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刘孝叔》原文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谍纷如雨。
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
平生学问只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空斋卧空甒。
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
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
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
吴兴道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
自从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
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
去年相从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
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
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苏轼诗集:寄刘孝叔鉴赏】

刘孝叔名述，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熙宁初任侍御史，弹奏王安石轻易宪度，出知江州，不久提举崇禧观。苏轼所谓白简（弹劾官员的奏章）威犹凛，青山兴已多（《刘孝叔会虎丘》）即指此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苏轼赴密州任途中与刘孝叔等六人会于吴兴，著名词人张先作六客词，成为文坛佳话。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苏轼作此诗，对王安石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并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至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初即位，鉴于宋王朝同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当然是夸张写法；但熙宁七年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熙宁七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可见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扬子鱼）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聚集。团未遍指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指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赋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指手实法，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搜求挑取）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恻怛）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凤将雏》是汉代乐曲名。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自己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比数：相提并论）；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旱蝗相仍，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赋》），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乃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我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我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吗？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遣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厕身渔钓；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簪组）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自己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圜说，去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自己定（逝通誓，表示决心之词）将弃官，到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之大道。或进或退，自己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初祖指初传禅宗至中国的达摩。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自己的指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竽，自然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之州呢？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个人处境既是这样艰难，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叫做变化不可纪极，这就叫做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讼牒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喻任知州，读起来反觉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字数：2725

作者：曾枣庄