，先了解下书中为何能记载的如此详细?此回忆录的原文提供人是明朝末年来华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和安文思(葡萄牙人)，他们是由大西朝的礼部尚书吴继善推荐给张献忠的，理由是这两老外“才德兼优”。

张献忠因为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官僚体系中使用，授予他们“天学国师”的名号，其实，就是有职无权的顾问性质的官员。但不管是什么官职，他们在张献忠身边近距离待了近两年，因此，有了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部分事件的基础。

不过，利类思和安文思甘心进入张献忠势力体系中的目的可不是来做顾问的，也不是为了专门描写张献忠日常行为的，他们是想来传教的。明末以澳门为跳板，来明朝传教的传教士可不少，其中还包括著名的汤若望(德国人)、利玛窦(意大利人)等人。

这些传教士的终极目的，始终是在明朝建立教堂传教，并收集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情报，并传回教廷。当然，收集情报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传教，只有更加了解明朝，加以分析，才能从中间找寻传教的可能性，让天主教在东方扎根。

可从万历年间开始跟明朝接触，尝试在明朝建立教堂的可能开始，一直到明亡，都没有得到明朝允许建立教堂正式传教的许可，于是，在明朝危如累卵时，传教士们也在试图渗透到各个反抗势力中，想找到一些开明人士，支持他们传教，算是分散投注吧，张献忠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投奔张献忠之前，于1640年在成都建立过一座教堂，但并不是官方承认的，张献忠成为四川的主政人后，他们希望张献忠能允许他们扩大在四川的传教范围，可偏偏张献忠对此十分警惕，他乐于和两位传教士探讨天文、数学方面的知识，却明言不允许他们传教：

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唯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州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

张献忠直言天主教不适合中国，和中国的国情有冲突，建教堂传教就别想了，你们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想加强交流，可以，但张献忠是希望他们能多传些天文和数学方面的书籍来中国，人要来中国，就让天文学家来：

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

并且，张献忠也很直白地告诉他们，担心他们是间谍：

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不管张献忠是对异族天然的警惕，还是其人如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智识宏深”，总之，他们在张献忠这里打开传教突破口的希望破灭了。张献忠死后，大西军撤出四川，清军入川，名义上是大西朝官员的利类思和安文思被清军俘虏，随后押解到北京关押。

《圣教入川记》虽然是清朝灭亡后的1918年才正式出版，可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回忆录却是成书于1650年，他们当时正在被清朝关押中，奇怪的就是，关于在四川游历和张献忠麾下任官时的回忆录写完后的第二年，俩人就被顺治皇帝放出来了，并且，允许他们在北京东堂建立教堂。

张献忠不允许利类思和安文思传教，清朝的顺治皇帝允许，且紧跟着他们写完描述有大量张献忠残暴不仁、屠杀百姓记载的回忆录后，马上就允许，这中间是否有默契的交易?谁也不知道。

本人的理解判断，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杀人肯定不会少，至少四川的士绅和不服从的读书人估计是被杀光的，张献忠的军需大概就是从士绅们家中抢来，但要说杀光了整个四川的人口，却不敢苟同，起码，当时四川的东部，就有包括秦良玉镇守的石柱等地区都还不在张献忠治下。

且谁都能从《明史·流贼传》中清朝史官写下的那份数据：“(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中知道，张献忠大屠杀的数据肯定是假的，当时的整个明朝才多少人口?有没有二万万?何况四川一省?

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统计当时的四川人口数量，仅为18000多人，当时，距离张献忠被杀已经过去了38年，清军接收四川治理权也是这么长时间?难不成清朝30多年来一直在治理只有万余人的四川?值得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